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恐怖分子，力阻同性婚姻

周三的泰晤士报报道，一位78岁的法国作家在巴黎圣母院开枪自杀，以抗议同性婚姻。据说，他的遗书里也表达了，自己对欧洲的伊斯兰化表示忧虑。同一天，就在伦敦东南部，两名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砍死一名英国士兵，高呼安拉万岁，被英国警方击伤，卡梅伦首相中断在法国行程，回国紧急处理此事。



首相的烦恼不限于此，保守党内部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已经遭到了党内右翼的反对，他甚至不等不要依靠反对党的支持来保证自己的政治权威。就在此时，瑞典警方枪杀移民引发的骚乱，已经持续数日。



移民、伊斯兰极端势力、同性婚姻，已经在欧洲大陆、英国和北欧激发的动荡，让欧洲当前的处境演得越发得脆弱与不安。在这样的氛围里，卡梅伦首相还必须要面对另一场挑战：是否要退出欧盟。这一切可以视为他为自己连任铺平道路的考验，而这考验将会持续到他的首相生涯的结束。



如果做一个全局性的预期，今日的英国和欧洲大陆会不会走向封闭？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观的问题。欧债危机始终没有结束，欧洲却已经面临着分裂的边缘，他们在经济危机的压迫下，似乎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高尚的北欧福利主义模式、宽容的多元文化精神、理想的统一市场，都需要支付一笔巨额的经济成本。



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其实并不复杂。这是欧洲南北地区差异恶化的问题，欧盟之中以德法英以及北欧的实力，其实能够援助地中海国家走出困境，然而，它们是生活在一个伦敦城里的切尔西居民和东伦敦贫民，前者对后者有施舍零钱的兴致，却没有改变彼此生活的义务。



在这点上来说，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瑞士，仅仅是一场客套的问候。中国并非欧洲救世主，而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富户对于中国的设计，鼓励中国购买自己的债券，投资自己国家，无非是想让他变成自己的放贷担保人和风险的保险商。一旦他们启动对欧债破产国家的救助，他们希望有人为自己的失败来买单。



就像欧美在鼓吹中国要做结构性调整一样，中国其实也应该意识到欧洲必须要做自己的结构调整。这个调整里面更重要的不是经济结构，而是他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这个要求中国从来没有提出，也许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



然而，至少从巴黎圣母院的枪声、伦敦的砍刀和斯德哥尔摩的烈火人们已经感觉到欧洲的结局方案，非常地弱势，这比2011年的英格兰夏季骚乱更加令人感到害怕。接下来是哪里？德国吗？



笔者在撰文之时，刚好在审读一篇英国BC Project发起的社会调查，旨在探讨和提高英国华人社区与警方关系和沟通程度。有时候，你不得不为华人的某种被沉默却不放弃的精神，感到一丝的欣慰。他们对于移民、福利、宗教、同性婚姻有自己的答案，却从来没有人问过，就好像从来没有试图去真正地理解过中国一样，尤其还是准备在跟人借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