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获得新语丝征文一等奖 刘振墉
我获得新语丝有奖征文一等奖，奖金是一千美元。我从来不买彩票，这次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元，让我有一下子暴富的感觉。
方舟子主办的网站《新语丝月刊》，每年都举办网文有奖征文，今年是普通网文，明年是科普网文，隔年轮流举办。奖金设置为：一等奖一名，奖金一千美元；二等奖两名，奖金各五百美元；三等奖十名，奖金各二百美元。
我的“语文学历”只有初中毕业，以后再也没有写过正经文章。（当然，运动中写交待，写自传，写大批判不能算），直到退休后才练习写写。由于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写错别字，标点符号也常出现错误。所以这次获奖，纯属偶然。许多朋友有很好的语文根底，更有可能获奖。
新语丝是个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网站，不带功利，不媚俗，所以我才喜欢它。
我的获奖网文题目是《抗日亲历杂记》，要看可以点击：
http://xys7.dxiong.com/pages3/psi11.html。
现在我又补充了两小节，将完整的文章贴在下面。
抗战亲历杂记 刘振墉
一、小脚逃难
十几年前，母亲以九十高龄病故。晚年我将她老人家接到城里住，有好几次，半夜里听到她从喉头发出的“嗷！嗷！”声，凄厉而恐怖，我只好起来到隔壁房间去把她推醒。她总是告诉我说，梦见日本鬼子追来了，拼命逃呀，可小脚一拐一拐的，总是跑不快，真急煞了!
抗战爆发不久，日寇就占领了靖江县城。那天听说日本鬼子下乡扫荡来了，母亲和姑母带着我和妹妹，跟着一小群人往北乡拼命跑。才走了几里地，就发现前面的桥已经坍塌了，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幸而水并不深，水面也不宽，同行的人都涉水过了河，最后只剩下我们四人。那年我大约是四、五岁，妹妹正在蹒跚学步。母亲一双三寸金莲，在这样带淤泥的河水里，站也站不稳，更别想涉水过河了。，也不知日本兵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四顾无人，无助、无奈，心里恐惧极了。
姑母是从城里逃难回娘家来的，比我母亲小六、七岁，是一双“解放脚”。也就是幼时缠过一、两年脚，在趾骨还没有被裹断时，就不再继续缠裹，叫做“放脚”。这样的脚还能保持原来的形态，但要比常人小几号。那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姑母先涉水过河，到前面的村子里找到一个熟识的农民，把我们背过河去的。
八年抗战中一直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经历过无数次的逃难，要算这次的印象最为深刻，一辈子也忘不了。
战争给予人们的精神创伤是终生的。战争就是恐怖，发动战争的人是最大的恐怖分子。只有被侵略、被占领、被蹂躏者，才会真正感受到这种恐怖的切肤之痛。
二、日本兵的军靴
日本侵略军已经在本镇常住下来，留守的人都很害怕，从早到晚关着门。有时三三两两的日本兵从街上走过，皮靴踩着街石发出的声响，一下一下地敲击人们的心。我心里虽然害怕，每逢有日本兵走过，往往要从门缝里向外看。只要他在大门外，我在大门里，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
我那年五岁，一直跟祖母睡，家里就我们两个人。早晨还捂在被窝里，突然听到前面咚的一声，显然是大门被踢开了，接着听到日本兵的军靴声由远而近。我家前面是店面房，大门上用的是尺多长的木质门栓，后进是堂屋，格子门后插一根二、三尺长的杉木条门杠，更经不住鬼子兵一脚，一会儿就进到我们的房间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端着（不是背着）步枪的日本兵，见到只有我们一老一少，跟本不去理睬，却騰出手来找东西。我奶奶房里有两张大木橱，和七八个可以装粮食的坛子，都是祖上留下的财富，可惜里面空空如也，也许还有几升大麦糁子。日本兵将大橱打开看看，又将坛盖打开看看，就退出房间，再到别的房间巡视一番后，只听到缓慢而清晰的皮靴声，一声一声地远去。
这次我们虽然没有受到伤害，因为是第一次与日本兵近距离接触，真怕得要死，我躲在祖母身后一动也不敢动，不由自主地对日本兵的军靴多看了几眼。因为没有见识过皮鞋，所以很困惑，鞋子踏在石板上怎么会这么响？一脚就能把门踢开，那得多大的力气？鞋子要有多硬脚才不疼？
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走过各地的大街小巷、城市或农村集镇，总能看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条标语。当时全国人民气愤填膺，同仇敌忾，抗日标语到处都是，奇怪的是，内容却十分单调，绝大部分就是这八个字。
我那时虽然只有五六岁，但已读过几个月的私塾，认得了几百字。我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条标语特别感兴趣，一段时间正好失学，就成了十足的标语迷，天天都想写这条标语，已将这八个字写得很熟练了。大人们一再警告：“让日本人看到不得了”，我心里也非常害怕日本人，但还是熬不住要写，偷偷摸摸地写。我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写完后再用脚踩掉；用石灰块在墙上写，写好后再涂抹得看不清文字，每天都想写，就这样写了无数遍。乡下的纸张非常稀罕，我想尽办法找到一两指宽的纸条，或者牛眼睛大的纸片，用铅笔写上这八个字后，再团成一小块，塞到墙缝里或树洞里，也有压在砖块、石头下，就这样藏匿的标语至少也有百十条吧，直到重新上学注意力转移为止。
当相同或类似的标语口号反复剌激时，小孩们出于天性，要学习，要模仿，要显示自己的聪明能干，于是也要写标语口号。这种冲动还忍不住，时时刻刻想着做这件事，我命名它为儿童的“标语口号强迫症”，不知儿童心里学家们看法如何？
四、祸从天降
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我的姑父实在是好人里的好人，却成了日寇炮火下的冤死鬼。
我姑父叫郭湘尧，家住江苏省如皋县江安区的葛家圩。在我模糊的记忆里，他是位老夫子，向来不苟言笑，走路踱着方步。他信佛吃斋，执著地珍惜一切生命。假如有蚊子叮在胳膊上，他会轻轻地用嘴把蚊虫吹走，不肯用手去拍死它。没见他串过门、走过亲戚，更别说进城了。他办了一个私塾，教一、二十个孩子识字、背书、练毛笔字，教的当然都是论语、孟子之类的书。他一辈子就做着教书先生，过着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日子。
我的姑母是一个旧式女子，三寸金莲，她没生过小孩，但老两口却是相敬如宾。等到过继给他们的侄儿长大成人娶了媳妇后，就顺理成章地让继子当家作主，老夫妇过着悠闲日子。
私塾就在村子里，两间旧平房。每天中午学生放学回家后，通常姑父一个人仍旧坐在教室里看看书。那时候的惯例，塾师由学生家长轮饭，饭做好后，由学生请先生到家中就餐。夫子就算肚子饿极了，也不会不顾体面过早地到学生家中坐等饭吃，那是有辱斯文的行为。一九三八年初夏的一天，正当姑父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在书房等吃午饭的时刻，一颗炮弹从天上掉下来，穿过屋顶，就落在老塾师的身旁爆炸，他老人家未来得及留下一声叹息，随即断了气。
葛家圩是一个浜江近水的村落，距长江堤岸约三、四公里。当时正处於日本侵华战争的高潮，江面上经常有日寇的舰艇在游弋，但两岸城乡尚未被日军占领，日本军舰就常常向两岸任意开炮，这也许是一种示威吧。凑巧的是，那颗炮弹正巧落在姑父的头顶上，让这个忠厚老实人，成了当地日寇侵华的第一个牺牲者。
六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我姑父的坟堆该早己冲平了吧！又没有留下一个字的文字记载，曾经发生在此地的血与火的人间惨剧，村庄上，大概已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五、厉害的日本人
我家住在农村小集镇上，跑单帮的人很多，绝大多数人都是跑上海，所以能带回许多新的消息。因为有“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争在先，抗战开始前后，关于日本和日本兵的传闻，早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我当时只是个刚刚懂事的小儿，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现在记载几条，也可从中看到当时大家多么害怕日本人。
“日本兵训练严格，讲究绝对服从。长官下令队伍齐步向前走，遇到树丛水沟，还得挺着腰板前进，谁如果犹豫一下或乱了队伍，就得被枪托打个半死；
“日本人的三八大盖步枪又准确又牢靠，即使灌进了泥水，照样能用；
“日本兵三天两头打靶，练得个个都是神枪手；
“日本兵的剌杀功夫世界第一，三个中国兵还拚不过一个日本兵；
“为什么日本人个个身强力壮呢？因为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就经过严格挑选。日本人的风俗习惯是，婴儿出生后，要放在门外露天里冻一夜，第二天开门一看，死了拉倒，谁叫他体质这么差？只有冻不死、饿不死的，才抱回来养大，所以个个身强力壮”。
这些传闻，对中国的老百姓和军队影响都很大，恐惧和自卑的心理普遍存在。从一位邻居长辈讲的故事，就可以看出大家多么害怕日本人。
驻在我们镇上的三个日本兵，有一天下乡抢掠，他们就像春天远足一样悠闲，不知不觉，走出去十几里，突然被一股抗日游击队包围住。日本兵各有一支三八步枪，几十发子弹；游击队用的是“中正式”（国军的制式步枪）、“湖北条子”（汉阳兵工厂造），虽然性能上稍逊一些，但有一百多人呀！从实力对比上看，显然占了绝对优势。
但日本兵训练有素，沉着冷静，善于利用树木、坟堆等地形地物，相互掩护，逐步后撤。游击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只是老远地放空枪，谁也不敢往前靠。结果是，这三个日本兵毫发未损地回到了据点。
六、在日寇面前，中国人都是温顺的羔羊
日本兵快要打来的时候，老百姓和当兵的都怕得要命，根本谈不上什么动员或备战什么的。县政府、区公所、乡公所、保长、甲长等，从来没听说这些机构和官员有过什么作为。我当时已开始懂事，记得只要有人喊：“日本人来啦”大家就拚命向乡下逃。逃过几次后，等日本兵真来时，小集镇上的居民已所剩无几了。驻军（属江苏省保安第四旅）也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刷抗日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到日本兵真的来了，朝天开了几百枪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影子了。据大人们说，那次只是日本人的少数侦察兵路过，对于中国军队的胡乱开枪，理都不理，径直走自己的路。
过了些时，才有一小股日军常驻下来。日本兵通常是找一所坚固的住宅，略加改造，并不像后来的和平军与国军的大修炮楼大筑碉堡。也的确不必要，他们在这里就像住度假别墅一样的安全、舒适。地方上有“维持会”供应他们的生活需要，老百姓又没有丝毫的反抗。一个、两个日本兵不但可以在镇上任意闲逛，就是下去十里八里也犹如闲庭信步。我们那儿是人口密集地区，一二十个日本兵，就使周围几万中国人吓得要死，如遇到狼的羔羊，俯首贴耳。
难道没有抗日游击队吗？有，很多，什么“独立团”、“挺进纵队”、“大队”、“总队”，取的番号都大得很。我的外婆家相距二十多里，是最落后、最偏辟、交通最不便的地方。我每次住外婆家，总能遇上招待什么团长或司令的，因为他家是“肉头地主”，没有势力，见到枪杆子就赶快招待。
日本兵在我们镇上住一段时间就撤走，过些时又进驻。每次日寇撤走间隙，就有附近的“胡传魁”们开进镇上，第一件事就是向店铺摊捐和设卡收税。这次来的是李队长，下次来的可能是张司令，头头常换，番号常换，看来他们经常在火拼、兼并。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不敢碰日本人，连骚扰都不敢，更不用说打死或打伤一个日本兵了。在新四军到来之前，当地人已当稳了亡国奴，只有恐惧，没有抗争。
可能以为，对这些“山大王”，当时的人们一定是十分痛恨吧，不，有时还盼着他们呢！有时候日本兵走了，附近又没有成气候的人物，于是小镇上形成了权力真空。这时，敲墙挖洞、绑票、明火执仗抡劫等等经常发生，人们盼着来个强力的统治者。每当治安恶化，社会秩序紊乱时，黑社会就会应运而生，也是相同的道理。
直到新四军东进到本地后，抗日运动才算真正开始了。
七、新四军打下日寇据点
我的老家在靖江西来镇北头，出门二三十步，就有一条巷子，往西一条大路通向季家市和黄桥。
记得有一天夜里，听到街南头有枪声，稀稀落落的，街面上也有人走路的声音。猜得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采取的当然是最安全的对策，也就是照常关门睡觉。
早晨起来时，枪声还没有完全停止。我跟着哥哥出门一看，巷弄里歇着成队的士兵，将近有百十号人，有步枪和轻机枪，听说他们是新四军。我们这里驻军原来是省保安第四旅，（旅长是何克谦，人们称之为何四旅）日寇入侵后，就跑得无影无踪。今天是日本兵占领我们西来镇后，头一次看到的正规中国军队，不知他们有什么区别，看人家下军棋得知，军要比旅大两级。
不少老百姓来看热闹，小孩子特别多。每当南头的枪声一响，在场的民众，大人和小孩显得都很紧张，有些人赶快往墙边上靠，当兵的却若无其事，笑着告诉民众，枪子儿远着呢。日本人的据点在街最南头，相隔约两三里地。一部分队伍在打鬼子据点，这支队伍大概是预备队，休息的时候真是彻底的放松。
直到下午部队即将撤走时才让老百姓去看。鬼子的据点设在街南头姓封的一户民房里，据说日本兵大概有二三十人，最终虽全部被消灭，新四军却要从夜里打到天亮以后，我看到的新四军有日寇的十倍，由此可看出日本兵的军事素质和顽强抵抗的精神。
我趕着去看热闹时，新四军正在撤离，先集中队伍，大概因为打了胜仗，个个精神饱满，队伍整齐，我看着他们一队队地开拔走。留下两点特别印象，一是不少人背上揹着雨伞，可那天天气却很好，心里想不通，也许因为这支部队是从多雨的江南过来的，带雨伞成了习惯；二是还有少数士兵没有枪，只揹着大刀片，刀把上飘着红布须，刀片很大，很宽，像农民铡草用的铡刀。
八、她们也是慰安妇
江苏省如皋县磨头镇的西边半里许，有个小居民点叫西河湾，位于一条大河的转弯处。日寇入侵后，赶走了这里的全部居民，拆毁民房后建起了有多个炮楼的据点，人们就喊它西河湾据点。
据点在我们邓庄小学西南方约两、三公里，由于村庄和树林稠密，在校门口看不见炮楼，但它时时刻刻都压在我们的心头上。日伪军以奸淫烧杀抢掠，来要挟维持会送粮送草送给养，不过多数时候，据点里只驻有伪军，喂饱了就太平得多。
从城里下来了日本兵，其实每次也不过十几二十来人，与常驻的上百人的伪军相比算不了什么，但周围的几万老百姓，就是怕得要命。我那时虽然年幼，还是能反复听到大人们在传播：又有日本人下来啦！小心呀！等等。如果听到有人说：维持会从如皋城里包了几个“姑娘”到西河湾啦！语调里往往带有宽慰的意味。至于这样的包“姑娘”，前后经历过几年？人数和次数？日本兵是否满足了兽欲就不再下乡奸淫妇女及烧杀抢掠？由于我当时年纪太小，就弄不清楚了。
这些年轻女性，由于战乱和贫穷，不得不出卖肉体，实在可怜。结果却落入狼群，成了饲喂猛兽的饵食，而且是由自己的同胞，把她们送上魔鬼的祭坛。身为中国人，我感到特别的耻辱和气愤。
中国的汉族人本来就比较懦弱，江浙地区的人更甚，民谚云：“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知当地的民风。百十个由地痞流氓组成的伪军，偶尔来十几个日本兵，周围十几里，五、六万或更多的老百姓，害怕得要命，没有听说有过任何的反抗，任由日伪军烧杀抡掠，老百姓还是战战兢兢地交税交粮。
所谓抗日运动，那是新四军到来后才有的事。
九、包围西河湾据点亲历记
大概是我读小学四年级那年的事。
那天已经到了学校，还没有上课，只见校外的大路和小路上，走着一群群的农民，有老有少，大部分是男的，都扛着锄头、钉耙、扁担等农具。还有人敲着锣。敌伪军据点在我们学校南边约四、五里路，只听得那边人声鼎沸，锣鼓喧天，早将我们的心抓去了，老师只好宣布停课。
西河湾据点是个神秘而又恐怖的地方，我从来没敢走近过，今天跟着无数的大人们，大胆地一直走到据点边上。据点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里面有两三个炮楼，看不到一个拿枪的，大概都躲在炮楼里。边角上另有两间低矮的平房，有几个伙夫在近旁淘米洗菜，看来那是他们的伙房。炮楼为园柱形，不过两三层楼房高，侧面上留有枪眼（射击孔）。看得出炮楼是旧砖头砌的，怪不得鬼子伪军到那儿修炮楼，都要拆毁一大批老百姓的住房。据点的四周非常空旷，民居、树木甚至连坟堆都没有，大概全被日伪军推毁了吧。
那天到的人很多，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竖着的锄头、扁担像树林，声势很大。据点里有时打几枪，枪声一响就有人往外溜，但总能很快稳定下来。据说有乡保长代表民众向和平军提条件，要他们不得下乡扰民等等。伪区长出面讲话，他站在八仙桌上，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人小，从人缝隙间一直挤到靠近八仙桌。区长的个头很高，讲话时脸色煞白，讲些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时间久了，我怕家里人不放心，又听到一阵枪声，不少人向外涌，我也就回家了。
此后和平军下乡的次数明显的少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安稳得多。
从这天起，我一直迷惑不解：抗日，抗日！怎么今天连一个日本兵都没有看到，全是和平军，这怎么还叫做抗日。许多年以后学了历史我才明白，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是产生民族英雄的民族，也是出产汉奸、败类和卖国贼的民族，民族英雄只是一个一个地出现，而民族败类和卖国贼却是一大批一大批地产生。
十、我为抗战出过力
时间大概是1944年，区里(江苏如皋县磨头区)或者是乡里办的基层抗日积极分子学习班，学员都是乡村干部和民兵骨干，其中有几个人我认得。学习班结束要考试，这可是件难上加难的事，难在学员们都不识字。
现在人们难以理解，全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怎么能不识字呢？阿拉伯数字、中国数字、自己的名字、赵钱孙李等常用字，那怕没上过学，三百、两百汉字总认识吧！不！他们中也许有几个人西瓜大的字能识得一箩框，大多数人却都是睁眼瞎。多数人不但没上过学，接触纸张的机会就很少，接触有字的纸张，机会更少，连接触纸币的机会都难得。从小到大，生活中只有挑猪草、检粪、担水，劳动接着劳动。
瞎子走路可以带根棍子，我们四年级的十几个同学，就给他们当导盲棍。考试的时候，一个学员旁边站着一个小学生。考题只有是非题与选择题，内容非常非常简单。比如是非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认为对则画圈，认为错就打叉。又如选择题：德国法西斯正在节节败退，1、在苏联；2、在美国；3、在英国，在正确答案后面画圈。当主考人读到某题时，我们小学生就要用手指着这道题的位置，看着他们画圈或打叉，千万不要打错位置。有人觉得铅笔比镰刀斧头难使多了，总是拿不稳，就索兴扶住他们的手去画。我引导的这位姓韩，几年后做了乡长。
这个乡有大几千或上万人口，就只有这一所正规小学，还是初级小学。农村学校，年级越高学生人数越少，我们三四年级是复式教学，合在一个教室，四年级只剩下了十几个学生。因此，在这个乡里，我们这十几个十岁或十一岁小孩，不但是在校生里的最高学历，就是在乡里，也能算得上有文化的人群了。
旧中国农村，文化是是这样落后，你能想到吗？
十一、游击教学
抗战后期，日寇和汪伪军，从苏南调集了大批兵力、物资，将江苏南通地区包围得水泄不通，进行疯狂的清乡、扫荡。这块特殊地形，南有长江，东有黄海，西与北两面札起了竹篱笆，在这个封闭的小范围里面，拉网式的反复清剿，残酷的烧杀抡掠,意欲将抗日力量斩尽杀绝。
我就读的如皋县邓庄初级小学，距离竹篱笆封锁线只有四五十里，不断从老师和大人处，听到那边的血腥与惨烈的故事。而且听说，南通是清乡实验区，稍后将移向我们这边，所以大家都很紧张，也很担忧。
学校虽然距敌伪据点只有四、五里路，但校长王德全和所有老师，都有强烈的爱国心。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于是，我们学校打算开展“游击教学”。
老师对我们说，日伪军快要来清乡扫荡了，我们不能解散了事，要坚持学习，但在学校里上课又不安全，就只好开展活动教学，也就是游击教学。要我们每个人准备一张小板凳，每个村庄，每棵树下，都可以当做我们的教室。
从某天起，游击教学的演练开始了。我们背着书包和小板凳，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邻近的村庄。今天去东庄，明天去西庄，上课有时借用民房，有时就在大树下或草垛旁。老百姓看到没有人觉得奇怪，更无人反对，因为当时大敌当前，人人心中都充满了恐惧和愤恨，为反清乡做任何准备工作都是合理的。
我已经记不得，这样的游击教学演练，坚持了几天还是几个星期。幸而日寇和汪伪，此时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在南通的清乡，是最后的挣扎，失败后也就无力再继续，我们地区的抗日形势也就一天比天好。
现在看来，让十一、二岁左右的小孩们进行游击教学，是不现实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请现在的人们，不要笑我们幼稚天真，当时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非常认真，非常严肃。难道这不是一种精神，一种同仇敌忾精神的体现吗！
我对王德全校长和老师们的爱国热忱和敬业精神，至今都深怀敬意，尽管王校长（文革前任南京博物院的院长）曾用坏板凳腿打过我五个手心，我一直以为冤屈。在那样生活艰苦，环境险恶的条件下，坚持办学，让我们接受了民族教育，学到了文化，也学到了做中国人的道理，对他们的献身精神，我终身难忘。
十二、最可恨的是汉奸
人人都知道“八年抗战”，是指与日寇作战有八年。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却是抗日五年，抗汉奸和平军三年。
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占领地方、烧杀抡掠的是真正的日寇，可是到了后三年，日本兵已龟缩到县城里面，城外的所有据点，通常见不到日本兵。看上去，伪军人数要比日本兵多得多，在我们家乡，早期每次日本兵来，也不过三、五十人，甚至更少，但后来伪军来，总在百人以上。
伪军的据点(以江苏如皋县磨头区西河湾据点为例)，通常是用竹子编的篱笆围成一圈，里面砌两三个碉堡。园形碉堡有两或三层，四周开了不少枪眼。当时还没有水泥，只有石灰与黄烂泥，也没有石头，更没有钢筋，只是拆民房的旧砖头砌成。现在看来，这种工事不堪一击，但当时的新四军，连黑色火药都稀罕，对付这样的据点，就是难啃的硬骨头了。
除非大扫荡，日本兵成月的都不下乡，伪军的据点就在村子旁边，老百姓直接面对的害人虫就是汪伪军，可以说，伪军成了主要的斗争对象。对汪伪军的仇恨不下于日本人，甚至超过了日本人，有时觉得汉奸比日寇还要坏。
我看到的和平军，是些地痞流氓、瘾君子、青红帮、二流子等人组成，全是些“人渣”，最为沦陷区人们所不齿。又有汉奸文人宣扬汉奸理论：一曰“曲线救国”，二曰“大东亚共荣圈”。所谓“曲线救国”，是说日本人抗不得，抗日必亡国，只有像他们先投降日本人，中国才不会亡。还有“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人的口号，那时日本人的力量还不够大，否则就要提“地球共荣圈”了。日本兵到中国来，是要与中国人共荣呢！
汉奸最可恨。拿枪杆子的汉奸可恨，拿笔杆子的汉奸同样可恨。
十三、 表哥是汉奸
在抗战初期，是行政权力真空期，更是土匪如麻、无法无天的时期。我的外婆家是地主，是农村的殷实户，因此早己将财物藏匿起来，还在山墙上挖了洞，万一大门被堵住了，就钻洞逃出去。有一天半夜里，突然来了一支队伍，把他家洗劫一番。由于准备充分，劫匪既未抢到多少财富，也没有抓到绑票的对象——我的表哥。突然他们发现了一个男孩，有绑匪高兴地说：“抓到他的弟弟了。”
其实我表哥几代单传，被抓的只是他的表弟，也就是我的哥哥。我哥哥那年十二岁，被土匪抓走带到了石庄镇（属江苏省如皋县）。而且有消息说，这次抢劫的幕后主使者，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至亲，我们的姨表哥沙如龙。怪不得这些土匪长途奔袭，目标明确，情况清楚呢。
抗日战争开始的混乱时期，群雄并起，什么团长、司令的每县都有好多个。沙如龙先是用苏皖挺进纵队、江北游击大队等名义拉队伍，起初还象是抗日武装，不久就公开投靠日寇，成了石庄镇一带的和平军头子。沙如龙的妈妈是我母亲的堂姐，由于他们那一房后继无人，由我舅舅兼祧，这样，我的舅舅也就是他的舅舅，关系应该算是很近的，何况沙如龙本人幼年也常常住舅舅家。
我母亲在家里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石庄镇，直接找到沙如龙，拜托他不管落在什么人手上，都要请他保出来。因为我家是市镇贫民，破落户，穷得一贫如洗，亲戚中大家都知道，实在没油水，几天后也就放出来了。
有人分析说，沙如龙指使人抢劫舅舅家，是出于忌妒和报复，他外祖父母家的房屋田产被另一房继承，可能心怀怨恨。其实这些败类们，早已丧失人性，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我还听说过另外一件事，他同村某本家有钱，就派手下人将这家的女孩，也就是他的堂妹抓来扣在一口大缸里，然后捉几条蛇放在缸里，把女孩吓得要死，用这办法逼本家长辈拿钱来赎人。
日本鬼子投降后，沙如龙摇身一变，担任起国民政府属下某区“自卫队”的队长。听说在四八年前后病死，虽然作恶多端，却得到了善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未必尽然。
汪精卫的和平军，其成员都是些地痞、二流子、吸毒者、帮会分子，全是名符其实的“人渣”，最为沦陷区人们所不齿。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复员”时，却将这些社会渣滓搜罗到麾下，成为区、乡政权的武装骨干，实在不明智，让许多一直“盼中央、望中央”的老百姓，感到很失望。
十四、日军烧毁了我的小学
这是一所农村小学，位于江苏省如皋县磨头区的邓庄，所以就称做“邓庄小学”。校舍分两进共十间，有四个教室，都是砖瓦房，教室内有学生专用的课桌椅和黑板。校舍的地基要比平地高出一尺多，这在当地农村建筑中是罕见的式样。校门前是操场，有十几棵梧桐树，都长得有成人的腰一样粗，两三丈高，掉下来的叶子，我们拾来将叶梗对折后拉钩，比谁的叶梗最坚韧。校后是一片园地，有树木花草，印象最深的是两棵枇杷树，有一年结果累累，摘下来分给大家，我们每个学生都分到了几颗，真甜！校园东南有一片大池塘，形如菜刀，民众就叫它薄刀池，校园后是一条小河，环境堪称理想。
天井不大，除中间一条前后通道外，两侧辟为东西花园，各栽了好几棵观赏品种的松树和柏树，树不高，树冠像蘑菇。印象最深的是它们能分泌出树脂来，我们喜欢用手指头沾着玩。松树、柏树的外面围着一圈冬青树，再外面就是屋沿墙脚，也栽着万年青。因为天井的活动空间小，所以下课后我们都是在操场上玩。
像这样的校舍和设备，在当时的农村中是难得见到的。我在那儿从二年级读到四年级，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当时只有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合班，另有一个教室空着。我不得不到别处读五年级，在我离开还不到半年，再回去看到的却是一片瓦砾，已经被日寇完全烧毁了。一所乡村小学校，肯定没有军事意义，日寇还去将其烧毁，除非是“伤心病狂”，还能有什么可解释。
上世纪初，为了救亡图存，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兴办学校，有些人不惜毁家办学，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如果有学者以此题材写一本专著，不但有意义，也一定是令人感动的。据介绍，我这里所述的邓庄小学，也是由当地耆绅贾汝言、贾汝霖等人（均为晚清秀才）发起于1919年创办，校舍的八亩地，系贾汝言捐赠。别误以为他们是大财主，其实仅能算是较为富裕的农民。我在那儿上学时，这些老先生均己过世，看到他们的儿孙辈靠种着几亩地，勉强果腹而己。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烧杀抡掠，血债累累，到现在不但没有赔偿，甚至连事实都不肯承认，每想及此，能不令人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民族耻辱更没有得到完全的洗雪。这要怪中国人自己不争气，内斗不已，民族败类太多。
十五、反清乡，拆房子
一九四三年夏天起起，以汉奸头子李士群为首的一伙卖国贼，配合日寇，在江苏南通地区（苏中四分区）开展了残酷的清乡运动，到处扎竹篱笆（代替铁丝网），以分割、阻隔人们的往来，编保甲、查户口，烧杀抡掠，弄得通、启（东）、海（门）地区一时腥风血雨，目的就是想将当地的抗日军民斩尽杀绝。而且公开宣传，南通地区清乡结束后，下一期就要转向西边的如皋、靖江。
我的老家在如皋与靖江两县的交界处，原来筑有伪军据点，不久前撤走了，但相距七八里路的斜桥、张黄都有日伪军据点。虽然伪军白天常常来扫荡，但是民兵、妇救会、儿童团这些抗日群众组织，却搞得热火朝天，反清乡也就成了中心任务。
当时认为，敌人来清乡时，一定会在本镇设据点，根据经验，伪军总是先找一所结构完整，坚固的民房做落脚点，然后再修筑炮楼。既要反清乡，又不能将民房大拆大毁，于是，就要求每户人家拆一间，让四合厢缺一角。如果是三进的房子，就在后面两进各拆一间，沿街的店面房则不拆。总之，是要破坏宅院结构的完整性。
要拆祖传的房子，当然舍不得，人们心情都很沉重，但是大敌当前，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下，大家又都能忍痛并且平静地接受这一决策。全镇居民中，总有百多户人家拆了房子。
我家的住房，，大约建于十八世纪中期，是低矮的砖瓦平房，前面五间店面房，后面五间堂屋，外加一间厢房。拆去的是堂屋的最北一间，本来是橱房，现在只好将橱房移到厢房里。
一队民兵，都是本地的年轻人，爬上屋顶，先揭下瓦片和旺板，再拆椽子，最后卸大梁。俗话说：“砌屋三石米，拆屋一顿饭”，不消一会儿功夫，屋顶就见天了。
南通地区清乡后，汪伪政权已无力再在别处开展清乡，直到日寇投降，也没有再到本镇上筑据点。我家当时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抗日战争胜利后，也无力修复。直到八十年代，我将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屋出售时，宅院还是缺了一只角落。
十六、无声的教诲
我家有一间套房，特别隐蔽安静。里面有一张很大的书架，另外有几只旧皮箱，放的多数是木版书和碑帖，也夹杂着少量别的文字材料，这些都是祖父的遗物，祖父去世后二十多年，很少有人动过。小的时候，我常常关起门一个人在里面瞎翻，可惜大部分看不懂，但还是很有收获。
我找到一张拓片，是一张横幅，宽约尺许，有“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自右向左横写，署名岳飞。不知拓于何处，真的是岳飞手迹，还是仅仅表示此话出自岳飞？我己读过小说《精忠说岳》，对岳飞可说是无限崇敬，所以经常临摹这张帖。
有一迭行书的手抄件，字数很多，有七、八页纸，抄的是曾纪泽给皇上的奏本。我大部分看不懂，但主要意思能明白，是关于俄国侵入新疆时有关伊犁问题的奏折。抄这样长的一份文件是要费很大精力和耐心的，祖父这样做，一定是出于对曾纪泽的崇拜，或者是对他的观点极其赞同。
在箱子下发现了祖父的约十封家信，是他从关外寄给曾祖父的。我的祖父刘芬，在日俄战争期间，曾被中国红十字会派遣，去辽宁等战争受害地区救济难民。在家信中，对战争的灾难后果和难民的悲惨状况，有详细的叙述。日、俄两国要打仗，既不在日本打，也不在俄国打，却偏偏要在中国土地上打，让毫无瓜葛的中国人死的死，伤的伤，城市烧的烧，这世界上还有公理吗？
最令我激动的是一张中国地图。这是张用现代技术印制的地图，着色，有十六开大小。它标定的四周边界与现在相差很大，东南在琉球以东；西部和南部边界也要往西往南很多；东北直达外兴安嶺，包括海参威在内；西北直到贝加尔湖。我特别记住一个现在早已为人们忘记了的地理名字：“唐努乌梁海”，那是指新疆、蒙古往北一大片广阔地区。我想，这就是大清王朝全盛时期的版图吧！经过列强的蚕食鲸吞，中国剩下的一半土地，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肯放过。
尽管日寇和伪军还常常从门前走过，军靴在街石上踏出的声响惹人心痛，我却常常一个人在套房，沉浸在幻想的世界里。
从儿时刚刚懂事，就遇上日寇入侵，整个儿童、少年时期，都过着忍饥挨饿，担惊受怕的日子，就这样，我这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激励下，在祖父无声的教诲下，形成的是非观，影响了我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