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过去和未来的春天，干杯
我还记得，那时候的五邑人，妇女还保留着从中囯帶过来的扎脚旧习惯。我们邻居的五邑籍女孩从小就用长布条帶把自己的脚扎起来，尽量使脚长不超过四英寸。在当时，小脚女人被认为是高贵、斯文，而“大脚婆娘”可以说是粗野、不文雅的代名词。
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发生武裝冲突，当地政府开始采取防范华人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华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人们只准许在规定区域内出入，不能随意行走。例如我就不准在市内的学校读书，要到郊外去上学。我上学的那个学校，假如拿现在的伦敦来打比方，就相当于在M25环城国道的范围之外。那倒是几十公里的路程！我必须向公安管理办公室申请特別许可，才获准在加市的市区内就读。
山边起火，路人遭殃。边界战争使中印两国关系恶化，华人被冷落，无可奈何地成为国际政治纷争的替罪羊。正是因为这种来自政府的不公压挤，不少华人的店铺生意一落千丈，有很多甚至被迫关门结业，人们生活在彷徨恐慌之中。我父亲也曾经无缘无故地被警察扣留起来。有条件的华人开始想办法离开印度，到别的国家去。一九六六年，为我的前途着想，父亲安排我上了一条希腊货轮，将我送往海外。那时候除了乘船之外，没有别的途径可以离开印度。当时同行的还另有八人。我们每人每天付给船主的費用是一英镑，一英镑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次年，我们乘坐的货船到达香港，但港府却不肯收容我们。我们这拨人顿时成了没有人要的垃圾，被各国政府推来推去，无家可归。 虽说在印度土生土长，但我们不属于印度公民。虽说持有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我们沒有居留英国的权利。虽说是华裔，香港却不愿意为我们提供栖身之所。
就这样，我们被各方拒绝入境：印度不愿意把我们接回去，香港不让我们上岸，英国又沒有收容我们打算。这三个国家你推我闪，一时沒有着落。正当三边讨论如何处置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时，我们的希腊船主决定让我们先飞雅典。我们在雅典呆了几个星期后，“三国谈判”有了结果：我和另一个人获英国收容，其余七同行者被印度接了回去。我和那个一起获准来英国的人惊喜万分。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和他获英收容並非偶然；倘若我俩不是都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被英国收容的应另有他人。可惜到英国后，我和这个同伴各奔东西，从此不曾相见，尽管小时候我们曾经是多年的同窗学友。
在印度时我主要讲印度话和英语，定居英国后，为了学中国话，我到一家中式酒楼去打工，跟那里的华人同事“打成一片”。那时外卖店在英国还不太流行，中餐以“杂碎”为主。华人也主要是广东人，没有人讲国语，所以我只能学粤语。数年之后我离开餐馆， 到另一家华人开的公司当司机，又是一边工作一边学粤语。一九七三年，我遇到一位來自香港的女士。同年七月我们結婚，几年后我们先后有了两个孩子。
我的大儿子一九七七年出生，兩年后老二又成为我们家庭的新成员。可惜，由于我和妻子是两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我们之间的沟通渐渐成了一种负担。最后我们不得不都承认对方并不适合自己。九二年十二月，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我也离开了我们的家和那曾经苦心经营的生意。当时我想，分开以后孩子们必定还会来探望我。谁知我的希望落了空，打那时起我再沒有见过他们的影子。在彷徨之中熬了几年后，我终于在一九九五年又遇上另一个人 — 我现在的菲律宾籍妻子。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第二次走进結婚的殿堂。三个月后，美國紐約的双子塔被袭。这次恐怖袭击令人震惊，让人感到世态的残酷。有时我想，住在伦敦贫民区简陋的平房，说不定会比住在市中心哈劳区华丽的公寓更能让你觉得心平气静。我的意思是，人生需要的就是一种平和的环境。人们都说平安是福，我想这个道理一点不假。如今我不再做全职工作了，空闲时我去帮人做些力所能为的事。这几年我还从新认识的华裔朋友中学到不少新的粤语词汇，使我的粵语大有进步。回过头来看，我在英国生活已整整四十个春秋。虽说至今两袖清风，还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我觉得幸福，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也许体能不及过去，但我觉得自己还精力充沛。我打算今年夏天搞一个庆祝我旅英四十周年的派对，邀朋友们来聚一聚。我要感恩。我要为过去和未來的四十个春天高呼一声：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