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如何被洗脑的？
作者：李北方
编者按：包括传媒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精英的全盘西化，导致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处于束手被擒的境地，面对西方有些国家砸向我们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这些“软实力炮弹”，左派呼天喊地、右派摇头摆尾，所以新法家决定发掘本土文明资源，造中国思想界的“爱国者”导弹——《黄帝内经》还保存着一个适应系统思维的高级文明的哲学方法，《黄帝书》（《黄帝四经》）、《管子》、《商君书》中还保存着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跨过儒家文化的小山，我们已经看到中华原文明的巍峨大山；本文是《南风窗》资深记者李北方先生最近的一次讲演记录（有删节），同时感谢香港嘉利来集团董事长穆军先生的推荐。
我对中国传媒界的思想状况做了个带有讽刺味道的概括：一群“二鬼子”在办报；一群买办代言人在办报；一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办报；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在办报。无政府主义者打了一个引号，因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专业的词，有它特定的含义，我这里的意思是指一种倾向，认为凡是政府干的事情，就是错的，只要跟政府对着就是对的。
我概括的传媒界的病症之一是“犯贱”，集体犯贱，望洋撒娇，隔着太平洋在内心深处流露出对西方的谄媚和对自我的贬低，这几乎已演变为媒体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犯贱”这个说法我后面还会一再提到。“犯贱”首先表现为传媒界在历史观上出了问题，集体变成了“二鬼子”，更惯常的说法称为“二狗子”，比“二鬼子”更难听。
记者为什么要强调历史观？它为什么重要？因为记者的职责是采访和记录，记录这个时代的现实，但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什么叫做“现实”。“现实”不光是你眼睛能看到的和手能触摸得到的，“现实”是个历史的存在，你所看到的现实并不是昨天形成的，也不是你看它的一分钟之前形成的，它是一个历史演化的结果。所以，不懂历史就没办法正确地理解现实，更不用说正确地记录了。
历史观出了问题的典型是“冰点事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大家肯定都清楚。一年多以前，《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刊发了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名字叫《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导致“冰点”停刊整顿了一段时间。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很遗憾，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又来这一套，搞得媒体来一点言论自由的空间都没有了。可是等我把《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篇文章找出来看完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变了，这种文章在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刊登出来，无论如何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虽然我不同意那种愚蠢的惩罚方式。以袁伟时这篇文章为代表的历史观确实是出了问题，直白点说就是认贼作父、数典忘祖，宣扬这种历史观的人是想从根本上斩断中华民族的根基，尤其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传统。这是纯粹的汉奸言论，是自掘祖坟的行为，对此，凡正义感尚存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抵制的。
讨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种文章，我们是应该纠缠于历史细节，还是应该首先从根本上摆正我们的立场？在史实方面，袁伟时也许没有失实的地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有严密的考证和史实依据，但这不能说明他是正确的。今天的人无法还原历史的全貌，只能掌握一个个的历史片段，那么怎么组合这些片段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正如相同的一些影像素材，经过不同的剪辑方式，是可以组合出完全不同的故事的。这就是历史观的问题了，是站在谁的历史上解释历史的问题。让我们先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对此我要多罗唆几句，因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后面很多的事情很难说明白，我对现实的看法都是基于一个历史观的基础上的。
什么叫做国家？什么叫做政治共同体？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理论对国家的形成有一个的哲学假定，就是社会契约论，它假定人类社会最初处于没有秩序的状态之中，在没有任何秩序的情况下，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用霍布斯的话说“人对人是狼”，人和人之间就是你争我夺，就是互相杀戮。这样的情况是不好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要形成秩序，秩序怎么形成？就是大家在一起签订一个社会契约，每个人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组成政府，同时保留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意志通过政府得到体现，与此同时，政府又能够凌驾于所有的个人之上，在个体之间维持秩序、主持正义。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是有边界的，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互相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公权力的责任是提供秩序、保障正义，那么对外就一定要有一个维护共同体安全的任务，说白了就是希特勒的话，要维持和拓展生存空间。这样看来，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天然就是一体的，二者天然结合在一起。思想界一个争论不休的主题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否矛盾，是否能并存，我个人一直不明白这为什么能成为争论的话题，二者本来就是一家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都通过契约向政府让渡了一部分个人权利，所以这个公权力才可能有公信力的，才可以主持主义，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正义在哲学上才成为可能。那么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它们之间发生了冲突，谁来主持正义呢？我们在政治哲学上能找到的答案是，每个国家都享有主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平等的，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没有一个由每个政治共同体通过契约联合组成的全球政府，无论过去的国联，还是现在的联合国，在世界上都不享有中央政府在一国内部的权威。独立的主权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政治单位，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既然地位平等，国家间发生矛盾发生战争，是没有地方打官司的，联合国也不管用。
国与国之间严格来讲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就是你争我夺，战争和矛盾冲突不断，你来侵略我、我就要抵抗侵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实质上的正义在国家之间是不存在的，国家间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各自的阐释。包括纽伦堡审判，说实在话从实体正义上来讲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是战胜方对战败方的审判，如果希特勒赢了那场战争，审判者和受审者的位置就要掉换了，这种审判和被审判的位置都可能不确定的判决怎么能承载实体正义呢？远东军事法庭也一样，到今天还有日本人企图否认这个法庭的合法性，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要坚决与其斗争。前不久有个电影《东京审判》，讲的就是那段历史，我看到一个自由派的小知识青年评论说，电影把梅汝璈刻画成了一个士大夫，因为梅汝璈为法官的座次而进行斗争，还竭力使日本的顶级战犯判死刑，否则就对不起中国人民，这不是个合格的法官云云。这种观点是浅薄而可笑的，我对梅先生了解不多，但我想梅先生不会不了解所谓的“程序正义”，也不会不懂怎么做法官，他清楚他是代表中国去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要伸张的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而不是个抽象的、不存在的正义。梅汝璈的身份不是什么法官，更接近于一个外交官，他非常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就是梅先生比如今那些食洋不化的小知识分子们高明的地方。
回到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中国从1840年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先是鸦片战争，然后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都是西方列强来侵略我们，我们必须坚守住一个立场，然后才能谈论这段历史，那就是侵略是不正义的，抵抗侵略是正义的。这是最大的道理，其他的道理都是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袁伟时的文章问题出在哪里？袁老头如果是当年八国联军中无论哪一个国的鬼子兵的玄孙，今天站在为他老祖宗翻案的立场上这么来解释这段历史，我都还想得通，虽然我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要跟他斗争。但是问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学者来这样的解释历史那就很可怕了。我们可以大略地看几个细节，袁伟时在文章里提到了“马赖神甫事件”，讲了这么一句话，“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关于“马赖神甫事件”的来龙去脉大家可以去看历史书，单说所谓的“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为了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而发展起来的，二者在根本上是不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另外所谓程序正义的欺骗性也很强，名义上程序面前人人平等，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享受程序正义是要花钱的，没钱哪请得起律师？回到具体的历史问题上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他们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种条约难道是正义的吗？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跟你做一个生意，我拿刀逼着你签一个对你利益不利的合同，这样的合同会受法律保护吗？当然不会。不平等条约来实体正义都没有，袁伟时还在大谈什么程序正义，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其本质就是站在列强的立场上鼓吹侵略有理。有一批人整天在后悔，我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亡国，我们怎么就没有当成亡国奴呢？我把这种倾向称为“犯贱”的历史观，我实在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来概括了。
再来看一个细节，袁伟时在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数字：
“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
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我相信这是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必须往前问，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中国人生性暴虐，仇恨现代文明吗？当然不是。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唐德刚先生的《晚晴七十年》，其中有很长的篇幅讨论义和团事件是怎么回事。前不久我跟经济学家卢周来先生聊天，他说唐德刚先生十多年前的文章，简直就是为了批驳袁伟时的言论而写的。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根本就不是什么良民，那些所谓的神甫也好，牧师也好，在中国各地横行霸道，外国教会就是中国的“二政府”，甚至是 “一政府”，“据当时满清朝廷的规定：教会中的‘主教’是与中国地方官‘总督’、‘巡抚’平行的，‘副主教’与‘司’、‘道’（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师’与‘知府、知县’平行。”一般老百姓见到这些洋鬼子，是要下跪的。这些传教士也许本来是好的，在他们国家都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可是任何人都经不住惯的，一惯就学坏了，所以说胡作非为的事情非常多。教民或者所谓的“二毛子”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入了洋教的中国人，也被洋鬼子以“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给庇护起来，也就是犯了罪可以不受中国律法的制裁，于是有些人干了坏事后干脆就去当教徒了，官府拿他没办法，老百姓更没办法，这些人被称为“吃饭教徒”（Rice
Christians）。可以想象，在洋鬼子这种搞法下，社会矛盾会激化到什么程度。所以那个时代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作为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自由的问题，教案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袁伟时列出了被中国人杀死的外国人有多少，好像很有说服力的样子，可是死在洋鬼子手上的中国人有多少呢？看唐德刚先生的研究：“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这里面有直接被洋鬼子杀害的，也有被清政府杀掉的，因为官怕洋人，一旦有中外冲突发生，当官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中国人抓来，把脑袋砍了，企图安抚洋人。可是安抚也安抚不了，当年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时候，就是利用了“曹州教案”，事实上早在两个德国传教士的死讯被德国人知道之前，地方官已经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把所有涉案的中国人已经杀掉了，希望借此平息德国佬的愤怒，可是人家还是把胶州湾占了。义和团为什么会出现？唐德刚先生是这么说的：
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带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拼命的，这就叫“民愤”。在全国人民都感到亡国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拼，这叫做“民气”。
再来看容闳在1901年说的一段话：
“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
所以说白了，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在被洋鬼子欺压下的一种反弹，如果说这是一种暴力的话，也是对另一种暴力的回应。从道理上讲，这是正义的抗争。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犯了罪可以不受惩罚，可以随便欺男霸女，中国人能不愤怒吗？洋鬼子有枪有炮，我们中国人是弱者，但我捡一块石头拿一把大刀跟你拼命的权利总是有的吧？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检讨历史呢？当然要。但首先一定要站稳侵略不正义，反抗侵略是正义的这个立场。有人说义和团怎么怎么愚昧，从手段上来看确实是，希望靠刀枪不入和人家的火炮做斗争肯定是愚昧的；慈禧太后脑子发热，向十一国宣战，等于是以卵击石，最后她带着光绪跑到西安去了，整个国家赔偿了4.5亿两白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要拿出一两多银子来。我们要检讨的是，面对一个问题，是不是要在手段上更聪明一点，能够综合评估各种因素后使利益最大化，再不能因为脑子发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从这个角度检讨是应该的，可是像袁伟时这种人，一屁股坐到鬼子那边去了，这不是内心犯贱是什么？不是认贼作父是什么？这种学者没有被老百姓扔的臭鸡蛋和吐的口水淹没，实在是没有天理；中国青年报发表这种文章，报社也没被人砸了，真是便宜他们了。我们的人民真是太宽容了，宽容到了软弱。
“冰点事件”虽是个个案，但决非偶然出现的，这种历史观已经渗透到了传媒领域，根基非常深。经过停刊处罚风波，袁伟时本人没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被塑造成了一个英雄，在南方的传媒圈获得了教父一般的地位。这是个非常令人担心的倾向。
我个人历史观的形成受了一本书的影响，其中一个细节更是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这本书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那时候我在北大的昌平园上大一，每天稀里糊涂没有方向，早上不早起晚上不早睡，别人睡觉了，我跑到水房里去翻书，好无目的地看了几本书，其中就有《全球通史》。在这部书的上卷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世纪初，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人被登陆的英国人大肆屠杀，直至消灭，最后一名男子死于1869年，最后一名女子死于1876年，她的名字叫做特鲁格尼尼。”这个细节深深的震撼我，当时我非常有志于当一个文学青年，我想以《最后一个死去的人》为题目写一首诗，但一直也没写出来。
现在流行的历史观是所谓300年来的共同道路，这300年来是人类我们走向理性、走向民主、走向自由的历程，也就是西方的那一套，可惜我们没跟上，我们落后了，于是才有人拼命地美化侵略，为我们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彻底沦为殖民地而懊悔，因为当了殖民地，我们今天说不定就有了民主自由了。据我所知，我很多的同行都被这一套给洗脑了。可是在我看来300年来世界的罪魁祸首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西方帝国主义，这是罪恶最大的根源。他们满世界烧杀抢劫，把东西都运到他们的家去，他们能不富裕吗？他们能不自由，能不民主吗？
所以，我强调的历史观第一个要点是，历史要综合看、全面的看，而不能割裂的、孤立的看。如果孤立地读英国史，一定会感慨人家英国人怎么那么有教养，有问题了就在议会里面辩论，就算决斗都还讲规矩，而且进步那么快。我从某杂志里看到了一篇文章，是社科院美国所的资中筠写的，题目叫《说不尽的大国兴衰》，在“社会福利的创新”这个小节下，有这样一段：
1845年恩格斯发表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伦敦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到1892年恩格斯为此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就承认：从那时以来，城市触目惊心的恶劣条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
雨果说过，1830年的伦敦简直是一个人间地狱。这说明19世纪初的英国非常糟糕，民不聊生，但我们要问，人间地狱为什么没有爆发革命？为什么英国老百姓没有像我们中国的农民起义一样揭竿而起？为什么英国在从1830年到1845年到1892年这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国民生活状况就改善了？
只要换个角度来看，这段历史是和什么重合的？当时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在那里种鸦片。英国与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他要买中国的茶叶，因为当时英国缺粮食，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喝茶叶可以抑制食欲，就不需要吃那么多的粮食了。同时英国人拿不出什么有竞争力的东西来卖给中国，来扭转贸易逆差，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使坏，开始贩毒，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鸦片，然后再贩卖到中国来。这就不是贸易问题了，贩毒这是另外一个性质的活动，是犯罪。等到道光皇帝恼了，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结果怎么样？英国发动鸦了片战争，以国家行为为毒贩子保驾护航，这是非常非常卑劣的行为。英国又通过不平等条约逼迫中国五口通商，把他们的洋布大量的倾销到中国来。英国的殖民活动并不限于亚洲，他一方面明抢，把世界上的资源抢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同时通过殖民向外转移人口，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这才是英国能在短短时间内国内状况迅速好转的原因。好在资中筠在文章的后面，提了一点这方面的原因：“这些大国都有殖民扩张的历史，以种种巧取豪夺占有他国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它们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政治，它们善待本国人，却虐待他国人，其依据是‘种族优劣论’。所以一方面在国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大旗，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他国人的权利。”
后面的话是作为补充说的，资中筠的文章鼓吹的还是所谓大国崛起的经验。这还算好的，要命的是很多人把这点补充都忘光了，他们在孤立的看英国是怎么走向民主的，却不知道中国、印度等广大的地区是当了英国的垃圾箱的，他把垃圾扔过来，把我们的好东西抢回去，他当然有钱改善人民福利。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中国当了西方列强走向理性、自由、民主的代价，必须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到中国人自虎门销烟以来的反抗史。他们洋鬼子走向了自由民主了，代价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坏，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以割裂开来看，割裂开来看就出现袁伟时这样的“二鬼子”。有些中国人老在说我们为什么没他们那么好，我们中国人怎么就没有洋鬼子那么理智、宽容，问题是人家允许你好吗？你要走向民主了，你要是富强了，他欺负谁去？他拿谁当垃圾箱去？大家千万不要让袁伟时这样的混帐把脑子给搞坏了。
不知道大家看过《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没有，我觉得有些地方编剧还是编得很不错的。它把李鸿章塑造得很正面，在李鸿章收拾八国联军进攻的残局的时候，有一场他去和列强的代表谈判的戏，李鸿章你们不要瓜分我们中国，也不要欺负我们太甚，如果你们要敢瓜分我们中国，连老夫都是义和团，你想想你统治中国能消停吗？当然，占主流地位的解释是，美国当时在搞所谓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摊，所以从中搞制衡，所以瓜分中国才没有搞成。但编剧安在李鸿章身上的这句话至少表明了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有气节的，民气未死，在这方面中国人比印度人好一点。2005年我去伦敦访问，去过一个极端反动的组织叫大赦国际，我去呆了两天，算是实习。他们那些人一天到晚嚷嚷人权问题，我就跟他们很多人辩论。大赦国际里面有不少印度人，有个印度阿三跟我聊人权，我就问他，你们当年当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英国人给过你们人权吗？他说没有，那时候英国人也没有。上午我正好看到一篇文章，是北大的姚洋教授写的，谈他在印度考察的感想，印度有大规模的贫民窟，政府也不管，或者说也治理不了，老百姓也不反抗，他们的忍耐力超强。姚洋教授问当地的人是怎么回事，印度人告诉他，普通印度老百姓的心态是，政府是来救济我们的，是施恩，如果我们恩人不再对我们施以恩惠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中国人不要跟他们学。
延伸一点，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怎么看待网络上和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现象，媒体最习惯干的就是批判，动不动就“受害者心理”、“爱国病”之类的。但我们对照一下容闳的话，就可以看明白，“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我们年轻一代，尤其是受过高素质教育的一代，将来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应该像容闳说的，“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而不是盲目的去批判。在网上骂两句话是不需要冒抛头颅撒热血的风险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如果连这个事情都没有人去做，那么中华民族就彻底要完蛋了，这个国家就离亡国不远了。我的一个朋友说，他老婆整天就上一些育儿论坛给人讨论怎么养孩子，结果前一段反对日本入常的时候，有人在网络发动网络签名，连育儿论坛上都行动起来了，有不少在呼吁，姐妹们，我们要联合团结起来反对日本鬼子云云，结果那次签了5000多万。也许乍一看，会觉得这些人很滑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绝不是滑稽那么简单。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解释历史不可以倒推，以今天的境地或者今天的感受去否定昨天是不对的，应该做的是先理解昨天，然后再看今天是不是有合理性。今天的“二鬼子”历史观是从1980年代反思革命和告别反革命开始，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知识分子是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关牛棚、剔阴阳头等等。毛主席对知识分子不大瞧得起的，据说是因为在我们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受过知识分子的羞辱。这是一种好玩的解释，我不太相信。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就要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只要认真思考，就会发现，文化大革命和虎门销烟以来中国抗争史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有一个逻辑在这里面贯穿着，孤立地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不成功的。他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必须从根上挖，从虎门销烟开始我们反抗就不对，西方人是文明的，是来给我们传播文明的，我们应该敞开怀抱，尽情的拥抱文明，那样我们也文明了。
有些人开玩笑讽刺说，80年代来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失语”，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不知道该说什么，闭嘴成哑巴了；一部分人“失禁”，就是胡说八道了，我觉得可能指的就是这样的状况。倒推历史，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从1840年开始否定，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历史地看，从1840年开始、或者从1840年以前开始，中国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来判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不是有合理性，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是不是有合理性，有哪些要肯定，有哪些需要检讨。袁伟时的文章提到了所谓的“狼奶论”，我印象中“狼奶论”好像是朱学勤发明的，说我们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的，要把这口狼奶吐出来。好奇怪的事情，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吗？近代历史是一个中国不断被一群饿狼撕咬的过程，我们从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把他们的理念引进来，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变成一只狼，或者至少能跟狼相抗衡，学会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本领。不久前，我跟一个同行争论历史观的问题，我问他，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一要务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实现现代化。既然如此，他就不得不承认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将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团结了起来，并且通过自力更生为这个国家积累了工业化基础。毛主席很清楚，中国之所以被列强侵略，主要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所以毛主席准确地判断出了他所面对的中国的核心问题，并且做出了非常好的解答。
袁伟时的文章发表后，也有一些就史实和历史观进行探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支持袁伟时的文章把实话说出来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王小东把这种史学称为“奴化映射史学”。一个辩护，一个批驳，点出的本质是一样的。这种史学秉承的其实就是“历史婊子论”，这个理论是在一本叫做《雪白血红》的书里面出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原创，说的是历史是个婊子，谁都可以捏一把。这个观点一般被用来批评当政者，但袁伟时之流也学会了，也来随意地歪曲历史。这种歪曲的历史解释流毒极广，在媒体圈里，我很难找到立场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被这种史观同化了。我感觉很孤立，不是开玩笑的。
媒体界的第二个病症盲目接轨（鬼），“拥抱文明”，成了买办代言人。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在媒体上占主导地位，或者说已经占有唯一合法性的声音就是我们要拥抱全球化，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开放的不够。全球化是什么？全球化的前身就是我一直在骂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今天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新的形式而已。当然这只是一种观点，一部分人持这种立场，还有很多人不这么看。
我们需要认识这个全球化的本质，极端点说，全球化就是一个谎言，因为今天所谓的全球化只是资本的全球化。经济生产的三个要素是，资本、土地和劳动，真正的全球生产应该是所有的要素都能自由流动才对。首先，土地是没办法流动的，否则的话把乡下的土地搬到北京来就值钱了，搬到东京纽约就更值钱。其次，劳动力资源也没有全球配置，在美国打工多赚钱啊，如果想攒钱，我宁可不当记者去美国打工在酒吧里耍酒瓶子，但美国佬让我去吗？我们有大批的人可以出国打工，把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压下来，为什么不允许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呢？所以全球化是资本单向的，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利润的最大化。
全球化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在最上端的是美国，往下可能是欧洲，我们中国可能在中等偏下的位置，最底下是非洲和拉美这些地区。有人说欧洲也反全球化，但我们要看清楚他反的是什么，他反对的是自上而来的全球化，也就是来自美国的全球化，而不是反对向下推广的全球化。德国的大众、法国的雪铁龙这种公司在中国投资，他们反对过吗？好象没见过有谁多少反对。中国生产的鞋在欧洲遭遇过抵制，被烧了，据说理由是他们觉得中国鞋厂里的工人工作条件太差，他们为这个抗议，可这个理由有几个人会相信呢？抵制中国的产品无非是因为他们的市场受到了冲击，就业有了压力而已。在欧洲，一些批评欧洲公司向外迁移的理由大概也是如此，因为这样减少了本地的就业。
虽然中国是处于食物链的中下游，但现在中国资本也开始走出去，到非洲等地去投资，这也是全球化的一种。我们应该对全球化的趋势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的观点是说要站在中国利益上来看全球化：对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如果我们要吃亏了的话，我们要一定程度的抵制；而中国主动推动的向下的全球化，我们是应该一定程度要支持的。有一次我跟朋友聊对全球化的立场，他说我的观点不统一，既可以反对也可以支持，好像我这个人很滑头。其实不是的，只要看清楚全球化的食物链关系，有一个中国立场，就很好理解了。
但在媒体界，全球化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不容置疑不容讨论的东西，大家都要喊一喊口号表示支持和欢迎，甚至失去了批判和严肃讨论的勇气。我听一位同行说，他在文章里表达了一点反全球化的意思，结果领导就让他修改，理由就是，发这样的文章，我们不是成了反全球化的杂志了吗？我们怎么反得了呢？有一位年轻的同行曾跟我说，他给所在的报社提建议，应该如何改进，第一条就是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什么的。这是很令人费解的，无论引进外资还是引进内资，目的都是把事情做好，可是现在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年轻一代的媒体人无条件地认为外国资本就是好的，中国人是干不出什么好事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观察和记录的现实会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
胡适先生讲，上帝我们都可以批评，蒋委员长有什么了不起；对我们而言，毛主席我们都可以批评，全球化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可以，但是事实是，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确实不可以。这里说的不可以批评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一旦谈到中国到海外投资的问题，比如投资非洲的能源行业，这些人又开始嚷嚷了，跟美国鬼子穿一条裤子，说我们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这种说法私下里更容易听到，因为有言论的控制，公开发表的还不大见得到。欧洲人和美国人这么说是出于嫉妒，他们被中国挤出非洲了，咱们和非洲的关系更好。可“二鬼子”们这么说表明什么呢？只能说他们不但没有中国立场，而且几乎是站在反中国的立场上的。
与全球化的霸权地位相对应的是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念的霸权地位在媒体界人士头脑中的确立，不容置疑，不容讨论。想我这样对美国鬼子一脑门子意见，在这个行业内是要冒“自决于人民”的危险的。我个人在工作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写了篇小文章，有理有据地批评了一下美国宪法的虚伪，观点还是被篡改了才发出来。如果我差不多批评的是共产党，骂得狠了可能会有麻烦，编辑们来修改一下我可以理解，但说说美国佬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还怕我引起外交纠纷吗？搞不懂。
第三个病症自我矮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盛行。北航的韩德强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
我认为这句话概括的是很到位的。再举一个某媒体上的一段话为例：“《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这段话是有上下文的，单独看有一点断章取义的味道，但大致的倾向上没什么问题。这种论断隐含的前提是，人家这些东西是高级文明，我们是低级文明。这些价值我们有没有？确实是没有。但是我在前面谈历史观的部分铺陈了那么多，就是想问问洋人的民主、自由、理性是怎么来的。对洋人自己来讲是民主、自由、理性的发展史，对我们来讲就是侵略、剥削和奴役。换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些所谓先进文明的本质是不对味的。我们要不是接受这些所谓全人类的普世的价值观？我们当然要接受，但是不要忘了为我所用的原则，我们中国人在接受这些理念的时候，要结合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做这些事情。
西方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就是一个吃人的过程，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对内他吃的是产业工人，通过羊吃人把失地的农民逼到城里出卖劳动力，比我们今天进城的农民工还要惨，所以说1830年的伦敦是一个人间地狱；对外就更不用说了。而所谓的人类的概念也是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的。西方人虚伪得一塌糊涂，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喊得多么好听，可是他所谓的人是有界定的，看着这些高尚的理念激动的时候，要搞清楚你有没有被包括在“人”的范围之内。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是没把美洲的原住民算做人的，连牲口都不如。这些白人跑到美洲大陆殖民，为了制造一片空荡荡的大陆，就要把印第安人杀光，于是什么猎狗、天花、枪炮等所有的方法都用上了，把印第安人几乎是斩尽杀绝，这是比纳粹屠犹更严重的种族屠杀。杀得差不多了，给了印第安人一点保留地住进去，不把这片土地的主人当人看，为什么？未被课税！美国宪法开始对黑人是按0.6折算认可，为什么呢？因为要给奴隶主分配政治权利，众议院是按人口比例来分类的。也就是说，把黑人按0.6折算，也不是为了黑人考虑，而是为了奴隶主的利益。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先生有一个精彩的说法：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没错，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今天的美国看起来政通人和的，可这不过是1960年代学生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已经反越战运动之后的事，到现在不过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看西方不能只看今天的现状，要看到演变的过程，这是多少白骨和鲜血堆出来的啊。有些人对此根本视而不见，企图混淆视听，对人过度吹捧对己极力贬低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大家都知道江平这个人吧，在媒体上也很热，差不多算是第一号的有名的法学家了。他不久前有一篇文章鼓吹宪政，主张中国要搞宪政社会主义，这本来没什么不对，但是他瞪着眼睛胡说，说什么“美国因为有了一部宪法，20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云云。我看到这段话把肺都要气炸了，想到了当年好象胡汉民骂吴稚晖的八个字：苍然老贼、皓首匹夫。简直不可理喻，1789年美国宪法生效，过了不到70年，也就是1860年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在这场战争里面包括士兵和平民有100万美国人死掉了，可是江平竟然敢自欺欺人地说，美国因为有一部宪法，200多年来没发生过什么动荡。同学们千万不要被这种禽兽教授蒙骗了，看东西要批判的看，当然也要批判的听我讲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是有必要树立一种中华文明的自豪感的。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发明了一个软实力的概念，我们中国有一定的软实力，因为中华文明里面有非常包容的一面，这是其他禽兽文明所不具备的。我们中国讲什么？讲有教无类，从孔子就开始讲，不能因为是异族就差别对待，要一视同仁。中国是没有什么民族主义传统的，就算金庸的武侠小说里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话，也是作为批判用的。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侵略扩张，也没搞殖民。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藩国，就是一些小国家，挂在大清王朝的下面，或者大明王朝下面，作为中央帝国的属国存在，他没有自己的主权，在外交和军事上要听命于中国。但是这种藩属关系和西方人搞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殖民者来了拿被殖民者是不当人的，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可是中央帝国对藩国负有义务，发生灾荒和动力都要出面援助。满清入关之后明朝亡国，当时的越南人起来要反清复明，我们能想象一个殖民地在他的宗主国出了问题后，要为保护他的宗主国卖命吗？他除非是被迫的。
另外我们还要认识一点是，我们中国经济的积累，无论是新中国的成就还是大清王朝的基础，是近现代历史上唯一没有通过对外扩张和对外掠夺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叫阿瑞吉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相对于西方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他说中国人靠的是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当今世界各地有偶尔发生一些排华事件，大都也是因为中国人太勤劳了才导致的。我采访过一个在北京的南非人，我问起来说你们当地排华是怎么回事，他说当地人在吃苦耐劳这个上面是绝对竞争不过中国人，被抢了饭碗才排华。外国人被中国人抢了饭碗，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人勤劳。有几个数据说明，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3，比现在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还高，那时候的采访就是靠中国人的勤劳革命积累起来。另外就是新中国1949年建国以后，西方封锁，中国完全靠自力更生，靠勒紧裤腰带闹革命，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到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中国在主要工业指标上已经达到全世界第6。经过那么多年的内战和军阀割据，在几乎是一无所有的一片土地上，从没有任何的工业基础经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搞到世界第6，也是完全靠中国人自己，在那个过程中，中国还要支持亚非拉美人民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斗争，对外还做很多的贡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现在有些人在提出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想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也许真正能为世界的重建发挥一点作用，我相信一个由中国发挥重大作用的世界要比美国领导的世界更美好些，因为我们中国的民族性里没有对外扩张和对外欺压别人的基因，让中国人干这样事情，也不大干得出来。这只是一家之言，仅供批判。
媒体的病症之四是愣头青，是我所谓的加了引号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一定要和政府对着干才能把杂志办好，能把这个媒体办好。我们的领导去开会，跟其他媒体的老总说，我们这段时间把握的很好，大半年没写过检讨了。有人就问了，这么久没写检讨，你们这个杂志是不是快死了，意思就是不写检讨媒体就肯定做不好。政府当然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政府是不是唯一批判的对象？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媒体人集体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是分析能力的贫乏，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沦为为反对而反对，既然总要找一个东西反对，那么找政府来反对是最直接最保险的。这里不展开说了，后面还会谈到。
媒体界的第五个病症是人格分裂。我跟好多的同行交流时发现，他们内心有一种对资本、资本家的感恩戴德，反应在报刊杂志上的论调也大致如此。我要是有一点批评资本的话，他们就说你叫唤什么，没有资本家你上哪儿找工作去？这是不对的，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经济生产的一个要素。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在市场找工作，靠挣工资活着，我们都是受雇于资本的劳动力大军的一员，我们应该抽象地、把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和资本在经济生产中是两个同等重要的要素，在价值上是完全相等的。劳动力有什么道理要对资本感恩戴德呢？如果把劳动者个人孤立看待，而把资本抽象地来看待，那就必然出现二者地位不对等的结果。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是很容易的，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也比较清晰，我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去跟整个资本势力对抗，我当然对抗不了了，所有的企业都抵制我一个人，我当然就失业了。可是如果我们把劳动和资本全都抽象起来当做整体来看，有一个强大的工会把所有的打工者能组织起来，把劳动者的利益集中地表达出来，劳动就能跟资本取得一个对等的谈判地位。
到底是劳动怕资本，还是资本怕劳动？让我们假设一个理想状态，我们每一个打工者都备够5天的面包，然后全中国的劳动者集体罢工5天，这5天里靠啃面包可以活过来，这是很容易实现的。对资本家来说结果会是什么？所有的工厂可以承受停工5天吗？你说资本家害怕还是劳动者害怕？欧洲动不动就有大规模的罢工，因为他们的劳动者能够统一行动，有一个协同的意志，他们一罢工，资本家立马会跟他们坐到谈判桌上来，工人有什么要求，是要提高工资，还是要保证生产条件的安全等等问题都可以谈了。现在我们的打工仔是，到工厂去找工作，管吃管住一个月200块，你干不干，不干后面有好多的人在等着。我们现在的劳动者一个一个地原子化化，被一个一个击破了，所以资本可以无限的压低劳动者的工资。
最近看姚洋教授的文章，他到南方的工厂做调查，在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有好多人没读过什么书，不会填问卷，有一个小姑娘填得特别快，还帮别人填，调查结束后她不走，跟姚老师说她的境遇。她想唱歌，但是她爸爸比较传统，非要让她参加高考，她就跟家里反抗，不念书了跑出来到工厂里面打工，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不但没赚钱，还欠了老板的钱，因为她打碎了一件半成品。资本所有者占有了剩余索取权，因为你的收益大，所以你承担的风险也要大，劳动者拿固定工资，他的收益少，也就不应该承担风险。怎么可以让劳动者承担所有的风险，又把工资压得那么低，而资本家拿了那么多的钱，你自己还不承担任何的风险，这成什么事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无法团结起来，工会没有了，在面对资本势力的时候就完全丧失对等的谈判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让政府回归把的本位，重新能把工人组织起来。比如这个小姑娘所在的工厂，每一个工人都和那个小姑娘一样受气，如果他们能够团结一致的话，集体罢工一天两天，老板就傻了，所有的打工仔都能一致行动的话，闹一次罢工看看，资本家肯定要乖乖地把多拿的利润吐出来一部分，该给多少工资给多少工资，并且把劳动条件改善了。
文化大革命有一首歌，“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相应地，不是打工仔怕黑心老板，而是黑心老板怕我们打工仔才对。我的同行们犯了一个错误，孤立地看劳动力，抽象地看资本，自己作为劳动力大军的一员，却自轻自贱，觉得自己矮了一头，在内心对资本感恩戴德了。这就是媒体人的一个典型想法，他们的头脑没有任何的抽象思维能力。
传媒界人格分裂的另一个表现为良心与理智的矛盾。我们不能说媒体人都没有良心，遇到有血汗工厂之类的事情出现，他们也吹胡子瞪眼大肆批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在无条件的鼓吹全球化，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大趋势，中国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所以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全球化紧密相关，如果你在道义上谴责血汗工厂，那么你一定程度上就必须对全球化持一个批判的态度。韩德强先生有一个精彩的比喻：美国是客厅，中国是厨房。厨房里被屠宰的鱼肯定是恨做饭的人，但如果没有客厅里等着吃饭的那位，它是不会被宰掉的。可是传媒界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中间的联系，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位发言者的说法，我觉得感慨得非常好，他说《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整体上是分裂的，前面的新闻说的都是人民多苦多难，后面开出来的药方却都是加重老百姓苦难的。这不是《南方周末》一家的问题，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前副院长刘福垣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做了如下概括：
“和谐社会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的矛盾，处在统一性相对稳定的状态。现在咱们的主体生产方式是什么？是企业化的生产方式，就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生产目的是利润。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和谐是指谁和谁的和谐？是劳资双方的和谐。”
也就是说当今社会最大的对立冲突，已经从政府和非政府的对立转变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政府身上，板子不要全打在政府屁股，有一些坏事是黑心老板干的，就要打到他们的屁股上去。我们要做的敦促政府回归本位，回归你共产党的本质，站在工农的立场上，把工农团结起来，组成工会，然后跟黑心老板取得一个对等的判断地位，我们该拿多少钱，你必须给我多少钱。刘福垣先生还算了个帐，什么叫工资？工资至少要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里面包括吃、穿、住、行，住的部分可以不包括买房子的钱，但是应该包括房租，工资的20％左右应该可以支付工作地点附近的房租。但对现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即便把天通苑的房子免费给他住，不收房租，只让他交水电费、物业费，他的工资都不够。可以想象，劳动力的价格已经被无限的压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劳动者在市场上处于多么极端不平等的地位。这一点并没有被中国的传媒界认识到，更不用说充分反应了，一谈到存在的问题，几乎一致的口径是政府权力太大了，要继续市场化，要深化改革，哪怕是改革改出来的问题，仍然要靠“改革”来解决。
对第一个部分做一个小结，中国的传媒界丧失了历史、丧失了主体意识，人云亦云，西方人怎么说我们跟着怎么说，丧失了历史地、全盘地、综合地看问题的能力，眉毛胡子一把抓。
参考：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 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 “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 “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 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 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 “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 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 “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 “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 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 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 “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