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庄祖鲲和他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
庄祖鲲博士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华夏学人。他出生于台湾，毕业于台大，留学美国西北大学，获化工博士学位。学成后回台，任台湾工研院化工所高级主管，是当年台湾化工科技的领军人物之一。庄祖鲲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也在台湾多年传播基督的福音。
1989年6。4事件，对宝岛台湾产生极大冲击。许多人由于残酷的现实心灰意冷了，可以肯定的说，90年代李登辉等推行去中国化成功，与此有必然关系。可是这个时候庄祖鲲默默祷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立志为苦难的中国，为全世界的中国人付出我的余生。”
他毅然放弃了如日中天的化工科技事业，在年过四十之后再次赴美，就学于芝加哥三一神学院，获比较文化学（Intercultural Studies)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主任牧师。
余观今日国人，对中国文化存在两个极端：部分人认为中国文化完美无缺，无须再次大规模吸纳基督教文化；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需要彻底清除后全盘西化。
庄博士以华夏儿女赤子之心，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研究了基督教余中国文化融合之道。下面这篇文章，就是他的一部分研究心得。
| 启承转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 庄祖鲲 |
| 现今大陆文坛“忏悔文学”的出现，文化界“忏悔意识”的萌生，是中国社会一大奇迹。 基督教自利马窦来华算起，已有四百年之久。如以文化更新的“启、承、转、合”四个阶段而言，目前应属从“承”到“转”的阶段。因此，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交会点，应属现阶段首要的工作。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在许多问题上，的确有十分不同的看法，但异中有同，不是完全没有交会点。而有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沟通，刘述先、杜维明、赵敦华、梁燕城等许多当代海内外的学者，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不约而同地，他们都强调两个最重要的课题：一个是有关于“人性论”，另一个则有关于“宇宙论”。 一、人性论 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对人性有一种乐观的态度，所以刘述先认为儒家是在传布一种“现世的福音”。王峙军在《比较人论》一书中，曾详细分析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并指出孟子的“性善”之说，后来如何成为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甚至连佛教进入中国后，也不得不与“性善”之说有所妥协或调适，于是产生了所谓“众生皆有佛性”的“心性论”。这种佛教的“心性论”固然是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却非常可能并非原始印度佛教的思想，而是佛教为了因应中国“性善”的思想，乃以颇具创意的方式，所自创的新观念。 但是也正因佛教的附和，“性善”的人性论，在中国被大大地强化了。然而，韦政通认为，这种“人性本善”的观点，特别与基督教比起来，对生命的体会毋宁说是肤浅的。因为儒家对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始终未能有较深刻的剖析。因此，这种儒家“性善”的道德思想，对生活安适、痛苦较少的人，比较适合而有效；对生活变动幅度大，且也有深刻痛苦经验的人，就显得无力。连当代佛教大师圣严都慨叹说，佛教似乎都是在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才大行其道，人们似乎把禅修视为繁忙人生里的“清凉剂”而已！ 因此韦政通不能不问：在这个复杂多变、焦虑不安的现代社会，这种传统的“性善”道德信念，是否还能足够应付？我们还可进一步追问：对经历过十年文革浩劫的人，“人性本善”的论调，能否解释这空前的人间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相对的，基督教则强调“原罪论”。这使得笃信“性善”的许多中国人，下意识地排斥基督教。但是文革十年浩劫的悲剧之后，“原罪”的概念可帮助我们认识人类罪恶的真相。因此，卓新平指出，现今大陆文坛“忏悔文学”的出现，文化界“忏悔意识”的萌生，是中国社会一大奇迹。然而这正代表中国人经由痛苦的心路历程，开始对人性有一种新的、深入的领悟与体认。 可是许多当代学人对“原罪论”仍有不少误解，需要略加说明。首先，基督教的“原罪论”并不等同于荀子的“性恶说”。因为基督教一方面强调所有人类陷溺罪中无法自救的事实，但又同时肯定人类原来是依据神公义和慈爱的形像而造。前者似乎接近“性恶说”，而后者又类似“性善说”。梁燕城曾指出，孟子的“性善”是指人的“心性本体”，也就是人的“应然层次”；反之，荀子的“性恶”是指人的“具体本性”，也就是“实然层次”。如依此分析，则儒家所见，基本上与基督教所见略同。因此，在我看来，基督教对于“人性本善”抑“人性本恶”之争的看法是：“人性原本‘知’善；人性亦本会‘行’恶。” 其次，基督教所强调的“罪”（Sin），并非作奸犯科的“罪行”（Crime），而是偏离神完美形像的“罪性”（Sinful Nature）。因为，基督教的“罪”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与希腊文中，均指“射不中的”之意。换句话说，“罪”在圣经中，是指人没有达到作“人”应有的标准，而这标准正是神自己。所以《罗马书》3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种观念与儒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看法也很接近。而儒家所谓的“圣贤”，则近乎于基督教所说的“敬虔之人”（Godly Man）。 在这样新的理解下，“原罪论”不但不应该成为中国人接触基督教的“绊脚石”，反而应该会成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个新的交会点。不仅如此，这种对罪的深刻体认，还能够产生高度的“自省精神”和“忏悔意识”，从而达到真正的自由与生命的更新。 刘述先固然不同意“儒家思想对人性有肤浅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但他也认为，儒家思想需要通过基督教对人性不同视域的刺激，发掘出儒家传统内部对人性黑暗面的照察，并加以进一步的扩大，才能够对于现代人所面对的情况有所把握，而予以有效的“对治”。 所以，对“人性论”的再思考，将是未来中国文化脱胎换骨的一个新起点。而在这方面，基督教的“原罪观”与“忏悔意识”，将对中国文化提供对人性极有深度的观察，作为新的转化点。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中，也并非没有类似的体会。若能不怀成见地重新检视，不难促成中国文化的再造。 二、宇宙论 宇宙论所牵涉到的重要问题包括神是否存在、创造以及“超越观”等重要的问题。其中“超越观”对现代社会的人生观影响最大，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历史上，也是冲突最大、争议最多的问题，因此特别需要详细地讨论。 如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一向比较强调用“内在超越”的途径来达到“自我提升”的目的。因为中国人喜欢强调，无论是儒家的“天”，或是道家的“道”，或是佛教的“佛性”，都内在于吾人的生命之中，不假外求。至于修养的方式，儒家提倡先“内圣”然后“外王”的方式，认为“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佛教则强调用“明心见性”之法，认为“人人可以成佛”；道家则以“观照内心”之法，最终达到“人人可以成仙”的目的。因此，三教都是提倡一种“自力拯救”式的宗教，其细节虽有差异，大体上却是极为相似的。 但基督教却与儒释道三教大相迳庭，强调“外在超越”或“纯粹的超越”。因为基督教认为，创造世界的神本身不属于这个世界，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认为，神是“绝对的他在”（Wholly Other）。因此，神是超越我们知见的范围，而且他是用“启示”的方式向世人沟通。人能够“感受”（Apprehend）到神的存在及作为，却不能全然“掌握”（Comprehend）神的心意。而且人陷溺于罪恶的势力之下，是无法“自救”的，只有借助于外在之神的救赎。这是纯然“他力”式的拯救观。 所以乍看之下，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是互不相容、彼此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前者寻求外力的拯救，后者却认为靠自力就可以成圣。基督教强调神是至大、至上的，是存在于人心之外的；但宋朝朱熹则谓“天道无外，此心之理亦无外”；唐代禅师马祖道一也主张“心外无佛，自心是佛，佛外无心”。基督教重视神的“启示”，儒家和佛教则看重人的“领悟”。凡此种种，两者似乎难有会通之道。牟宗三甚至认为，基督教若不改为“自力教”，就永远无法在中国立足。 其实若仔细观察，在“超越论”方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也并非没有交会之处，只是需要下功夫去正确地了解基督教的精意，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有较深刻的反省，才能看出其交会点。 事实上，基督教真理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二律背反性”（Paradox，或称“吊诡性”）。换句话说，基督教的许多观点，往往是以“似非实是”、“似反实正”的表达方式来叙述。未深入了解的人，就常常只知其“表”，不知其“里”，以致于严重误解了基督教。兹略举数例，便可理解。 譬如很多人说基督教有“他世”情怀，儒家却肯定“现世”。其实基督教没有佛教“轮回转世”的观念，却强调“仅此一生”，因此基督徒特别重视在有生之年，如何善用自己的光阴、钱财在济世助人的事上。当然基督教也的确强调“来世”的赏罚，但“来世”的赏罚却是以“今世”的贡献为基准的。 所以，强调“来世”情怀的基督教，在社会改革、慈善救济、捐资兴学上的贡献，比一般社会大众高出许多，这是有目共睹的。反倒是肯定“现世”精神的儒家，正如韦政通指出的，却逐渐失去了救世的热情，不是存着“学而优则仕”的私心，就是受佛道两教的渗透，逐渐转为“出世”了。 若从这种“二律背反”的特征去看基督教，我们就可了解，基督教乃是以“外在超越”的方法，来使人脱胎换骨得到生命的“更新”；再由这新生命来进行“内在超越”的“成圣”工作。还有，神既是“绝对的他在”，但同时，他又与信徒“互为临在”（Mutual Indwelling），正如耶稣常对门徒们说的：“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不单如此，基督教认为“死”是通往“生”的必经之路，因为种子如果不被“埋藏”在土里，焉能开花结实？同理，人若不肯“埋葬”自己的野心或私心，也就无法超越自我，去得到更高层次的丰盛新生命。通过这样来理解基督教，就可以找到许多可以与中国文化会通之处，甚至可以找到医治中国传统文化弊病之道。 刘述先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儒家思想后来发展的结果是，“人”被无穷扩大，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跟本见不到“天”了。所以他认为儒家思想也应凸显出“天”的超越性，不可任其塌陷下去。基督教强调“纯粹的超越”，正可以提醒儒家不要听任“天”的超越性失坠。他还指出，基督教排斥“偶像崇拜”是有深刻涵意的，因为有限固然可以通于无限，并不意味着有限可以等同于无限，更不可将真正的无限，用有限来“形相化”的。 余英时也说，在西方，基督教“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泉源。卓新平还进一步指出，基督教“超越观”可以提醒人们，在建立“法治”的社会时，需要有一种超俗、绝对的价值观来作对比、参照，使得这些法律、制度、组织得以不断调整、修改和完善。也就是说，这些学者以及汤一介都认为，基督教所强调的“外在超越”，不仅不是文化会通的“障碍”，反而可以藉此补足中国传统文化过份强调“内在超越”的缺欠。因此“超越观”是会通的交会点，也将是未来中国文化的转化点。 三、展望 回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虽然利马窦有很好的起点，但因教内教外的夹击，以致功败垂成。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与天主教再度向中国叩关。这次虽然在促进中国现代化方面，基督教贡献颇多，却又在民族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浪潮下，被排斥、淹没了。 然而目前却是一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空前”的良机，因为民族主义所引发的盲目排外激情已远，大部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精华认识的也较深刻，基督教可以真正和中国文化彼此对话、会通，进而促成中国文化的更新与转化。因此最近中国出现一批所谓的“文化基督徒”，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也值得深思。 “文化基督徒”固然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上会有贡献，而其中也有许多是真诚的“寻道者”。但是若要以基督教思想来转化中国文化，则恐怕不是“文化基督徒”所能做到的。因为毕竟“赞赏”基督教思想和文化是一回事，个人内在生命被基督信仰所“更新”又是另一回事。而正如前文所说的，自己的生命若没有被圣灵所“更新”，也就无法承担文化之“转化者”的角色了。 最后，在未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方面，我提出中国文化的特质是“无法”与“无天”，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构成某种程度的障碍，是需要藉着与基督教的会通，寻求对治之方。另外，在会通的交会点方面，我也“抛砖引玉”地提出“人性论”与“宇宙论”，作为未来会通的焦点。我诚恳地盼望，所有的中国基督徒知识份子，都能彼此虚心切磋琢磨，以再创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高峰，迎向二十一世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