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国策，所以在我这个已入古稀之年的年龄段里，膝下只有一个孩子的并不多见。当年由于夫人身体不佳，生下孩子后20来天，得了严重心脏病，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报了病危，差点要了她的小命；于是下定决心这辈子只能要一个孩子了，后来随着国策的大张旗鼓，我们竟然成了开封市计划生育模范，先进典型，披红戴花，还上台受奖(奖一条人造丝彩色被面)；
在那年代，人们的工资普遍都低，我们两人每月总共才950毛(我这个60年代初的大学本科生，月工资525毛，保持了18年，改革开放后才得到了提升)，靠这点钱养家糊口，还每月铁定要给两家的老人寄点，生活肯定，捉襟见肘，可想而知日子的艰辛了；令人快慰的是孩子却长得健康，漂亮，聪颖，人见人爱；穷有穷的过法，平时由于夫人的运筹惟握，精打细算，小日子过得可算得上夫唱妇随，其乐融融。
夫人的身体刚好不久，让人揪心的事又来了，孩子4岁那年，得了一种怪病---紫癜，吃药打针不见效，不仅紫癜反而扩大增多，而且还经常吐血丝，到处求医无效，连北京儿童医院的大夫都说“大概还能活一年”！后来在北京姥姥家，巧遇了一个在中药铺工作的杜老中医，整治开方 ，几年里吃了一千多服中草药，几乎每天一服；也是这小东西造化了，命大，吃药时很乖，不用大人哄，也不要糖骗，那味如黄连的汤，天天“一海”，他总是一饮而尽，从不叫苦。因为有病，整天呆在家里，他姥姥就教他识字，他4--5岁就能朗读“希腊神话”(肯定不懂意思啦)，最近几年所说的神童也不过如此吧。几年后报名上小学时，他竟能拿着一本“高玉宝”小说参加入学面试，可任意翻开朗读，学校不信，还找来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他照样能顺利朗读(但不懂意思)，惊呆了所有“考官”。
我女儿她舅舅，既是个帅哥坯子，早年祖上从山东逃难到江西樟树定居，身体结实挺拔，1。78米高的山东汉子；又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就考取北京师范学院，是北师院话剧团的成员，台柱子，曾演过话剧“雷雨”中的周平，和一些外国话剧中的反派。年轻时嗓音很好，委婉深沉雄混宏亮，很爱外甥女，常教她唱歌，识字，看书。我女儿生病时全靠她姥姥和她舅舅，因为我们不在身边，深更半夜送医院，春夏秋冬都如此。
可惜的是她舅舅后来没有向话剧方面发展，要不，现在可能是个家喻户晓的明星了，他的同学现在是全国很有名的啊。经过几年治疗，奇迹终于出现了---孩子的病已痊愈。拣回一条小命，她舅舅姥姥功不可抹啊，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位杜老中医的。
因为长期吃中药，小家伙虽落了几颗”塑料牙”。 几年里却出落得一表人才，由于我们的教育辅导和他听话，努力，均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初中，考入高中；因为文革后，社会比较混乱，女儿学习成绩好，又出落得一个好模样，很多男同学追求。所以，我用转学防止早恋，不等她熟悉同学情况，一年就转学了，初中换了两校，高中换了三校，转学考试也是提高和锻炼啊，使她在运动中成长。所以，开封的高中名校，几乎全是她母校，很多高才生，都是她同学。
在高中毕业前，孩子的衣服全是她妈买布做的，或用大人的衣服改的，从来没有买过成衣，孩子也很懂事，知道家里经济不宽裕，从来不攀比。不料，她竟成了周围邻居和同事们用来教育自己孩子的“楷模”，直到现在，她当年的小兄弟，小姐妹们还这样埋怨：“因为你，我们小时候没有少挨我父母的打骂！”。
她舅舅在北京，一个中学的高级教师，教的是历史，要求她去北京他所在学校上高三。
高考了，她舅舅从北京特地赶到开封陪考，考完历史出场，她对舅舅说：舅舅我给你磕头吧！分数公布，最好数学，最差地理。语文，数学，英文，政治，历史，地理，六科，总分512。当年北大英文系在河南只有一个招生名额，于是她进入武汉大学英文系。同事们都这样对我说：“你宁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孩子捏成了” 。
两年后，武汉大学为全国高校双学位试点， 双学位，两个学士学位等于一个硕士学位。我鼓励她再读一个专业，世界经济，我说：外语，只能作为自己攀登科学高峰的工具，不能作为人家的工具，作为人家的工具，最终是个职业翻译而已；你再读一个专业，那么，英文专业的同学比不过你有世界经济专业，世界经济的同学比不过你有英文专业，你能说能听能写，你的竞争力就很强。她采纳建议读了两个专业。
女儿出国，我调任开联，当厂长后。因为企业与国外技术合作，我有幸多次到过欧洲一些国家，主要是德国(当时的东德，西德 。到过西德的30多个城市，把个小小的西德几乎跑遍了；到过东德的2--3个城市；拆了柏林墙后还去了几次呢，) 和法国(到过巴黎等4个城市) ，考察了很多工厂和设计研究机构，结识了很多外国朋友，先后被邀请到了近百个朋友家里作客，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我们还无法与之相比的辉煌和技术成就。我虽不可能会落到“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园”那种盲目崇拜和痴迷程度，但却不知不觉的萌生了让孩子出国深造，掏金的念头；随着我出国次数越多，到过的地方和看过的东西越多，这个念头就越强烈，越迫切，越坚定，决心就越大。全然，就不顾孩子的意愿了，一再给孩子讲国外的所见所闻，引导他好好努力。哪个父母不是望子成龙啊！不都是为孩子好吗？由于孩子自小就很懂事听话，所以近乎强加给她的“留洋路”也欣然接受了。
孩子大学毕业，自然便按既定方针(我的指令)，学校分配她到南方深圳大城市，她放弃了分配，却回开封 市一个百十来人的集体企业，一呆就是2年，考托福，准备出国。用她自己的话说：“整天与这些老头老太在一起婆婆妈妈，我都快忘记我是谁了！” 。后来，她接到加拿大某大学的录取通知文件。正在北京开会的我，当接到孩子的电话信息时，大有“终於如愿以偿”的兴头；于是她自己办理签证，我们为她整备行装，因为实在没有银子，向同事借了一点，自己再翻箱倒柜，倾囊一助，可怜！总共才给他换了2000美元，寒酸哪！我的女儿就这样走出了国门。
几年以后，孩子拿到绿卡，从学校出来，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定居加国；我们退休后来加国探亲，要为我们申请移民。由此，我在加拿大多住了些时日，就一头扎进了这个“洋插队”的队伍里，进入我在国内，德国，法国经历的不同层面，慢慢开始看到，听到，亲身经历到他们中间的很多艰辛故事，真正了解了这班“少数民族”的心声和处境，开始体谅他们的难处，并为他们的艰苦创业，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一往直前的毅力叫好，他们在这里经历的，实际上和国内当时的“上山下乡”几乎一样苦，所不同的只是环境和周围的人群。
在国内我并不知道这支队伍里的许多故事；在德国，法国因为我身份的特殊，所认识的朋友也几乎都是德国商界名流，地方政府官员，地方社会名流，和分公司经理或企业的高层管理干部等，自然到处阳光灿烂，灯红酒绿，莺歌燕舞，异彩照人，整个社会的负面东西，我可全然不知，。
后来女儿告诉我们在这里边打工边上学的艰苦实情，对我如雷轰顶，她端盘子什么的都干过，竟然还要一天打两份工。於是我开始后怕当年让孩子出来的盲目性，从心疼到暗暗的自我忏悔，心里总有一种“好险哪！” 的后怕感和对孩子的负疚感。要是当年留在国内发展，我想不会吃那么多苦的，挣的钱不会比现在少。试想，一个女孩子提了行李，离开父母，背乡离井，身上只有2000美元，来到异国他乡，实在有点冒险！不放心。
好在她到多伦多时，有我的大学铁哥老赵的女儿阿红接机，在阿红家住了几天，便搭火车去学校了。到学校报到后，她钱袋里所剩无几，住房吃饭都成问题。为了能多赚点钱，她花了20元加币买了一辆自行车，又拣了一根车锁，在另下20几度的天气下，四处奔波，有自行车，能走得远点了， 能多赚点钱，靠端盘子，一天打两份工，买了二手车子。
加拿大移民局规定，没有绿卡，打工是违法的。如果，当初不能及时拿到绿卡，没法打工，无钱住房，吃饭，无钱交纳学费，我这个盲目决定的后果就严重了，不敢深想。
现在可以告慰和庆幸的是：孩子尚具有极强的生存本能---奋斗精神，环境使人得到了锻炼，靠2000美元闯荡江湖，站住了脚跟，不容易！。最后，让我给孩子说一声“孩子，你吃苦了！如果让老爸给你重新决策一次的话，决不让你出来！决不！因为太让人揪心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