二 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1941年春夏，毛泽东向国际派进攻的部署已基本就绪，他的关注目标转向了外部，这就是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和远方的莫斯科，毛需要判断清楚蒋介石和斯大林可能将作出的反应，再最后决定自己的行动。
在中国历史屡次的朝代更替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类的故事曾多次重演，毛泽东在抗战前期对蒋介石的策略就堪称是这类故事最成功的范例。1937年秋，毛以中共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暂时向蒋介石作出妥协的姿态，赢得整军修武、巩固内部的时机。即将展开的延安整风，就是毛利用国共合作局面加速整饬内部的重大举动，毛要抓住时机，先行打扫自己的后院。
在八年对日抗战时期，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可大致划为两个阶段。1937—1940年，可称上是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阶段，194O年后，则是从妥协走向分庭抗礼的阶段。在1937-1940年，毛泽东为了发展中共军事实力，不图虚名，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使中共的力量，尤其是八路军的实力，在两三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中共实力的壮大，毛泽东不愿意再继续扮演「勾践」的角色，他要和蒋介石一比高低，让中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1943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复观（当时名徐佛观）说：「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1]
「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让蒋介石承认中国有两个「太阳」，绝非易事，至少要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太阳」。然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的「太阳」一决雌雄。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不懈努力，到1941年。一切都水到渠成，形势对毛十分有利。
从陕北的外部环境看，中共军队与日军基本处于胶着状态，自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那种震动全局的大规模战斗，此种情况正可使毛泽东腾出手来将大批干部调来延安学习。加之日军距中共腹地陕甘宁边区比较遥远，毛完全可以利用这局部和平的时机，加紧整肃内部。
对于国民党，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然而，毛有充分的把握，确信蒋介石不敢在苏、美、英三国的压力下，冒险进攻陕甘宁边区。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特机构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随时可将蒋介石的动态提前报知延安， [3]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范。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根本无法插手中共内部的斗争，蒋介石虽乐意看到中共内部自相火并，但只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毛泽东对蒋介石知之甚深，他对蒋介石的估计基本符合实际。四十年代初，国民党虽然对中共内部的矛盾知之甚详，但在整风运动期间、国民党始终处于旁观的立场。
作为中共老对头的蒋介石，自二十年代末以后，一直高度重视刺探中共内部情报。国民党获知中共情报的主要渠道是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自首人员。自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共产党后，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逐渐调整镇压中共的政策，将对共产党员的肉体消灭与胁迫反省、自首相结合。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统计，从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国民党抓获的中共党员共4，505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国民党捕获和向当局自首的共产党员约两万四千馀人，办理「自新」手续的赤色群众三万人。[4]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国民党逮捕，旋即自首；同年10月，继任书记盛忠亮也被捕，投靠国民党。从李竹声、盛忠亮等被捕、叛变的中共干部那里，蒋介石获知了在中共党内存在着留俄派与老干部派的尖锐斗争。由共产党变节分子李士群、丁默郊等主办的《社会新闻》、《现代史料》也向社会公布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材料。[5]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获知中共内部情况的最重要来源，是1938年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高级领导人张国焘。蒋介石从张国焘那里，完全掌握了1937年后有关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等意见分歧的情报。
蒋介石获取中共情报的另一条渠道是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观察员。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在中共首府延安派驻了国民党联络机构和联络参谋。在中共情报及反间谍机关的严密控制下，国民党驻延安观察员虽无从获得中共重要机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观察之便，捕获到中共若干战略性的信息。五十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及海外的徐复观曾在1943年作为国民党联络参谋驻延安近一年。徐复观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皆有接触，对中共励精图治留有深刻印象。 [6]1943年10月下旬，徐复观返渝后，在与侍从室、军统局高级人员交谈时，「历述延安荒谬狂悖之情形」，认为对中共问题「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徐复观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见书，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受到蒋氏的重视。蒋介石曾在徐复观意见书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7]
蒋介石虽然大致了解中共内部的矛盾，但是他除了隔岸观火之外，别无其它选择。蒋介石十分清楚，他对中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从蒋介石的内心而论，他也只会对即将发生的中共内部的整肃斗争兴高采烈，蒋介石实在希望中共因毛泽东与王明等冲突而四分五裂。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态完全把握，他虽不时电示在重庆的周恩来与蒋介石周旋，但是毛在1941年并没有将蒋介石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毛更重视的还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态度。
上940年2月后，随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斯科就已经没有正式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此，莫斯科与中共间的联络，基本上就由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电台和苏联派驻重庆和延安的机构承担。
在这一时期，苏联获知中共情报的渠道主要有五条：
一、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及苏联塔斯社驻上海分社。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情报工作除了收集侵华日军活动及国民党各项动态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与美国联系的情报。1942年苏联情报机构与重庆军令部第二厅联合创办「中苏情报合作所」，苏方派有几十名技术人员参与其事，主要负责收集沦陷区日军情报。苏联并通过驻华大使、格伯乌中将潘友新及驻华武官罗申，与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驻上海地下组织保持秘密联系。苏联并在上海创办中文刊物《时代》，由老资格情报人员罗果夫领导， [8]主要搜集日本情报，但也通过刘晓、刘长胜、潘汉年间接了解中共活动情况。
二、苏联驻兰州的外交和军事代表处。抗战开始以后，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物资输人中国的交通枢纽，苏联空军在兰州设立了机场，为此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办事机构。该机构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紧。中共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苏共提供过若于中共内部情况的情报。[9]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档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局、南方局的会议记录。[10]以后担任苏联驻延安观察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孙平），在1938—1940年曾出任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的副代表。
三、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从1934年起，苏联利用盛世才将其势力大规模渗入新疆，在新疆全省境内派驻大批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苏联红军「红八团」长期驻守哈密。斯大林为长期控制盛世才，邀其加入苏共，但不允许盛世才参加中共。[11]苏联情报机构在新疆有极广泛的活动，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动情况及中共中央内部情报。
四、苏联驻延安联络小组。1939年后，苏联在延安即设有联络人员，从1942年5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组和塔斯社记者身分任联络小组负责人，该联络组实际上是斯大林派驻延安的情报机构，有电台译电员、医生等五、六人。
五、苏联在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报网。参加情报网的中共党员由延安派出，但一般不与中共直接发生联系，主要为苏联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
苏联虽然通过在中国派驻的上述机构，积极搜集中国情报，但由于1940年欧洲战争形势日益尖锐，苏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关注欧洲战场和苏联国内的战争准备事务。
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对于中共内部三十年代中期后的变化，即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及逐渐控制中共，总的说来，是乐观其成的。尤其从1938年起，中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当然了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师、共产国际前东方部部长米夫已在1938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并不准备对王明施之以援手。只要毛泽东在涉及苏联等问题的立场与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愿对延安说些什。
但是到了1941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发现，已经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而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卫苏联、支持苏联等重大问题。毛泽东采用拖延、回避、指东道西等种种方法，拒绝出动八路军进攻驻扎在华北和中蒙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初至也43年，莫斯科曾多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中共在防止日军进攻苏联问题上与苏军协调行动。莫斯科并且具体要求毛派出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12]
对于斯大林所有这类要求，毛泽东均未作出肯定答复，而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斯大林实在小看了毛泽东，他怎么会做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国际主义」的大话「套」毛泽东，他就是不上钩。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发现，毛泽东原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
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斯大林，却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自己绝不能意气用事，虽然在涉及中共军队和其个人领导权等基本问题上，毛坚持己见，绝不让步，但在其它次要问题上，毛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主动向斯大林示好，争取斯大林个人对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激起中国朝野强烈的不安。三天后，中共通过新华社正式发表意见，称赞该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并且对苏日声明中有关「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的说辞予以充分理解，宣称苏联此项举措「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举，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13]
1941年6月，受周恩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身分在重庆活动），探悉希特勒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周恩来立即将此情报电告延安，毛泽东迅即电告斯大林。 [14]事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15]
毛泽东除了向斯大林及时通报中国战场有关情况，还十分重视和苏联驻重庆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毛的关照下，周恩来经常约见潘友新、崔可夫、罗申，交换对国内政局的意见（苏联驻重庆外交官在向莫斯科汇报中国政局时必须坚持「阶级立场」，苏驻重庆使馆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国国内社会舆论对中共的批评而受到苏外交部的严厉指责）。[16]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在延安与弗拉基米洛夫进行长时间的晤谈，试图吸引苏联驻延安代表对毛的主张的理解与好感，并通过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传送有利于自己的信息。[17]
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态皆出于一个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强自己在中共中央内的地位，在即将向留苏派发起进攻时，麻痹斯大林。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现在斯大林已陷于战争的泥沼而无暇东顾，莫斯科鞭长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驻延安的「眼线」虎视耽眈，紧紧盯住毛泽东，那也无济于事。毛泽东将立即采取行动，对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实行远交近攻：铲除其在中共党内的门徒，而仍将斯大林奉为门神。
[1]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9。
[2] 1939年后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密切注意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共进攻，经常提醒中共负责干部作好国共关系破裂的最坏打算。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4。
[3]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系统：一、以康生为核心的中央社会部；二、以周恩来、李克农、吴克坚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敌后委员会（吴克坚情报系统）；三、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沪、港情报系统（华南情报局）。康生具体协调这三个情报系统，然而周恩来因长期在国统区担负党的最高领导，他也对全党的情报工作负重要责任。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康生副之。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67－68。周恩来、李克农在国民党各重要机构、各地方实力派中建立和发展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周恩来、董必武于1938年初派遣熊向晖打人胡宗南部。熊逐步获得胡的信任，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将许多绝密情报报送延安。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22-23、25。中共党员王超北（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的岳父）及其部下在1938年后也一直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参见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19-20、47、70－77。王超北于1962年以「内奸」罪名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文革后获释。属于吴克坚系统的沈安娜从1938年就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以其速记特长搜集大量情报，国民党在此阶段召开的历届中央全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所有秘密都经沈安娜报送延安。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35年2月21日），载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3辑（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页1；另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页260。
[5]《社会新闻》的创办者为原中共自首人员李士群、丁默村。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共，1927—1928年曾在苏联接受「格伯乌」的训练，返国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迅速转向，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奉陈立夫之命，李士群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兴书局编辑《社会新闻》。《现代史料》1933年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其幕后主持者也是调查科。
[6]徐复观：〈刘少奇平反与人类的良知良识〉1980年3月4日），载《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页218。
[7]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8、386注释1。
[8]罗果夫约在抗战初来华，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情报工作，1941年8月在沪创办《时代》，次年11月创办《苏联文艺》，吸纳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参加编辑工作，计有姜椿芳等。罗果夫于1949年10月1日以塔斯社驻华记者的身分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9]参见伍修权（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回忆与纪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168。
[10]裴桐（前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一九五六年赴苏联接收档案追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11] 1944年12月19日唐纵与盛世才的谈话，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478。
[12]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55、72；另参见《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3-15。
[13] 1941年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苏日中立条的〉发表声明，宣称东北三省及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决不承认第三国之间妨害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沈钧儒、王造时等知名人士欲在报刊公开发文，对〈苏日中立条约〉表示遗憾，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作罢，但知识界对苏联的怀疑并未真正化解。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203。
[14]阎宝航五十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其子阎明复长期担任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俄文翻译，八十年代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年因「六四事件」解职，现任中华全国慈善总会负责人。文革期间阎宝航父子均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囚于秦城监狱，阎宝航病死于狱中。参见《周恩来年谱》，页507。
[15]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6]据崔可夫回忆，自他于1940年底赴重庆履任后，即与周恩来、叶剑英有密切的接触。参见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页49-50；《周恩来年谱》，页473、485。另参见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和〈外交官笔记〉，载俄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6期。
[17]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