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解

官吏者，人君以外，司政人之统称也。官者，天子之友，天下之师；吏者，天子之

奴，天下之卒。官以道德立身，吏以才干见用。官唯取于有道君子，吏当广差可用小人。

官吏虽见一体，却有天壤之别；官吏虽然并称，境界却难同年为语也！

官吏携手司政，率因官吏之制。官吏之制，探远上溯三代，自西汉至清末，见乎华

夏，经久历多。是以官吏之制，关乎华夏政治之因循进退，关乎华夏历史之演变发展，关

乎华夏天下之分分合合，关乎华夏社会之兴衰变幻，关乎华夏民族之幸福苦难，关乎华夏

人物之跌宕传奇。是以官吏之制，亦实可谓华夏文明之大有可观者也！

言及官吏之制，人必欲穷探其产生之根源，人必欲知其于历史之演变，人必欲察其本

质之所指，人必欲明历代官吏制度之得失，人必欲问其是否还能适用于目前，人必欲探其

是否还能见乎未来，人更欲明其理想之所归也。呜呼，官吏之制，关乎众多！关乎巨大！

关乎长远！其岂可用平常之眼观之耶？其又岂可以平常之心度之耶？其又岂可同平常之人

且说上古之时，唯天子称官。探官之实，公之别称而已。当上古之时，人多持有初

善。其时之政，多在救灾济命，由是政简人和，天子所用惟有公卿。当其时也，若夫天子

为天下之子，公卿则为天下义子。天子之为天下，责也！公卿之为天下，义也！天子公

卿，二者因志同，以道合，负责承义，互为师友，协力以奉天下大公。天子公卿，有如一

家，由是天子之责，常见公卿代而行之，久而久之，天下亦指公卿而频频称官矣。再及

其后，天下之事渐多，天子常需要居内谋划，在外驱驰多见公卿，由此名官竟成为公卿

之专。《礼记•明堂位》有载：“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别可为

证。当上古之时，天子公卿同为天下之师，其道德可以示范天下，才艺堪以教导万民。其

奉天下若忠仆憨奴，无私无他，无怨无悔。由是惟君子乐而为之，小人则无由为之！天下

百姓，感其恩而爱其人，厚其德而从其后。是以虽有小人，不必威吓；虽处愚昧，不待力

遣。尊者为师，卑者为徒，揖让之间，德治成焉。上古之有官无吏，固其宜也！

三代以降，天下归私，天子更为人君，公卿沦为臣僚，天下百姓并为奴仆，世间由

此而兴君臣之谓。当其时也，人智渐开，古风不再，德治遂见崩溃之势。其时之君臣，德

不常在，天下乱象更生。其时之君子，君有道则仕，君无道则隐。若逢平庸之君，或隐或

仕。是以人君身侧常患贤才不足。人君害其位不固，患天下难服，又因自身一无所能，且

见贵族不堪为用，无奈之余，只得借力士人。由是小德小能、才有可称者，咸得进用。若

遇危急，则平庸之人，并伍卒、家臣与囚徒，或以威吓，或以力挟，或以利诱，皆可符命

差遣。由此以渐，卑贱携愚昧同堪进退朝阁，无德并无能咸得用事天下，吏者之涉政，盖

吏者德寡，其为政也，必赖威刑，必仗权力，必借利诱。天下由此于德治之外，更见

威、权、利之吏治也。然则，三代时处社会变革之际，其时上古天子公卿协同治世之痕迹

尚在，后世人君携官吏为政之苗头已生。其时之政颇赖应时之人，制度多有不名。是以当

三代之朝，与人君若师若友者有之，事人君若奴若仆者有之，与人君似商贾合而求利者亦

有之。若商汤之待伊尹，周武之崇吕尚，齐桓尊之管仲，岂比后世君臣而论耶？若伯夷叔

齐视当国，若孟子之徒目无道，后世人臣哪个敢效？若飞廉、恶来之效忠纣王，若易牙、

竖刁、开方之媚事齐桓，非奴而何？若伍子胥与公子光之合作，若吕不韦与秦异人之同

谋，岂不更似商贾共利耶？后世腐儒多誉三代，殊不知其时道德已衰、人心不古；殊不知

其时上古之制已渐趋不宜，新生之制未演化成熟。当三代后期，天下尽入法家之毂，政治

尽显吏治之风。若管仲、商鞅、吴起之流，仗威使权，用令行政，借刑治民，见近利却不

识远害。是以三代之政虽有可取却不足效法，春秋战国之混乱不堪，后世皆不法三代，咸

可证明三代之政治制度，既不足仰慕，亦不必仰慕也！

秦奋数世之余烈，扫六国而一统天下。始皇雄霸宇内，藐视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有不臣。其听李斯定制，全然而为吏治也。吏治之行，人不分贤愚，才不

论高低，皆令差命遣；吏治之行，无视道德尚在，无视人心崇德，唯借威吓、力挟或利诱

；吏治之行，使天下君子怀羞而远遁，让世间小人贪利而趋迎。察吏治之实质，威胁、权

迫、利诱之治也！当大秦扩张之际，攻战之间，盛名高爵，人皆思慕；专权重典，人无不

畏；厚利诱惑，人谁不爱？其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无敌，实则多仗吏治之功也。及天下

一统，威名不副，天下渐不知畏；权有制衡，上下皆存观望；法难制众，奸猾多贪侥幸

；天下与共，谋利更无同心。当强霸之始皇镇国，天下仅能暂安，及无才之胡亥继任，天

下顷刻浮躁。慎子曰：“尧为匹夫不能正三人。”始皇借横扫之威势，仗一己之能，虽可压

制一时。但以胡亥之少威乏力，以秦臣之少德无行，以天下处累卵并倒悬之势，以秦制之

散脆无抗，岂可禁得陈吴之慨然一喝？岂能抗得项刘之四拳并举？亡秦以后，吏治经久不

汉高承秦乱得天下，有始皇故志，惧胡亥覆辙。汉朝君臣，积数世智识：远追三代故

事，近鉴亡秦得失；因儒道学说，循世态人情；继道德之不灭，鉴人心之不古；用君子之

才德，借小人之力能；高瞻远瞩，深谋远虑，遂创官吏之制也。无识者常谓由汉至清皆用

秦制，却不知无魂之尸难比于有灵之躯，外形相似亦难掩本质有别。秦朝初创即亡，人多

归罪于二世。两汉无德之君非一，数度摇曳却不即灭。是以有识者曰：秦朝短命多因吏治

之缺陷，汉祚绵长实赖官吏制度之周密！

且说官吏之制，委有道君子居官，差才干小人为吏。官正则百姓有望，吏勤则天下无

失。官吏之制，使道德与威权利同在，以道德之无处不在补威权之鞭长莫及，用威权之刚

猛无比救道德之柔弱无力。上合君子之心，下适小人之意。官吏之制，刚柔并济，疏密结

合。前取德治之长，后补吏治之短。是以自西汉至清末，二千年华夏世界，虽朝代屡见兴

亡，虽华夷数度交替，虽社会持续发展，虽政治不断革新，但官吏之制却经久不变。此岂

尽偶然？此岂非必然！后世华夏衣冠皆以汉人自命，又岂无汉制之功耶？

吾察历世官吏制度之得失，首在于官吏失防。若夫以官为吏，必使道德不彰，必使

君子寒心，必使贤能失用，必使百姓失望、天下茫然；若夫以吏为官，必使道德败坏，必

使小人得志，必使奸恶横行，必使国乱民残、社会失控。历代官吏制度之失，次在于委官

失正。东汉以胡广充三公，天下谚云：“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孔子之中

庸，不偏不倚是也，胡公之‘中庸’，是非两可而已。胡公之‘中庸’，实为贪禄尸位者之装饰

也。曹丕以贾诩为三公，史载孙权笑之。史论谓贾氏“一计可以危邦，片言可以乱国”，以

其为天下德望，孙权岂能不笑？而比乎刘劭《人物志》之所论，前者为“柔顺之人，缓心宽

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抗为刿，安其舒；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宜）。”后者为

“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是故，可与赞善，难与矫

违。”汉末之道德遽衰、魏祚之未能持久，树德违正岂非缘由？历代官吏制度之失，其三

在于督吏不严，任吏无度。吏者，小人也。孔子以为：小人“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齐

桓纵易牙之徒，遂使为患乱国；刘禅爱黄浩之辈，据险关拥良臣，竟然不能守国。督吏不

严，任吏无度，必使其上抗官命、下害良民，天下屡验，岂需更为证耶？

当今之世，前经民国之普天大乱，后历国初之乱后余安。民国上承二千年腐儒残世

之余，外继清末西方强权压迫之后，人心困惑，国家混乱。加之无识之徒，误将野蛮作文

明，更视落后为先进。用西式“民主”乱国，用西方“自由”害人，用西方“人权”混淆善恶。

西式“民主”，使天下复归角力之势，西方“自由”，使人皆不愿更受道德约束，西方之“人权

”，使天下昧于善恶。察民国之政，实则秦朝之吏治之再版也。本朝伊始，执政虽借务公

爱民，为一时之德治。然则官员多患无学，多因善性善心而为善。然则愚人为善，必难持

久。无明之善，未可称德。是以国初之德治，仍将有别于上古君子之治也。当主席在日，

尚可为愚人指明道路，尚可借威势压制奸恶。及乎主席身后，天下顿失领袖，群盲不知所

之，虽严刑峻法，犹难遏天下颓势，吏治之害由以也蹂躏天下。

当今之世，野蛮强势，文明柔弱，大道蒙蔽，人心混乱。由此使无识之徒，误将野蛮

作文明，更视落后为先进。民国精英误国害民之残声，数世难见靖清。当今之世，外有强

敌肆意蛊惑；内见举国道德不彰。司政欲树德却不知正道，奸恶趋利更不避羞耻。由此更

使天下人心涣散、百姓不知所之。此实官本未正、吏人猖獗之故也。而探其根本原因，却

在于官党不明其道，专借滥招、滥扩，抱利益集团取暖，使其党风歪斜难正之故也！而要

使天下归正，惟有辨正邪、顺主次，重整官吏之制。正官以正德为先，治吏以严法继后。

如此一来，国或有望焉！民或可得安也！

谓官吏之制，虽非天下之最终寄托。天下之归宿，仍在于天子公卿之制。然则官吏之

制，行必有远也。道其原因，唯在于夷人进化尚浅，夷风驰世正炙，天下大道未明，人间

道德难继。要天下归安，要德治再行，惟有我华夏要率先经营：左匡孟党腐儒二千年之深

失，右正盲目书生逾百年之大害。更行仲尼中庸之道，曰：尊道重术，先道后术。用之于

政则曰：尊官用吏，正官严吏。惟有如此，德治或可渐归！世界或将有望！人类或可得见

永安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