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民国那些风流人物随想(二)

有朋友善意地提醒我：这样大的题目你也敢写啊？

我说：你知道吗？一个人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无知。也就越发谨慎，不敢胡乱写。所以老子说“知者不言”；所以苏格拉底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说得好听点，他们那叫做谦卑和敬畏；说得难听点，他们那是矫情，而且是陷入了某种桎枯，某种樊笼的矫情。不就是怕言多必失嘛？不就是怕贻笑大方嘛？ 童言无忌，真理其实一定很简单！一知半解也并非一无用处，它可能会因为你的无知，而引领你进入另一片天地的。

好了，言归正传！ 儒也有魅力啊？
那腐儒，酸儒，贱儒，几乎不就是奴才的代名词嘛？
我们的伟大先人啊？你们的不争气的子孙这一百来年，已经都把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更有如今的崇西极端人士，居然大声疾呼要以基督文化替代儒家文化。我相信这样的人既不了解基督文化，也不了解儒家文化。往往是，西方中好的东西他们没学到，西方中不好的东西却已经深深地固化在他们的思维中，最终给自己弄个四不像。西方人从小就教孩子要多多地正面思维，要多想事物POSITIVE的一面。而那些极端崇西的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还不如个孩子。

他们已经把儒丑化得差不多了，还是让我们正面地，POSITIVE地去描述一下一个儒者的样子吧：
 
得意时，他素衣高冠，彬彬有礼，憨憨地坐在人性最温柔，最慈悲，有阳光的斜坡上，静穆而善良；
 失意时，他登科失路，他被放逐贬谪，他穷困潦倒，他人生狭窄逼仄，而他，亦或仰天长问，亦或掀须朗笑，永远行走在路上；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儒者的人生写照。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
 
这样的人格在其他文化中是少有的，而在儒家文化中是普遍的。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西方的思想大家们，如罗素，如杜威，如泰戈尔因仰慕梁启超们，因仰慕辜鸿铭们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讲学交流。如今呢，再也没有西方的思想大家来和我们交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那样属于我们的儒者，我们已经没有了我们自己的思想者。我们不过是思想着别人的思想，普世着别人的价值！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半是儒，一半是道。然而，比较悲催的是，往往不是二者的结合，而是要么儒，要么道。

儒者是方的，道者是圆的。
 
儒者们往往是一根筋的，儒者们往往是没有城府的。所以，儒者中可以出现清平盛世中最好的政治家，而在动荡社会中，他们往往表现为百无一用是书生（儒生）。正如在那风云际会的清末民国初，旧儒如李张辜王，新儒如胡蔡康梁，他们就都不灵，注定失败，注定随波逐流。在飘零的年代，寂寥和落寞几乎是大多数儒者的宿命。

并不是所有的儒者都能像那个千古一圣，大儒王阳明那样，把儒，道很好的结合的。这个天才在他十几岁时就尖锐地指出：儒者患不知兵。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就如同那个方孝孺虽有治世之能，然一旦处变，就只有殉节的份了。事实上，中国的朝代更迭史，可能就是一部中国儒者的蹭蹬失意史，里面飘荡着太多的抑郁和悲号。
 
然而，然而，正是这些不知深浅，不知进退的儒者们，护佑着这个庞大的帝国相对平稳地走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那么多文明来也倏忽，去也倏忽。只有这个儒的帝国：那些老儒们，朝堂之上，仗义执言；那些壮儒们，为政一方，廉政爱民；那些幼儒们，枯灯旁边，苦读圣贤。。。

有看官估计看不下去了：你没事儿吧？是不是喝高了。 这位看官，我早上从来不喝酒！

石康在《奋斗》中的第一集就让一帮小青年把鲁迅的石膏像给砸了。我看砸得真好！
这个二十世纪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他文章中的很多主语搞错了。他文中所说的“中国人”换成“清朝人”，更准确的是“晚清人”才对。鲁迅先生的骨头到底有多硬并不好说，但他的偏激却体现在了他的字里行间的。鲁迅先生读史，满眼看到的只有吃人两个字。作为文学家，这是生动的好句；作为思想家，这完全是话走偏锋。不过，因为他这句话，我倒要为过去著史的儒生们拍手叫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如实地记载了历史的真实，历史的血腥；因为他们不是些只会歌功颂德的奴才；

鲁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个完全自我否定的极端。而那个真正的新文化先驱胡适之却很好地保持了儒的本色。如果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将会属于“我的朋友胡适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