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唐德刚论毛泽东(=)

 

历史学家唐德刚论毛泽东(=)       一个革命政党有它的革命任务要完成。任务完成了， 没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会 自然的寿终正寝。反之，它如果违反历史规律，胡作非为，它也会被时代和人民所遗 弃，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横死。君不见二战前，西欧的纳粹党、褐衫党，和二战后东 欧的布党、劳动党、工人党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也是个有机体。他如果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它自会寿终正寝。它如果 胡作非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辙，那历史家就无法逆料了，这在历史学上便叫 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循常规 的「必然」道路前进；或是中途转折，发生了「偶然」的顿挫，将来历史家自然会 有更详细的交代，我们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 了。再重复一句，我们今日只能半途而 论之也。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 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 「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 ａｕｓａｔｉｏｎ）。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数才好， 而变数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余尝面告张学良将军曰：「您一时冲动，搞起了个『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但改写 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呜呼，西安事变就是个历史学中的「偶然」，星 象学中的「变数」。举一可以反三也。在二十一世纪中，如半路杀出程咬金，搞出 另样的「西安事变」来，则一切自当别论矣。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转变的程序，大致始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 要历经两百年以上的艰苦岁月，始可粗告完成。换言之，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 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 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 我们可以约略地看出近代中国，从「帝制」转向「民治」地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 脉络。它前一段显然是两千年帝制的尾声，和回光返照；后一段则分明 是社会经济 变质（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独裁制随之滑坡，独裁者权力也随之递减， 极权政府更是亦步亦趋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今日之领袖似乎颇有点不甘心，还想试试来个自我核心化，回头向纪念堂学习一番。 老兄，这一着是屎棋，碰不得也。这种「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Ｑ公 时代之时势也。如今中国政治转型，已进入一个法制民主的新阶段，您如果还要回 头向和尚学习，也去试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骚扰」的官司，而吃不了兜着走也。 明乎此一宏观历史的大潮流，我们就不难看出，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 之所在了。谨条列四项如下： 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 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 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 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 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以上所述，当然只是今后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四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则阿弥陀佛矣。 反之，则今后国运、族运如何，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从华国锋的「凡是派」，邓小平的「开放派」、「两制派」，再到江、朱、胡，温 的「两制派」、「走资派」，让苦难的人民大喘一口气，虽不免也有过坦克上街， 杀人不眨眼的恶劣嘴脸（这原是个极权遗传下，绝无必要的败笔），但是大体说来， 还是相对的国泰民安，颇具升平气象。也自成一个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读史 者歌颂的第二个阶段。   请先谈谈，由毛氏当国，为帝王专制，做回光返照的，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便是毛泽东一人当国。在毛氏一人当国的二十八年中，全国疆土远 大于欧洲和美国，中国的人口也从六亿增至八亿。他一人统治了这样的一个大国至 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 一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在毛氏时代，只是一张废纸。其中一条 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连那位依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竟然被红卫兵 抓走，失踪了事。一部宪法连个国家主席的性命，也保护不了，其为废纸可知矣。 一国无片纸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笔者初次回国，还是四人帮当权时期，我曾很 诚恳地向接待我的干部们请教，他们也很得意的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 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现在我们研 究国史的和党史的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长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产国际」制定的。 长征结束，直至解放前后（大致是从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则是党的中央政治局， 集思广益，集体制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渐渐的，则是由毛泽东一手炮制 了。到毛氏生命最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则毛的片 语只字，都是法律。由于毛氏年高，言语不清，还要透过一位一脚踢的娘姨张玉凤 女士的独家传译，才能传达于中央政治局，再布达于全国。 再者，在毛氏独裁初期，他所强加于全国的个人意志，还可叫做政策。渐渐地就变 成荒淫暴君的意气用事了。到他最后的十年，那简直是语无伦次的胡作非为了。对 这种胡作非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后期，告诉他的美国朋友斯诺（Ｅｄ ｇａｒ Ｓｎｏｗ，一九?五─一九七二）时，也苦笑地承认他自己是「和尚打伞」。 不意斯诺这个「中国通」，居然不懂这句中国歇后语，回美国之后竟大做其独家报 导，说毛氏自述是个带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一时欧美「中国通」和媒体， 都为之大惊失色，大家对这个「孤独的和尚」，所做的不同的评估，也一时俱来， 把我辈流落海外的老华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泽东这个「孤独的和尚」，一人治国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华五千年史所未 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两洲中少数原始部落国家之外），也是闻所未闻的。 　　 总之，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这位小学国文教员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的 领袖，本质上他是和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 英雄好汉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 他们的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农业经 济为基础的那个老社会。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从传统的「帝王专制」，转 向现代化的「民主法治」这项必然演变，他老人家就无此视野了。至于现 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有关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识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权」、「法 理」这些观念，在他脑海里也是连影子也没有的。毛对现代人权的认识，实在是连 「权力」、「权利」都搞不清楚。遑论其它呢？毛氏对法律的认识，也停滞在两千 年前传统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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