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先生虽没因文入狱，可文章所受和当年的李敖禁书不相仿佛；整个互联网对其封杀、毁谤的力度也直追当年何新所受的待遇；何新、李敖早已名扬天下、文章传世，黎阳这个当代的鲁迅什么时候才能有只 自由的笔呢？
---------------------------------------------------
黎阳：如何看毛泽东时代
十二、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
---------------------------------------------------
十二、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
1、反右
反右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时代背景：1957年。“准战争年代”。美国的封锁禁运包围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绝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握手。美军长期进驻台湾。两年前的1955年，中国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对中国搞核讹诈。一年前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苏分歧开始。匈牙利事件爆发。国内剿匪尚未完成。——总之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大环境”。
右派的核心主张：
——“党派轮流执政”。
——“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回来。”
——“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
——“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
——“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
……
结论：“准战争年代”。美国的核讹诈阴云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迹未干。公然闹着让共产党下台——大敌当前窝里反，这叫什么？这叫政变。这就是问题的性质：战争期间的政变。
且看这一段文摘：“对于中国新政权到底‘能撑多久’，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曾经做过一次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政权在未来五年内没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会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按美国国务院1949年的估计，美国的封锁禁运将为中共政权在五年之后“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1949年的“五年之后”是1954年——离1957年只差三年，正属于美国人估计的“五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这一期间。也就是说，右派的政变正发生在美国人预期的时间内。美国人的结论：美国当初的预计准确。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有效。共产党政权即将垮台。结果：坚定了美国通过封锁搞垮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加紧封锁。后果：增加中国饥荒年代的困难。
有人说：不对，右派在是帮共产党整风。是你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
这就如同展销会闹成了哄抢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让你来参加展销，没让你来聚众抢劫。你能说因为一开始是你让我来的，所以你无权拘捕我？你能说抢着东西的是少数，所以其他参与起哄推挤的人就不能算涉案？
战争时期闹政变，该如何处置？
当初国民党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杀绝共产党”——那时共产党还不肯抓枪杆子，还避免闹暴力。4·12发生地上海并没有什么工农“过激行动”。共产党正跟国民党并肩战斗闹北伐，没有提出要国民党下台。一句话，国民党是因与共产党政见不合，立刻动了刀子。
如果共产党也按国民党1927年对付自己的手段来对付1957年的右派政变，那会如何？——既然是“准战争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紧急状态”为根据“军法从事”。——毛泽东这样做了吗？
有人连篇累牍说共产党如何如何残暴，右派家属如何如何受牵连，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
——先看看杨开慧亲属的这段回忆：
“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评论：右派家属遭到过这种待遇吗？
——再看看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这段对徐海东的采访：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
……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
评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如此事实面前，咒骂毛泽东对右派“残暴”、“株连家属”的哭天抹泪是不是有点太软弱无力、太虚伪了？
“伤痕文学”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右派们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无辜，多么的“无害而可怜”。然而文学中的优美进了现实就未必了。说“无害而可怜”，一旦大权在握立刻凶相毕露，“铁面”、“铁腕”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有企业重组”、“出卖国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MBO”、“扩大内需”、“公务员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取消社会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腐败有利论”等等“理论”全是在这一时期出笼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成风、造假成风、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剧烈激化、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等等令中国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现象全是在这一阶段形成气候的。号称“清廉”，实际呢？手下金融大将个个巨贪，老子当头号大官儿子当头号买办——一个当婊子一个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双收，虚伪透顶。对内一副凶神恶煞“经济沙皇”的“铁”样，对外呢？不但“铁”不起来，而且软烂如泥，奴颜婢膝送上门去求人“消气”——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首脑（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战败国！）却主动跑到别的国家当众宣布供人家“消气”，这简直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如果不是无耻到家，怎么可能干出如此丧权辱国的勾当、如此心安理得而且还如此兴高采烈？这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以堪称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而载入史册。下岗工人的评价：毛主席当年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让当年的右派现在有机会回来搞阶级报复。——整个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
当共产党在爬冰卧雪浴血奋战时，“精英”们舒舒服服地远远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观，顶多不疼不痒地吆喝两声。等共产党打下天下，他们马上跑来伸手要这个天下：我是“精英”，“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茅于轼），所以你流血牺牲打下的政权应该归我。给就是“民主”，不给就是“独裁”（——又是那套“用虚的捞实的”把戏，用一句虚的“民主”白捞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权。）毛泽东没答应，于是就“罪恶滔天”，就一切都被丑化，就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无非要“证明”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没有遵循“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恶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说事，污蔑毛泽东，不过是“继承先辈遗志”，继续玩弄“以虚捞实”的把戏，将诈骗进行到底。
那么“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也是对的了？当然不对。不但不对，而且是阴谋，大阴谋。反右是阳谋，“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是阴谋，是阳谋中的阴谋，披着阳谋外衣的阴谋。毛泽东只决策了反右，而具体安排、制定标准、规定执行细则的是“八大”后刚刚上任、急需“政绩”的书记处总书记。搞“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对他有好处：第一，创造了“政绩”——抓了右派多少多少万，成绩大大的。第二，先制造冤案，再甄别平反，最后来个“一风吹”，受害者便以为让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泽东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标抓右派”的人——人家后来给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见是好人。所以对他感激涕零，而对毛泽东永远耿耿于怀。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这么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离间了知识分子和毛泽东，自己乘机邀买人心——难怪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总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泽东头上扣。第三，暗暗夺权——“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制造大批冤案的后果是从此人人自危，党内普遍的教训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不管正确与否，千万不可得罪党组织内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功德。）刘少奇的“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党员的金科玉律——当“工具”不够，当“驯服工具”还不够，还得加上个“自觉”，当个“自觉”的“驯服工具”才合乎要求——这样一来，一切都由直接掌管党务的说了算，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立刻说话不算数了，不管发现什么问题、有什么指示，不经过主管党务的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就一概行不通。党政实权便名正言顺地落到了掌管党务的副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年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搞“共产风”、“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歪风时不管怎么打招呼怎么批评都不管用，连开了八届六中全会纠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贯彻不下去：谁也不敢得罪主管党务的刘少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明知“浮夸风”、“共产风”不对，但只要刘少奇坚持，就谁也不敢违抗。这才是“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的真正后果，所以说这是阴谋，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泽东，架空毛泽东，自己乘机夺权。“第二司令部”就这样悄悄形成了。
2、“饿死三千万”
“饿死三千万”是个非同小可的罪行。既然涉及犯罪，那按“精英”们声嘶力竭鼓吹的“法治”，应该先“无罪推定”，再出示证据：犯罪事实、犯罪动机、主谋、帮凶、策划、实施、是否包庇凶手……一切都必须以板上钉钉的确凿事实说话，而不能以含含糊糊的蛛丝马迹、凭空的想象和推断充数。——“精英”们既然那么关怀黑社会头子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那涉及毛泽东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时至少也应该“一碗水端平”。
“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出处何在？证据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显然是人云亦云。能够确定的事实是：“三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的确饿死了人。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是吴芝圃，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饿死人的原因并非无粮，而是夺粮——这两个省负责人先虚报产量显示“政绩”。为了保护“政绩”，把民间的口粮调走充数，导致老百姓挨饿，并对上封锁消息隐瞒实情，对实际情况置之不理无动于衷，最终造成大批人饿死。——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缺粮导致挨饿”与“夺粮导致饿死”。
“缺粮导致挨饿”不一定就“饿死人”，不能确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夺粮导致饿死”则已经饿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毛泽东参与了“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中央文件？书面指令？口头命令？暗中鼓励？事后包庇？恰恰相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见到的倒是如下事实：“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这二人都因“夺粮导致饿死”而受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厉指责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去世后）又都被“平反”，而且评价极高：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李井泉则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夺粮导致饿死”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却包庇了罪犯。谁包庇的？显然不是毛泽东。能把“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栽到毛泽东身上吗？
“缺粮导致挨饿”是谁之过？“反反冒进”、“浮夸风”、“高指标”、“一平二调”、“共产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么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呢？
网友“数学”的文章“关于‘亩产万斤’评价一下思闻和天父的材料”和黄岭峻先生的文章“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资料，很能说明问题，故不惜篇幅全文附后。（附录一、附录二、）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足以说明一切。故也附录于后（附录三）。
根据这些资料，充满“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浮夸风”的宣传集中发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这三个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切是毛泽东的布置或授意。（拼命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就是如今大骂毛泽东、鼓吹“自由化”的胡绩伟——从“极左”跳到“极右”，这就叫无耻文人。）事实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倾向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无效。开了郑州会议专门纠偏，无效。最后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纠正亩产万斤的错误和“共产风”的错误。也就是说，从出现问题到开中央全会正式下文件纠正问题一共六个月。而那些弄虚作假的数字都是来自下级的汇报和“专家”的“论证”。如果说毛泽东有错误，那就是在一开始某些场合对来自下层的若干汇报和“专家”的“学术见解”将信将疑，没有立即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换句话说，毛泽东的责任是最多三个月的“纠正不力”。（厉以宁在“强国论坛”里承认“改革”“工作中的经验不足”、“在改革中我们忽视了一些问题”、“我们当初的认识有局限性”——对毛泽东近三个月的“纠正不力”，“精英”们大肆喧闹了近三十年还没完没了；而对“精英”、“专家”、“学者”们近三十年的“问题”、“经验不足”、“局限性”却不准有人们有哪怕一分钟的质疑，否则就是“否定改革”。这一对比就能明白什么叫“虚伪”，什么叫“无耻”，什么叫“颠倒黑白”了。）
十七大辅导材料“中央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里有如下一段：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八大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较大调整。”
“（一）中央委员会除设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并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
“（二）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分开。八大修改的新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而改称为总书记。这样，就将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分开了，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分开了。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
“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他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用中央的名义。1958年，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说得更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那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并不都在北京，非重要会议一般也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综合这一切可以明白如下事实：
1、1956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迷信”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也有所反映，开始分“一线”“二线”。中央书记处算一线。毛泽东开始退居“二线”。“中央日常工作都由书记处负责”“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一切具体工作的部署安排实施，包括反右、“大跃进”、“一平二调”、“对苏联提前还债”等等均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经办。
2、邓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就是说，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活动均由他负责，包括经济活动。
3、1958年“浮夸风”最烈的6月至9月，毛泽东正忙于部署8·23炮击金门，要忙于对付美国，要忙于对付赫鲁晓夫的“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以及接踵而来的中苏分裂，再加上思索打破美苏两霸冷战的包围等战略大计……这么多、这么大、这么紧急的事要办，未能及时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共产风”事出有因。
4、1956年起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和1959年起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属于刚升到“一线”的“新官”。最需要拿出“政绩”证明自己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需要通过1957年的“按指标抓右派”和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来显示“政绩”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50年代初到1956年八大前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线”“二线”。那几年中国建设发展平稳迅速，成就举世公认。毛泽东并不需要搞什么异想天开、轰动一时的“政绩”来证明自己。1956年八大分了“一线”“二线”之后就不同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接手“一线”的邓小平、刘少奇从1957年起是一年一把“火”：1957：“按指标抓右派”。1958：“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9：“反右倾”。此外还有“提前还债”——“小平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提前还债。80年代小平会见苏联代表团，还自夸说当他主持总书记工作期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外债。”“在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穷的四川省上缴粮在全国排列前茅，为小平主持总书记期间提前还债立下汗马功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1956年分了“一线”“二线”、毛泽东不再亲自主持“一线”工作后立刻出了那么多邪门的事——“按指标抓右派”、“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新上任的“一线”领导们的“政绩工程”。
有人说：毛泽东是最高领导。即便书记处是“一线”，具体部属了一切，那也是毛泽东的责任。
毛泽东并没有回避责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把责任兜到了自己头上。但毛泽东的责任是一时的“纠正不力”而不是“罪责”。
拿破仑说：
“一位统帅因为执行了远离战区、未明战事近况、或根本不知战况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在战斗中铸成错误时，他是不能推脱责任的。因此，任何一位统帅在执行命令时，如果知道计划不妥或有失败危险，就应向上陈述理由，请求修订计划，并不惜在最后以辞职力争，甚至宁可不干，也不要使自己成为毁灭自己部队的工具。”
“任何一位统帅，明明知道将要遭到失败而仍然按照上级命令进行作战，那就是犯罪。他在此时应该拒绝遵从命令。只有在上级发令人于发令当时亲身处于战场的情况下，军令才要求绝对服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发令人可以即时聆听反对意见，并且可向执行命令的将领作出必要的解释。”
“当一位统帅接到来自君主的绝对命令，并预料将让敌人获胜而使自己失败时，他对此一命令是否应该服从呢？答案应是一个‘不’字。如果统帅明白此一奇特命令的理由，当然是应该遵照执行的，否则，就应拒绝。”
由此可见即便“浮夸风”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那中央书记处也必须负责。因为书记处书记没有“拒绝遵从明知将要遭到失败的命令”，反而部署实施了错误的东西。不追究书记处书记的责任而责怪毛泽东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你打“的”，告诉司机向左拐。司机却向左冲上了逆行线。你赶紧告诉司机快回右，司机却向右撞上了马路牙子、冲上了人行道、撞死了行人。警察来抓司机，司机却说不是他的责任，因为是你让他这么干的，该抓你去坐牢——这种逻辑站得住脚吗？到底谁有罪？“一线”手把方向盘的司机，还是坐在后排“二线”指方向的人？对于处于“二线”后排指路的人来说，如果有责任，那就是：为什么用了这么个混账司机？
茅于轼说：“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
茅于轼在瞪着眼说瞎话。事实是当时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想方设法进口粮食救灾，不仅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而且积极谈判从美国进口。1961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说明：“至于进口，目前正在谈判，可能与美国签合同”。但美国政府坚持封锁禁运，不但不准美国商人向中国出口粮食，甚至于1961年2月3日下令美国公司不得给向中国运粮的船只加油。——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并没有一口回绝，而是“表示愿意考虑”向中国出口粮食，但有个前提：必须官方对官方，由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而不准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直接谈判。这实际就是拒绝：美国根本拒绝承认中国政府，怎么个“官方对官方”？这是逼中国政府先投降，承认台湾“独立”，然后再说——这一拖天知道要拖多久。到头来即便最后能从美国进口粮食，那也缓不济急，早错过时机、失去救灾的价值了。茅于轼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说“不肯利用世界市场”、“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
说到救灾，不妨看一看斯诺在《西行漫记》的若干描述：
“1929年的大旱”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噩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出现一群贪婪者。他们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几个铜板的方式、从饥饿的农民手里收购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时再租给佃户。”
“1939年的水灾”
“居住在中国中部变化莫测的河流流域的中国人，大约有九十万人死于水灾惨祸。一千二百万户家庭被毁灭，五千五百万人受灾。就在这个打击以前，干旱使一些省份赤地千里，饥荒使曾经是富裕之乡的西北大伤元气，蝗灾接踵而至，十四次内战使国家的经济结构遭受破坏，盗窃、抢劫、匪患横行，为扑灭共产党人革命进行的斗争已经历时两年，军阀统治下一片恐怖，那种麻木不仁、暴虐和后果严重的无能，是本世纪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
“从前，如果庄稼遭灾，还有储存的粮食可以支持到来年播种的时候。当雨水充足时，河渠饱满，健壮的水牛在地里推动着古老的水车，滋润着可爱的田地。农民挑着水桶在自己的那片地里忙来忙去、喊着那奇妙的、勤劳的劳动号子。生活似乎是亲切的。但是，这些年以来，在大地上出现了掠夺成性的野兽。官吏们把骇人听闻的敲诈勒索合法化、称之为‘捐税’。兵士们也抢劫分赃。盗贼横行，粮仓空空如也。除了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以外，谁也没有什么银子，而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的银子也是深藏不露的。”
……
“个旧矿共有近50000名矿工，其中60%以上是奴隶。40%的矿工干活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干上几个月，他们的皮肤差不多变成青色，因为砷毒迅速的进入了体内。他们的平均工资每年约20美元。每名童工死亡，如果有抚恤金给予他的父母，数目也只有二、三美元。”
……
“我向自己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对他们的消极态度迷惑不解。有一个时期，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促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并不消极，他不是一个懦夫。如果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计划、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起来战斗的。”
……
上述腐败阴暗的情况在毛泽东时代的救灾过程中发生过吗？而有些情景——如“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40%的矿工干活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对今天的人来说是不是更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呢？
网文“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让我知道了一个事实：高粱为什么会逐渐消失。高粱不高产，缺营养，不好吃。但中国北方过去种得多，现在却越种越少。为什么？因为高粱极耐水涝、极耐盐碱。过去中国北方大地表面是平原，实际净是坑坑洼洼，动不动不是旱就是涝。洼地易积水。积水就易泛盐碱。这一切使其他作物都不好种，只好种高粱。为什么现在高粱种得少了呢？因为中国自1958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改造洼地、改造盐碱地、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改造了自然，可以种高产作物，不必再种高粱了。结果：“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再无大灾——碰上同样的气候不理想，过去为灾，后来就不为灾了，因为中国农业的抗灾害能力今非昔比了。——这一切靠个体户、小农经济做得到吗？没门——动不动就涉及几个县几条河的工程，没有成千上万的人谁干得了？靠机械化？当时哪来的钱？现在即使有钱，一算“经济效益”也受不了。那么是谁的功劳？第一，人民公社。只有人民公社才有这个组织能力。第二，人的精神：就凭人的肩挑手拉、一锹一筐、一步一个脚印，靠一个工分几角钱几分钱的报酬硬是改造了华夏大地。如果一切靠等靠钱靠设备，到现在也未必干得成。这才是真正的救灾，最彻底的救灾，一劳永逸的救灾，毛泽东式的救灾。
有人争辩说“浮夸风”直到1959年仍未制止，所以才有彭德怀的“万言书”。罢免彭德怀说明毛泽东拒绝正确意见，结果造成了饥荒。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已经正式下文纠偏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就是继续纠偏。彭德怀的“万言书”上说的东西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问题不在“万言书”本身，而在“万言书”之外。——既然的问题已经被认识到，毛泽东已经接二连三又开会又讲话又发表文件大力纠正问题，那还提问题就不是为了问题本身，而是为了追究责任——如同一个人走错了路，已经发现了，已经回头了，你却一再逼问：你为什么走错了路？这就跟走错路本身无关了。彭德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算旧账”——说过去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让**你二十天娘行不行？这就超出了万言书自身的内容，不但涉及了历史上的是非，而且涉及了人事纠纷，要追究责任。——仅仅一年前彭德怀刚刚以“反教条主义”为名逼刘帅检讨退位，现在会不会又要逼谁退呢？没资料，不知道。但庐山会议上未必没有人这么认为，尤其是以“大跃进”为“政绩”的。——当年在当年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激烈争论的人都有谁、都说了哪些等等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可靠的资料，不能妄议。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毛泽东罢免彭德怀并非没有道理：中苏已经分裂，毛泽东必须对党内军内可能的亲苏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彭德怀在苏联影响很大。赫鲁晓夫公开说过彭德怀是他的好朋友。彭德怀刚刚率领军事代表团访苏归来，马上就上庐山递“万言书”，而且扯到了人事纠纷，再加上跟一批高级将领伙在一起。这一切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并不奇怪。如果毛泽东因为这些而决心罢免彭德怀，那不能说没有道理。
“精英”们用“万言书”大做文章攻击毛泽东，完全是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为了证明茅于轼的论断——“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就必须证明“没有精英治理”必遭大难，就必须制造个“饿死三千万”的吓人罪名强加给毛泽东，就必须利用彭德怀的万言书来证明一切都是毛泽东之过。这是在“杀鸡吓猴”，借妖魔化毛泽东警告中国今后的一切领导人：谁敢得罪“精英”谁就没有好下场，不世之功会变成滔天大罪，苍蝇会变成大象，白的会变成黑的。而如果赞同“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则即便有“饿死三千万”的大罪也会被“精英”们“隐恶扬善”、“为尊者讳”、“文过饰非”、“化腐朽为神奇”地嫁祸于人。所以才会出现毛泽东三个月的“纠正不力”被揪斗了几十年，而毛泽东几十年的不朽功勋被一笔抹杀等冤案。——这一切都是“精英”们实现“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这一政治目标的需要。
那么彭德怀是否冤枉呢？
在今天的“事后诸葛亮”们看来，是有些冤枉。但当“事后诸葛亮”容易，当“事先诸葛亮”难。在没有条件从容查清一切时，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大局，有时采取断然措施防患于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这如同战场上的误伤：如果能够慢条斯理地弄清一切，自然不会误伤。但既然没有条件去慢慢查清楚，那就只能根据当时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最好资料当机立断，宁可承受误伤的损失也不能因怕误伤而给敌人可乘之机——美军装备那么现代化，也照样不能避免误伤。
好人受冤枉是最不幸的事。但社会自有其规律，战争自有其法则，很多情况下避免不了不幸。有些平时看来理所当然的事，特殊情况下就容不得。比如婴儿啼哭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无权制止。但抗日战争反扫荡时多次发生过母亲为了避免婴儿啼哭暴露目标被日本鬼子发觉，不得不把要啼哭的婴儿捂死了——平时最正常的“啼哭权”在特定条件下就容不得。这对于婴儿来说的确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委屈。但当时当地的情况就是：是一个婴儿的委屈重要，还是一群人的生命重要？
又比如现在人们关于以往革命战争时期的“肃反”几乎是众口一词一边倒地全盘否定，简直骂得一塌糊涂。这就有片面性，缺乏具体分析。首先得看具体的历史环境。比如土地革命时期，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整个社会一片恐怖，背叛、出卖行为不少，稍有不慎被叛徒内奸特务钻了空子就会一死一大片。而当时的条件下又不可能从容周密地到全国调查每一个可疑对象。那就免不了经常面对这种选择：是个人的清白重要，还是更多的人的性命重要？这是严酷的环境强加的选择。另一方面，共产党1927年才开始搞武装斗争，一切都刚开始学习。谁能要求一个人一跟头就从外行变成内行，从门外汉立马变成肃反专家，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主流经济学家”改革了近三十年还没学会改革呢，还承认“认识有局限”呢。）再加上国民党大屠杀激起的普遍仇恨和急于报仇的情绪，这就导致一些冤案难免。但很多当时条件下受过冤枉的人都理解：这是客观环境所迫。如果换了自己也会同样处理。所以这些人虽然受了委屈，但多数并不因此而投敌，以至于国民党都奇怪：这些人国民党要杀，共产党也要杀，为什么还要跟着共产党？
再比如说对当过俘虏的自己人。过去靠“小米加步枪”对付现代化，打仗全凭一股气。一旦士气受损，那就没办法打仗了。而在当时情况下怎么可能有条件有时间慢慢调查，弄清楚那些当过俘虏的人是否是人家故意派回来败坏士气的？这同样面临着一个“是个人的清白重要，还更多人的生命重要、部队的士气重要、战斗的胜利重要”的抉择问题。过去对当过俘虏的自己人那么严厉，同样是环境所迫。等环境不那么严酷了，要求也就不那么严厉了——对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时当过俘虏的中国军人的处理就与以往不同。这同样是环境的产物。在今天的和平时期看来蛮不讲理的东西，在战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在极端严酷的战争条件下有时简直是必需的。
所有这些无非是关于如何看待彭德怀的遭遇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就应该制造冤案，就应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正是毛泽东历来是最反对的。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是一整套一整套的：人民内部矛盾、党政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连对待敌人和叛徒都有明确规定：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虐待俘虏、对叛徒，如其悔改，还可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一贯主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包括反对自己反对错了并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朱德、陈毅、周恩来等都曾经反对过毛泽东，但最后都团结到了毛泽东周围。毛泽东处理干部历来是“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被喻为“热加工，冷处理”。要说与人为善，做得最好的是毛泽东。而其他人就不然了。不信看看现在最时髦最红火的“理论书”，可有如此详尽完整的主张？可能用来指导处理各种关系？
《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号称“王疯子”。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主动伏击日寇“皇军战地观摩团”就是他的杰作。战功累累却不幸“英雄难过美人关”，闹着离婚娶小姨子，被一状告到刘少奇处。结果：开除党籍，一撸到底，下放农场劳动。——喜新厌旧闹婚变是不对，不听党组织劝阻是有错，但错不至此。就凭这就把个有功之臣整成那样，如此冷酷无情，为什么？“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你不是功臣，是工具。所以毫不留情。——如果是毛泽东经手，会如此心狠手辣吗？
至于那个“人民的儿子”，只要看下述时间和随之而来的事实就行；1956年升迁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浮夸风”、“反瞒产”、“调粮导致饿死”、“提前还债”。1975年第一次复出——下令武力围剿云南沙甸回民。1978年第二次复出——1979年打越南。1989年第三次复出——大兵进京。——四次掌大权，四次立刻杀人。几何上两点确定一线，三点确定一面，四点确定一体。而这里的历史上的四个点能确定出个什么样的立体形象？俗话说“可一可再不可三”。一次两次是偶然，再三再四就是规律。什么规律？凶神。心狠手辣的凶神、死神。只要一掌权，必定要死人。最多死了多少？“饿死三千万”。什么“人民的儿子”？“龟儿子”！阎王鬼子！这样的凶神恶煞跟大仁大义的毛泽东能相比吗？把“饿死三千万”的罪名强加给毛泽东，这难道不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3、“文化大革命”
首先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彻底否定”了，“肃清‘三种人’”了，文革时期的一切推倒重来了——这难道还不算失败吗？
为什么失败？
因为这是一场超越了时代的革命。
——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当时并没有感到有多迫切的革命的要求。上头号召了，报纸上宣传了，就跟着干了。
——更关键的是谁都不知道如何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走资派”？谁是“反动学术权威”？没法判断：按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官员个个都是清官，没一个够资格算坏蛋。所有的官员都一样地说拥护毛泽东。要从这里边挑出坏人来，靠X光都分不清。这就好像两军交战，一样的外观，一样的服装，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口号，一样的目标——到底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当兵的说不清，当官的也说不清，结果净是自相残杀，净是好人打好人，打来打去打得好人都学坏了。大家都受不了了，都觉得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于是集体抵制了。遭到群众普遍抵制的革命当然进行不下去，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当时看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很得人心的：不折腾了，安安静静过日子了，不是挺好吗？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人们忽然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不再是那么荒唐无稽、那么不可理喻了。相反，当初死活弄不清的东西现在竟然渐渐清晰开朗起来了。
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大鸣、大放、打字报、大辩论，过去觉得是无法无天，现在呢？只问一句：会不会上网？天天上网不上网？
——如果不会上网不上网，那什么都不必谈了：落后于时代、属于上个世纪的老古董，。厉以宁说“要顶住互联网”，这相当于工业革命初期手工业作坊的工人闹着砸机器，属于对抗科技文明。如此被现代科技淘汰的活化石、兵马俑、木乃伊一般的“学者”，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
——如果会上网、天天上网呢？那就恭喜了：您口头上也许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行动上却在天天积极参加着当代的“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当时没有互联网，只能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
而如今的互联网呢？干的恰恰是同样的事。任何人，只要有机会上网，就可以畅所欲言，发表意见，揭露阴暗面，不折不扣实现了“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发社会的阴暗面”。这跟“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有区别吗？本质上毫无区别。要说区别就是现在的“网上文革”比“文化大革命”的“四大”方便得多，有效得多，转播迅速得多，广泛得多。也就是说，唯一的区别是用现代技术——网络取代了文革的“四大”。所以说网络就是现代化的“四大”，上网就是参加现代化的“文化大革命”。
又比如，如果现在要弄清楚谁是“走资派”，谁是“反动学术权威”，立刻千夫所指，毫不犹豫。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最恨谁？贪官污吏，以及专门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的“无良学者”——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
“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
当年“文化大革命”要打击的，正是最令今天中国老百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他们的本质和危害，毛泽东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看透了。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则错了吗？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太超前了，远远领先于时代，远远超越了当时人们的领受能力。俗话说，领先时代一代会被当成天才，领先时代三代则会被当成疯子。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当时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几乎没有人能理解“文化大革命”，当然更不知道该如何干，干起来岂有不乱之理？超越时代、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只能失败。
别看我现在是铁杆“毛派”，但当年我对“文化大革命”可是一点也不理解，没少发牢骚，没少讲怪话，没少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严酷的现实改变了我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还讲点良心，只要还讲究点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不能不承认（哪怕是痛苦地承认）当年的毛泽东是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宗旨没有错。执行中的问题不能影响“战略目标正确”这个本质。当年的毛泽东远远超越了时代。但毛泽东没有时间等待人们慢慢觉悟过来，只好在其有生之年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论信念刻在历史上，让后人慢慢领悟觉醒。为此宁可自己一时不为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谩骂也在所不惜，也就是牺牲自己，教育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我颇有点类似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在一边欢呼的愚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年的耶稣被钉死了，其信仰却复活了，曾经欢呼处死他的人的后代不少人后来却皈依了***，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更讽刺的是，同样的情况正在中国重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又复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义越来越明显。当时因技术条件限制而做不到的，现在不在话下了。当时人们不理解的，现在都不难理解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字眼虽然现在被妖魔化了，让不少人一听就要跳，但其实质内容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九十年代中国的强迫征地、强迫拆迁、下岗、买断工龄、贪污腐化、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极端分化等等比现在严重得多，嚣张得多，引起的社会关注却比如今少得多，遭到的抵制更没有今天这么大。为什么？当时互联网在中国不普及，没有“网上文革”，把握着“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严密封锁了消息，颠倒了黑白，一切矛盾都被掩盖了，任凭他们“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今天不同了。有了“网上文革”。“主流精英”的话语垄断和信息垄断被打破了。他们想为所欲为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呼风唤雨，招摇撞骗了。没有互联网，他们说什么是什么，神气活现，傲慢嚣张。现在呢？“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精英”这些词汇不是已经臭不可闻了吗？“重庆钉子户”僵持了几年，网上一登，半个月解决问题。这一切都是谁的功劳？互联网——“网上文化大革命”。没有互联网，指望平面媒体发善心，能有这样的局面吗？对比九十年代和今天的现实，现在人们还离得开这种“网上文化大革命”吗？
“饿死三千万”是“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政绩工程”的结果，天大的罪名却被巧妙地强加给了曾一再制止那些歪风的毛泽东，以至于人们普遍一提到“大跃进”就联想到“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提到“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联想到“饿死三千万”，一提到“饿死三千万”就联想到是毛泽东的责任，而对“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政绩工程”真正的始作俑者——刘少奇的责任一无所知。毛泽东这才发现自己一直相信倚重的助手原来竟是如此阴险狠辣，才发现原来真正的敌人在党内、在身边——难怪毛泽东从此以后把注意力从党外转向了党内。
但此时刘少奇已经非同小可：党务专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党员必读；刘的一举一动代表党——全党都必须服从：“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饿死三千万”的罪责已经被巧妙地安到了毛泽东头上，而刘少奇却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替毛泽东收拾了拦摊子、把中国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解救出来的“务实专家”。毛泽东的一切指示主张刘少奇均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按程序召开党代会在党内较量，刘少奇几乎稳操胜券。刘少奇自己也清楚，难怪他1966年7月19日公开宣布，要保护“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
此时毛泽东的大战略——使中国冲破美苏冷战的包围、通过中苏论战+援越抗美打战略翻身仗的阳谋才刚刚有点眉目。这时刘少奇却准备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与苏联和好共同援越。这等于要永远把中国绑在苏联的战车上，永远对苏“一边倒”。这势必彻底破坏毛泽东的战略大计，断绝了中国称为“世界一极”、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这使毛泽东忍无可忍，决心与刘少奇斗到底。
如果按正常党内民主程序，刘少奇几乎赢定了。所以毛泽东采用了非常手段——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毛泽东的阳谋——打破美苏两霸冷战夹击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一极的战略目标实现了。毛泽东的代价：牺牲自己的一世英名，长期被人误解，直到现在。
文化大革命在今天还有意义吗？
记得小时候有一首儿歌：“理发师，技术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成一个大秃瓢。”[薅，hāo,拔除，编者注。]
如今已经“政令不出中南海”——当然，只是于国于民有利的政令。凡对利益集团有利而对老百姓不利的政令，如“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涨价”等，那绝对一帆风顺，执行得飞快，决无出不了中南海的问题——如果“各路诸侯”公然造反倒好办，武力讨伐就是了。难就难在是“和平对抗”——只跟你软磨。你拨一拨，我动一动，动也只动在表面。比如矿难，出来了就抓，不出来不管，只跟你瞎糊弄。反正你没办法自己来抓。贪污腐化案也是如此：如今的贪污腐化、两极分化、矛盾激化已经遍地开花。靠专案一个一个地处理，那就等于“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掉一根，长出一把；薅完一个，冒出一堆。看你能不能亲自来“一根一根往下薅”。这一切实际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失控：你的一切政令都行不通。结果：各地缓慢地走向分离分裂，社会走向对抗崩溃。
如果中央政府决心决不允许“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局面发生，就只能面临一种选择：如何根本扭转。结论只有一个：要么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政府的强力干涉下把地方各级机构推倒重来，来个自下而上的彻底解决；要么等死。也就是“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灭亡”。就像当年的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与“文化大革命”之间做一选择。
（当然，按照“精英”的药方，还可以“民主制约”，“增量民主”解决一切。但那样只能瓦解得更快：在一个满地骗子的社会搞“自由竞选”，不分崩离析才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