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引起贫富差距的原因莫衷一是,对其影响却毫无异议,那就是:贫富差距会让政府颁布更多的政策,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
(美)雅各布·S.哈克、保罗·皮尔森 著
美国西蒙&舒斯特公司
2010年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by
Jacob S. Hacker & Paul Pierson
Simon & Schuster
1973年,如果你把全美1%的顶级富豪集中一个房间内,并让他们掏空口袋里的钱,你会看到落在地板上的钱为去年全美工资总额的8%。如果你在2008年重复这一行动,你会发现全美所有收入的18%落在了地板上。到那时,你最好有一个足够大的房间。
这也正是富人不同于你我的地方: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富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1973年以来,中产阶级的工资便停滞不前。贫富差距扩大不仅是因为富人变得越来越富有,而是从总体看其他人的收入并无增加。如果一般家庭在1974年至2008年的收入涨幅相当于1949年至1973年的幅度,那么,其现有年收入将大大超过10万美元。如果是这样,我们对于贫富差距的存在或许只会感到好奇,而没有理由担忧了。
可事实是,普通大众并没有变得更富有。我们需要弄清, 下面两个现象是否是相互联系的:经济发展已变为“罗宾汉式”的了吗?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工资停滞不前,是因为那些居于金子塔塔尖的富人正把越来越多的经济收益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上?或者,这些富人和名流的经济状况已经与中产阶级毫无关系了吗?也就是说,无论中产阶级的收入发生什么情况,其问题和解决方式都与富人阶层不同吗? 经济学家不太容易就这一问题给出答案,因为他们很难建立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事实上,每当你给出一种答案,经济学家都能告诉你为什么这一答案是不正确的,但他们无法告诉你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例如,我们知道最近几十年来富人的税收已大幅下降,但有关贫富差距的数据是税前结果。换言之,这些数据反映的是谁获得了什么报酬,而不是谁最终 拿到了多少。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移民吗?当然不是。移民的涌入可能会使经济最底层者的工资略有下降。但是,移民的涌入会让商品价格更便宜,这或许还有助于提高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同时,移民会增加社会对高技能职位的需求,这样一来,普通民众的收入甚至还可能提高。而且移民因素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富人变得如此富有。
计算机和相关的技术变革吗?那为什么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呢?20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也进入了计算机时代,其中产阶级的收入状况实际上是最好的,而这十年与信息技术在整个经济领域的广泛传播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工会势力的衰落?这一最具说服力的判断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戴维·卡特(David Card)。他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有15%至20%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工会势力的衰落,但许多人认为这一说法夸大其词。
国际贸易吗?抱歉,从1970年到2000年,国际贸易并不是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因素。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及其他一些人起初认为,从2000年——确切地说,从中国和印度成为主要出口国开始——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贸易可能压低了美国人的工资。或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因素,但它不能解释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
这场关于贫富差距扩大起因的争论,由于雅各布·S·哈克和保罗·皮尔森的突然介入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克和皮尔森是知名的政治学家,他们在新书《赢家通吃的政治》中提出,贫富差距的扩大与上述解释无关,而是与经济学家有关。
这一结论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响应,克鲁格曼就是其中之一。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为,问题出在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上,即一旦他们的研究模型弄错某些问题时,他们就弄错了整个情况。克鲁格曼曾告诉我,“经济学家往往只追求‘可建模性’(modelable),这本无可厚非,只要你没有弄错整个情况。可在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确实弄错了整个情况。”克鲁格曼在有关贫富差距的书《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of a Liberal )中大量借鉴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Bartels)的研究成果。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当经济学家似乎无法解释一个存在几十年的现象,或许就是求教于他人的时候了。
哈克和皮尔森认为,经济学家出错的地方在于,他们可能理解市场,但不理解政治。市场发生巨变通常是因为发生了某些事情,但在政治领域,某些并未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引发巨变。在哈克和皮尔森看来,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长期以来政府无法系统地应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状况”。他们将这一看法称之为“无作为巨变论”,即由于许多其他事情没有发生导致巨变发生,这也正是他们的理论核心。
他们基本的——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论据来自其他国家: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典和瑞士几乎没有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 。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英国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但其程度只及美国的一半。总之,用哈克和皮尔森的话说,如果贫富差距是由政治驱动的,你难道不希望看到这一现象更多地发生在那些与美国政策有着极高相似性的英语国家吗?接下来就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贫富差距扩大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因为那时经济并没有经历任何明显的重大变革。但哈克和皮尔森认为,这一时期对政治学家来说却是危险的信号,因为恰恰从那时起,我们的政治经历了某些极其重大的变革。
毕竟大约从那时起,商界开始在政治上走向集团化。后来成 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1971年在其备忘录中写下了这样的名言:“美国经济制度正饱受攻击”,“商界必须明白......政治力量必不可少;这种力量必须悉心积蓄;如若必要,必须果断有力地加以利用——无所顾忌,毫不犹豫,这才是美国商界的特色。”
第二年,全国制造商协会将其总部由纽约市迁到了华盛顿特区。该组织说:“在本世纪交替之前我们就一直在纽约,因为我们认为这座城市是商业和工业的中心,但是当前对商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政府......在过去几年,我们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同年,商业圆桌会议成立,不到5年,财富200强中的绝大多数公司加入其中。“
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使一大堆新规制涌现出来,在这些新规制下,整个美国商界倍感艰难。商界由此开始反击并取得胜利。其中,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胜利之一,就是使美国劳工法的修订胎死腹中,而该法案的修订原本可以使工人的组织变得比过去更容易。从那时起,日渐式微的工会便丧失了翻身的机会。随后,罗纳德·里根上台,工会的境况几乎毫无起色。
在哈克和皮尔森看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境况也同样如此。“这肯定不是巧合”,他们写道,“凡是工会势力比美国强大的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其国民财富向最富的1%的阶层转移的情况是很少或者不存在的”。
当然,“肯定不是巧合”无法作为证据。但是哈克和皮尔森不光有数据做支撑:他们还有理论。当经济学家发现工会势力衰落时,他通常关注的是工人议价能力的 下降。但是当政治学家发现工会衰落时,他看到的是政治权力分配的变化。“工会的作用并不局限于联合起来决定工资”,哈克和皮尔森写道,“更为重要的是,工会可以带来一种组织力量,制衡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力者。”
工会将这种制衡力称之为“团结一致”。共和党人称之为“自由主义”。但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工会并没有投入大量的政治资本来推动某些法律的确立,使工会成员更易团结在一起。工会的大部分政治资本被投入到了一个提高工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更宽泛的议程中。工会的行为完全是在伤害自身,因为它们是全球最庞大的维护非富人阶层利益的群体,而且真的再无其他机构来这么做了。
随着工会势力的削弱,富人以外的阶层在华盛顿失去了最响亮的声音。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失去 话语权了。
从表面上看,《赢家通吃的政治》以“犯罪剧”为卖点。各种不同的数据被称为“DNA证据”。幸运的是,这种小伎俩并没有影响到内容:文字干脆明快,图表运用得当,行文简洁而非复杂。
但该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对政治学数据的娴熟运用,这是它区别于已出版的大多数研究贫富差距书籍的最大特点。可能作者引用的最让人震撼的研究成果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马丁·基伦斯(Martin Gilens)。基伦斯一直在收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近2,000个调查问题的结果,寻找当舆论发生变化时政策也随之改变的证据。结果他发现了——但其结论只适用于富人。“如果多数人支持某项政策,其转变为法律的可能性很低”,哈克和皮尔森写道。例外的情况是,“当某项政策被最富的人支持时就会变为法律。当穷人的观点与富人的相冲突时,穷人的观点不会有任何明显的影响:90%的美国穷人支持一项政策改变,远比不上10%的富人的支持奏效。与之相反,当更多的富人支持一项政策改变,基本上更有可能发生改变。”
部分原因是随着竞选开销的飞涨,政治家们比以往更需要资金赞助了。可预计的结果是什么?共和党和民主党更多地依赖有钱的捐赠人,对工会的依赖降低了。20世纪中期,共和党在工会中拥有很多 支持者——我们知道,当时的参议员泰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最终支持了被商界最终扼杀的劳工法修订——今天,发展俱乐部初选提名的共和党人都是忘记称工会主席为“老板”的人。与此同时,民主党人为了保持资金上的竞争力也不得不投入商界的怀抱。正如哈克和皮尔森所揭示的那样,民主党人在20世纪60、70年代处于极大的资金劣势。1981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还在为1968年选举分期还债。只有一种方法能弥补亏空:美国公司,更确切的说主要是经营管理者以及为了公司利益奔走游说的人。所以他们转向那里,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与中产阶级背道而驰。正如哈克和皮尔森所说,今天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并不是黑与白,而是“黑与灰”。
哈克和皮尔森所持的政治理论大部分具有说服力。但是他们对贫富差距做出解释了吗?这个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拿 他们对美国工会衰败的研究来说,他们能从多大程度上解释贫富差距?好吧,也许他们解释了我们过去数年已经看到的一些税收变化,但是这些并不能解释税前收入的变化。当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大幅减税时,那时的工会和今天相比在政治上更为强大,而那时私营部门的劳动力有整整20%没有加入工会,而今天没有加入工会的只有不到7%。
哈克和皮尔森注意到,中等收入工人本可以将部分增加的工资用于购买医保,工会本可以迫使政府系统更关注医保改革。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考虑到当工人力量如日中天时,有关医保改革的各种尝试仍然失败了,很难确切地说如果商界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阻止劳工法改革,医保政策之路会有任何不同。
可以肯定的是,富人们在促使政治家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上发 挥了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放松监管——更切题的说法应该是监管缺失——导致了金融泡沫和经济危机。前者提高了富人收入,后者打击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但是,更强大的工人运动能否在衍生产品监管上花费时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经济发展高歌猛进不断为金融市场注入信心,即使工会更具影响力,可能也会聚焦于如何更好地分配盈余及如何应对全球贸易。考虑到资金全球流动的本性会导致泡沫,我们也很容易想到,哪怕我们有点变动,最终结果也不会有所改变。
换句话说,哈克和皮尔森的问题在于,他们并不十分理解经济,正像经济学家不太了解政治一样。政府系统转向于更加注重富人的利益并且可能给富人和其他所有人带来了重大冲击,这已经是事实。但冲击有多大呢?如果政治权力分配保持在19 73年的水平不变,又会怎么样呢?这些都更加难以解释。
最终,他们的理论所解释的并不是为什么中产阶级工资停止不前和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而是政府系统的回应为何如此软弱而缓慢。一个工会具有更大影响力,政治家也不沉迷于富有捐助人的金钱,这种政府系统可能会更加严肃地对待这样一些问题。
但让我担心的是,即使是那样的一个政府系统可能也不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有效反应。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从以往出版的图书和相关评论来看,我们仍然很难就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一切达成一致,这也使得解决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艰难。
在此,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寻求答案。其一是哈克和皮尔森集中精力关注的:无论我们对贫富差距最终有怎样的结论,如果政府系统无法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美国普 通民众身上,我们就难以采取实际行动。其二是教育体制:关于中产阶级工资到底是怎么了,唯一有说服力的无可辩驳的解释是,20世纪70年代教育停滞不前——尽管那时社会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量已经增加。
其三为金融体制。就目前而言,巨富者收入急剧增长的原因就是经济的迅速金融化。如果看看金融部门的利润,你会发现2002年至2007年其利润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增长,并在金融危机之后有了急剧的反弹。那种上升是一种错觉:如果政府不强力介入拯救金融系统,这一泡沫将吞噬掉华尔街几乎所有银行和市场上的人。但是政府确实强力介入,为银行提供低息资金使其重新资本化,银行拿到这笔钱后继续进行钱生钱的游戏,使得每个人的投资组合恢复了健康。
有很多理由可以阐明这样做可能是一件好事( 一个没有金融市场的世界看起来更像是《疯狂的麦克斯》而不是1973年的市场),但事实是,联邦政府和美联储倾其全力去拯救金融市场,却对拯救劳动力市场热情不高。所以富人再次变得更加富有,但失业率仍保持在9%以上。在这里,我们所能——或是应该——废除的东西很有限,但至少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一直在做的是什么:对那些使富者愈富或就此次危机而言令其富裕的政策大开绿灯,而对事关广大中产阶级之问题和需要的政策则犹豫不决。看看吧,一边是众议院否决医保法案,一边是银行家重新拿到危机前的奖金,这恰恰是证明我们政策荒谬的最新证据。我不清楚你怎么解决不平等或中产阶级工资停滞不前的问题,但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需要认识到,美国民众并没有接受这种现状,更确切地说, 他们对此还毫无知觉。行为经济学家丹·阿莱利(Dan Ariely)和心理学家迈克·诺顿(Michael Norton)最近要求民众估算美国的财富差距。其结果是,大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目前的财富分配比实际分配更为公平,但他们仍希望能更公平一些:当让他们在许多国家中进行选择时,他们选择了贫富分化最小的瑞典,其次选择的是那些国民绝对平均分配财产的国家。只有10%的人选择了美国。但是正如哈克和皮尔森指出的,问题是政府系统对此充耳不闻,现在该听听了。我们并不清楚如何解决不平等或中产阶级工资停滞不前的状况,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状况并不紧急。
埃兹 拉·克莱因/文
刘春晓/译
秦宏伟/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