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当学生[二]

    中学的板凳还没有焐热，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股带着邪恶的红色风暴，肆意的横行着，经历过最触目惊心的惨烈之后，社会失去他原有的持序，学生们象沙砾一样散落在高压下的真空带里。过江带着他的笛子参加了学校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绚家庭出身不好，理所当然的逍遥在家。

    有一天晚上，绚听到楼下有红梅赞的笛声，她好奇的探头往下看，只见过江躲在树后面向她招手，嘴里小声的喊她下来。原来过江特地来告诉绚，学校里马上要搞招工了，是市里最好的军工企业，希望绚赶快到学校去看看。

    第二天绚回到了学校，果然来了很多同学，都唧唧喳喳的议论着关于招工一事，十五，六岁的孩子们都在为自己将来的命运担忧。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都被打倒，工宣队进驻进来，掌管着具体事务。段老师自然加入了领导的行列，他带着红袖章到处走着，他看到绚也站在操场上，就走了过去，满脸瞧不起的说，“你也来学校复课闹革命，也关心招工的事了？先回家想好自己的阶级立场，等着下放的通知。”绚在他堆满假笑的脸上看到了，一个虚伪的老师，一个有两个哑巴儿子的可怜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过江走了过来，“为什么不能争取，这次就有一个可以改造好的黑五类名额。”也许过江身上那套褪色的黄军装，对段老师有着无形的威慑力量。他虚假的点着头，口里念念有词“有可能，有能。”就一步步的挪开了。

    书是读不成了，以往引为骄傲的成绩单刺眼的摆在抽屉里，绚一张张的把它们撕碎，她打听到这次招工政治要求很高，年龄要满十七周岁，自己是沾不上边的。她每天买菜做饭干家务，让被红色风暴吹得无招架之力的父母，吃到一口现成的饭；大街上铺天盖地的革命标语象沉重铅块，压在人们绝望的心里，拖着这个世界没有尽头的滑下去。绚还是很快的适应了这轻飘飘的逍遥的生活，每天去一趟菜场，合理安排不多的钱，买回的菜还能变上几个花样，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悄悄的传着书看，等待着逃脱不了的下乡插队落户的命运，只是有一种很要紧的东西在她心里渐渐的谈去。
 
    学校里的招工已经结束，欢送会上那些幸运儿们穿上簇新的工作服，意气风发的走向新生活，他们象一锅汤里漂着的点点幸运油花被撇走，离开了沸腾的锅中。油花过江对自己好运仿佛有种歉疚，常用攒下的夜班补贴换成几个包子或发糕，悄悄的给绚送来，有时还带着一牙缸菜汤，外面包着毛巾热呼呼的从自行车后架上拿下来，兴致勃勃的说着厂里的事和一大堆学校里的小道消息。

    逍遥的生活总有结束的一天，学校里召开了下放动员大会，强硬的宣布了每个人必须带着自己的城市户口，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唯一的自由就是可以挑选所去的地区。面临着即将来临的下放，绚并不太害怕，死水一般的生活总算有了尽头，她选择了山区，在青山绿水之中讨生活，可能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慰籍，那儿也许会比一望无边的平原，少几分绝望的贫困。学校里把报了名的人分成几个不同的小组，以前都没有说过话的同学今后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了，绚在的小组是最大的一个，老师说这个小组去的生产队是最靠大山里面的，到达那个地方有二十里的山路要走；又有人说那里远离血吸虫区，走就走吧，逃离这冷漠无序的城市。
 
    出发的日子近了，同学们互相串着门，想着还哪些东西该带下去。一天绚从外面回来，过江已在门洞里等着她了，他在厂里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到外地去演出刚刚回来，特地过来告别的。过江拿出一个纸包递给了绚，她打开来看见是一件旧的军装，过江轻轻的说，也不知你喜不喜欢，带上它多一件替换的衣服。绚知道，那件旧军装在很多人的眼里，是血统高贵的象征，她也曾羡慕过那飒爽英姿的少年风采，可现在不一样了，有一种痛在她的心里慢慢的稀释了，被麻木和简单的快乐代替着，原来日子也可以这样的过下去。绚说了一声谢谢，她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穿的，也许会送给一个需要的人吧。

     绚目送过江的自行车消失在昏暗的路灯下，凉风又紧了起来，她手里攥着自己那张城市户口，后天1968年10月30号，就是出发的日子了，她已经不属于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