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当中国与日本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争论不休，箭拔弩张之际，国内湖南省的学者和河北省的学者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镇馆之宝，商代文物 --- 四羊方尊的出生地展开了另一场激烈的争夺。
发起这场争论的石家庄社科院研究员，市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勇宣称，他经过半年多的实地考察，发现 1938 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月山乡龙泉村的这一国宝的原始出土地点应为河北广宗县。广宗县的一些地方官员也出面说明确有其事。他们主要的说法是：
1 ．原广宗县湖南宁乡籍县长姜谧荣于 1935 年离任时，为防止国宝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带回原籍，掩埋于老家的后山之中。后来被其姜姓族人三兄弟挖出。四羊方尊在宁乡县月山乡的出土应是第二次出土。许多当年在县衙与姜谧荣共事的老人曾经在县衙的仓库中见过此物。
2 ．宁乡属于三苗活动区域，远离殷商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不可能出现如此精美的青铜重器。广宗县以及与之相邻的威县和邢台乃商王朝的王畿之地。广宗县古名疪，后改为沙丘。据史记记载，商代自祖乙迁都来此之后，历经五个帝王，先后达 94 年。此后，广宗逐渐成为商代的重要帝王园林。商纣王曾在这里营造酒林肉池，沙丘苑台，并铸造精美华丽的青铜器。因此，四羊方尊如果出土在这一地区应当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河北学者梁勇和广宗县的地方官员对四羊方尊的出土地点提出质疑，如果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本来无可非议。但令人奇怪的是，自 1938 年春四羊方尊出土，到 2012 年 9 月的 74 年里，从来没有河北学者和广宗县的地方官员对四羊方尊的出生地产生过疑问。特别是在原广宗县县长姜谧荣和他的同事们还活着的时候，也没人对此议题询问或调查过当事人。如果说在文革期间或四人帮当权时，由于当事人的身分敏感，采访有困难，那么，粉碎四人帮后，姜谧荣获得了平反，在长沙生活了十年之久，为什么也没有河北省或广宗县的学者和官员与当事人取得任何联系呢？这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争论的动机。
目前，中国已进入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阶段。各地 GDP 的增长，是上级考察下级，鉴定地方官员政绩，关系到这些官员升迁的重要指标。像广宗县，甚至邢台市这些地方，既不是科技重镇，也没有什么特色手工业，用什么办法可以搞活经济，提高当地的 GDP 呢？
早在梁勇的学术考察之前，广宗县就开始运作该如何利用商代帝王之都的遗址，开发旅游业务。客观的说，如果该县把开发经济资源的视角局限在这个范围，走的还算是正道，应当支持。然而，运作归运作，仅仅根据史书的记载的殷商遗址，还不够吸引人们的眼球。广宗县和邢台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土过与殷商帝王之都的地位相匹配的重器。于是乎，出土于湖南宁乡县月山铺的商代青铜重器与广宗县县志中曾记载的湖南宁乡籍县长姜谧荣就成了他们大胆假设的重要课题。而几年前建于广宗县的四羊方尊主题公园，就是这种大胆假设与大胆运作的产物。今年九月，梁勇以学者的身份出面对四羊方尊出生地的论证，其目的无非是要为这个四羊方尊主题公园取得血脉相承的正统地位。
广宗县的四羊方尊主题公园
这种目的性极强的发现和论证出自于学者之口，把一段明摆着的事实，搞得越来越浑浊，越来越耸人听闻。
正巧本人当年在此地当过知青，是姜谧荣老先生的晚辈朋友之一。上大学后，又多次面对面地听过姜谧荣老先生口述历史。不但获得姜老先生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他还向我说起和解释过回忆录中的一些重要情节。自己也曾在西周古城遗址碳河里和大量出土青铜器的寨子山一带修过水利工程，对这些地方的种种故事有所了解。还徒步到过四羊方尊出土的地方月山铺一带多次，熟悉那一带的山山水水。所以，当朋友传来这一新闻时，觉得有必要就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来谈谈这次争论所涉及的问题。
四羊方尊的出土早于姜谧荣回到老家的时间。四羊方尊是 1938 年 4 月出土于宁乡县，月山乡龙泉村。按照梁勇的说法推导，四羊方尊是姜谧荣由广宗县带回老家掩埋的，那么，姜谧荣应该在 1938 年 4 月之前回过老家。而根据姜谧荣的回忆录和他本人和我讲述的他的经历，他是 1935 年 7 月离任的，其原因是新任省长宋哲元为了安插自己的人。当时他本人正请假在北京养病，见报后委托该县的一个科长与新任县长办了移交。如果说四羊方尊在广宗县大院的仓库，在北京养病的姜谧荣突遭调职，从此再没回过广宗县，他哪里有机会带走这件重物呢？。其后，姜谧荣又先后三次考取过河南省的县长和湖南省的县长资格，直到 1939 年春才回到老家 ---- 宁乡县黄材左家滩。（ 1 ）此时，四羊方尊早就出土一年了。
姜谧荣的老家与四羊方尊的出土地点并非同一地方。梁勇等河北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证明四羊方尊被姜谧荣带到了老家，掩埋在自家后面的山上。把黄材乡左家滩村与四羊方尊出土的地方月山乡龙泉乡混为一谈，称之为“湖南黄材区月山乡左家滩”。事实上，二者并非同一地方。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月山乡属于贫穷落后的山区，没有公路，由黄材左家滩到月山冲的龙泉乡，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起码有 20 到 25 华里的路程，步行要半天时间才可到达。四羊方尊高 58.3 厘米，重近 34.5 公斤，姜谧荣决不可能将这样一个重物埋到一个搬到一个离家几十里的地方。此外，姜家在这个地区无亲无故，挖出四羊方尊的姜氏兄弟，虽然也是姜姓，但并非河北学者所猜想的那样，与姜谧荣是族亲或亲戚。姜姓在黄材是大姓，至少有十万人。据姜氏族谱记载，其先祖流光公，自后唐庄宗二年由江西泰和迁到黄材，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已经一千多年了。姜姓后裔早已派系林立，族群纷繁，彼此互不相识。月山铺的姜姓，也就是挖出四羊方尊的姜氏三兄弟那一支，属于上姜，而黄材镇周围，包括姜谧荣的老家左家滩，松树湾，田坪湾，以及沿炭河里一带，到姜公庙附近等归属于松树湾祠堂，唐家湾祠堂，划船塘祠堂，冷水塘等祠堂的姜姓，称之为下姜。上姜与下姜不仅祠堂不同，连派序都不相同。姜氏三兄弟根本就不认识姜谧荣，而后者也不认姜氏三兄弟。仅从这点出发，姜谧荣也不会将一个国之重器放到一个自己完全看不到，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陌生之处 ---- 别人的红薯地里。姜谧荣的老家左家滩和他后来在唐家湾修建的新家后面都有小山丘，如果真像梁勇所说，四羊方尊被带到了黄材，起码也要埋在这两个地方才合乎逻辑和人情物理呀！
四羊方尊出土后，宁乡黄材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 应证了四羊方尊与这一区域的远古文明的血缘关系。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在这一地区已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已有两千多件。其中最为众人所熟悉的有： 1959 年在寨子山出土的人面方尊。 1970 年在黄材王家坟出土的商代 兽面鸟纹提梁铜卣 。 1959 年在黄材寨子山出土的商代兽面纹瓿 。 1962 年出土于黄材栗山湾的商代兽面纹分裆鼎 。 1966 年此地的一位姜姓农民在整理菜地时，也曾挖出过商晚期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多件。 1963 年在黄材的炭河里这一区域，曾发现西周古城遗址。此地于 2004 年当选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本人当年在此地当知青，在寨子山修黄材水库的渠道时，曾亲眼看到过农民哄抢挖出的青铜镜。现在想来，这些东西应与以前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为同一系列。可惜那时没有文物方面的知识，没有人出来制止。听说抢到此镜的农民将其卖给了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得了两块多钱。宁乡黄材地区，从姜公桥沿沩水而上，到寨子山，栗山湾，炭河里这一带，是商代青铜器比较集中的出土地的一个地形大圈。梁勇及河北的地方官员对四羊方尊这种精美的青铜器物不可能出土于远离殷商文化中心的三苗地带的质疑也是没有道理的。实证已对此作了最为有力的说明。
四羊方尊
当然，肯定四羊方尊出土于宁乡县黄材地区而不是出土于河北省广宗县，更不是该县原县长姜谧荣带回老家掩埋的，并不是说四羊方尊的身世已经大白于世了。不可否认，四羊方尊虽然出土于黄材区这个大范围内，但月山铺龙泉乡转耳仑却在青铜器集中出土带或以炭河里为中心的出土圈之外。这一区域，除了发现了四羊方尊之外，再没出过第二件青铜器。它出土的底层相当浅，既无古墓，也无古建筑的遗迹，仅仅是一块红薯地。
其实，四羊方尊所出现的特点，也是宁乡县黄材地区出土的一些体积较大的著名的青铜器的共同特征，或者说令人费解的地方。这东西道底从何而来？如此浅埋几千年为什么器物表面的氧化层并不严重呢？也有的学者质疑，为什么没有发现冶炼青铜器的遗址的地区可以生产出如此大量和精美的青铜器物呢？甚至怀疑它们是由中原贵族逃亡时带入这一地区的。（ 2 ）这些商代的青铜器到底是产于本地，还是如同这些学者所怀疑的那样呢？
我以为，从目前掌握的实证来看，这些青铜器产于本地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也更符合逻辑一些。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湖南省博物馆的高尚喜等考古专家和学者，在当地农民发现的基础上，论证了黄材的炭河，是一个受中原文化影响，并有当地文化特点的西周古城遗址。很明显，一座古城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可以肯定，在西周之前，这一带的经济文化已有相当水平，以至可以逐步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城池。而出土于这一带的商后期的青铜器，就是这种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些较大的青铜器上，不但可以看到北方文化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南部文化的特色，如人面方尊上述表现出的高颧骨，厚嘴唇，就是典型的南方人种。而在北方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中，很少有如此写实的人面表现。这些青铜器不像纯粹中原文化的产物。此外，在交通不发达的远古，如果中原贵族在逃亡中，要将如此大量的青铜器搬迁到这样一个尚未开发的穷乡僻壤，是非常困难的。这些东西既不能吃，又非必不可少的用品，有必要在性命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带着这些笨重的东西逃亡吗？
人面方尊
1958 年修建的中国第二大土坝水库 — 黄材水库，其左边的坝体，与炭河里的古西周城池只有 500-600 米左右，炭河里一带曾是筑坝或修取的取土之处。由于当时处于大跃进时期，很少人关注这一带的古文物，因而，不能排除当年铸造青铜器物的作坊遗址已被淹没在水库中或填在大坝之下。
黄材炭河里西周古城到底是如何消亡的呢？从流传和史籍我们都没有发现殷商时期这一带发生过什么大规模的战争。一般来说，如果这个城市遭受了外来势力的打击，导致一个城池的消亡，那些后来出土的重要的和体型较大青铜器不是被毁灭，就是被掠夺，成为入侵者的战利品被带离此地。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看到这些远古文明的承载者了。从现在发掘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发现火烧的痕迹的报道，暂且可以假定它不是毁于火灾。此地处于沩江，胜溪河和塅溪河的交汇之处，即使 1958 年在沩江修建了水库，起了蓄洪的作用，上个世纪该地发生的几次大水灾，如 1963 年和 1969 年的大水灾，炭河里都首当其冲，一片汪洋。可想而知，炭河里的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远古时代更难躲避洪灾的毁灭性冲击。当洪灾来临，这些比较重要，价值比较高的青铜器，极有可能是被当时的居民抢救出来的。它们也许流落民间，几经时间和世道的变迁，最终落入当地士绅或贵族的手中；也有可能有被收入了新建的祭祀场所。
炭河里西周古城遗址
那么，这些包括四羊方尊，人面方尊等重要青铜器物是何时从地面走入地下的呢？
我以为，可能与明朝末年这一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 据湖南省和宁乡县的史料记载，崇宗十六年（ 1643 ）八月，张献忠率部攻陷长沙，并向进攻宁乡。宁乡知县邱存忠召集士绅陶云、周易等人率兵阻击，兵败遭杀身之祸。随后，张献忠部挥师黄材，同样受到当地士绅组织的民军的顽强抵抗。民众将粮食和各种贵重之物疏散到炭河里附近的寨山一带，依靠山里的工事固守。而该地的几十名士绅在民众的推举之下与张献忠部谈判。最后因无法满足张献忠部的要求或不肯投降，所有谈判代表都被杀戮于罗脊岭。后来，张献忠部转往四川，坚守在寨子山的民众免遭一劫。在罗脊岭上，当年不仅有这些士绅的坟墓，直到民国时期还有墓志铭。大跃进时，这里被夷为平地，盖了农舍，文革期间，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拆迁，建成了供销社的仓库。此地离姜谧荣的老家左家滩不足 500 米。姜谧荣在《我的一生》中亦提到过这一事件。
目前，这些零零散散出土于一寨子山周围的红薯地和菜地的商代的大型青铜器极有可能就是这些当地士绅，各族的领袖，当地的贵族，或各族裔祠堂的收藏。在面临张献忠部洗劫的危险关头，这些人把这些收藏匆匆掩埋在自己坚守的区域之内。由于这是一种极其隐秘的个人行为，当这些人被张献忠部杀害之后，有的埋藏之物就失去了线索，没有取回，而遗弃于荒野。尽管四羊方尊的出土地点不在寨子山防线内，但距离寨子山不远，在当年张献忠部的包围圈以外，并有塅溪河与之相通，属于寨子山防御体系的纵深。不排除某个士绅代表就来自于此地，去谈判前将自己收藏的古物埋于山坡上的地里；也有可能是某个贵族将此物从寨子山沿塅溪河运送到月山的一次疏散行为的结果。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这些铸于几千年前，并且埋得很浅的青铜器，其氧化层并不十分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它们并没有在地下沉睡几千年。毋容置疑，这一基于史料与传说的推论，仍然期待着更多的实证和文献资料进一步考究。然而，这不并影响四羊方尊出土于宁乡黄材月山乡这样一个世人皆晓的事实。
1. 参阅：姜谧荣《我的一生》
2. 参阅：《湖南文物专家：四羊方尊出土于河北广宗与考古常识不符》新浪网 9/28/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