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和外祖母
引子
中国的北方通常把端午节叫做五月节，就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它是一个重要的节令，标志着仲夏的来临，以及与之相关的一连串农事活动的开始。
童年的五月节就是吃粽子，那是七十年代的中国，全国都在抓革命促生产，移风易俗，所有的传统节日，包括五月节，都被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地步。 每年五月初五临近，院里各家的大妈大婶就开始洗棕叶，包棕子，各家的棕子模样有大有小，有俊有丑，却是清一色的糯米红枣馅儿，煮熟之后，沾些绵白糖，在那物质匮乏的时代，也算是难得的美味。长大以后，物质不再匮乏，棕子的种类大大地多了起来，火腿棕，咸肉棕，百果棕，豆沙棕，等等，可五月节也还与吃粽子离不开，当中国超市的货架上摆上棕子时，就知道五月节可能快到了，具体是哪一天，往往无暇查看。所居的硅谷每年都在端午举行龙舟大赛，我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次也没有去过。
可五月节在我的印象中，却是一个色彩缤纷，意趣盎然的节日。这样的印象不是来自我的亲身经历，而是来自母亲的描述。 母亲最爱讲述的就是她童年的五月节， 据母亲说，那时，天比现在蓝，云比现在白，星星月亮也比现在亮。 外祖父当时经营着一所颇具规模的旅店，"连升栈"。
一
"连升栈"最大的一处是一个两进的大四合院，有五十多间客房。宅院的大门不大，也并不出奇，走进大门，迎面所见是四合院常见的影壁，转过影壁，眼前却豁然开朗，是一个幽深的两进大院子，两进院子之间的院墙被打通，取而代之的是四十棵石榴树，经过外祖父的精心修剪照料，形成一个的石榴树墙，墙上还开了由石榴树枝编成的拱门，这树墙设计得恰到好处，疏落有致的枝叶形成一个半镂空的屏风，即保持了庭院的宽敞开阔，又让这巨大的庭院多了份曲径通幽的韵味。
石榴的花季在五六月间，盛开的花像一个喇叭，小的有银币大，大的也大不过婴儿的手掌，可那通体的艳红却让人望一眼便难以忘怀。那红似火，却比火多一份温润，那红似霞，却比霞多一份浓烈，那红似血，却比血多一份瑞气。石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有着相当吉祥的寓意， 它象征多子多孙，兴旺富裕，外祖父的四十棵石榴树每到五月节前后红花满树，真正是"榴花照眼明"，满目的青枝，绿叶，红花，让这庭院蒸腾着兴旺。
穿过这些石榴树，便到了内院，它是这庭院的中心，也是外祖父一家居住的地方， 这是典型的中式四合院， 院子方方正正，一进院，首先看到的是三间正房，一明两暗，正中明间的堂屋是客厅， 摆着红木的方桌，条几，太师椅，条几上总有一个当时时兴的座钟，一两件古玩和赏瓶。 堂屋正中的墙上则是外祖父精心挑选的中堂字画，这可是马虎不得的事，因为字画的品质和意境直接反映了主人的品味，是这正房的门面。两边的堂屋是外祖父一家人的卧室。庭院的两侧则是两溜厢房，多是相熟的客人居住。
除了大富大贵的人家，一般人家所居的四合院都没有太多雕梁画栋，外祖父的庭院亦是如此。松木做的梁柱和檩条支起房屋的骨架，青砖垒墙，青砖漫地，青瓦盖顶，这满目的青灰，虽单调，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厚重沉实，让人在这院里能感到主人的殷实富有，但那殷实富有是含蓄厚道的，而不是张扬跋扈的。
让这青灰艳起来的是庭院里的各色花草，外祖父有"绿手指"，爱花也会养花，院子里总是花木繁盛。 除了石榴外，美人蕉，风仙花，木槿，月季，牡丹，芍药都在五六月间绽放，嫣红姹紫一片，在五月特有的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这青砖青瓦的庭院宛如梦中的仙苑。
房屋的前面都是砖木构筑的游廊，阴历的五六月间，夏季的阵雨渐渐多了起来，雨来时，搬个方凳坐在在游廊里，捧一杯北方特有的茉莉花茶，便可一边饮唾着茉莉的謦香，一边观赏仲夏的第一两场雨，那雨来得都很快，几块大云聚在一起，由银白变成铅灰，铜钱大的雨点便落了下来，不一会儿，无数条水银般的亮线泄了下来，联成一个水的雾帘，观雨者的神思便溶进这雾帘， 随着雨水流到不知名的远方，进入了一个水雾弥漫的梦，梦正酣时，雨却突然停了，刚被雨水冲洗过的庭院在刚走出云层的艳阳的照射下，像镜子一样闪着眩目的釉光，庭院里的花木，经雨后枝叶都绿得发亮，地上一定有许多的落花，大红，浅紫，纯白，深粉，艳黄。
一入夜，游廊便成了讲故事听故事的好去处。仲夏的夜，可以温暖似春风，也可以清凉如秋水，满天的星星在暑气的催动下，美目流盼，活泼地闪着眼。这时院里的小孩围坐在游廊上，听大人讲三侠五义，鬼狐仙怪。灵动的星空让本就灵异的故事更活灵活现，鬼狐仙怪好像都从故事里走出来，在这星夜下的庭院里游荡着。渐渐的，夜深了，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有了困意，故事就变得段段续续，模糊迷离，最终成为这庭院仲夏夜梦的呓语。
荷花缸和金鱼是讲究的中式四合院不可缺少的。外祖父在院里垒了一个大金鱼池， 里面养着大小好几个乌龟，十几个巴掌大的各色金鱼游弋其间。院里还有两个硕大的荷花缸，种得是荷花和水葫芦，荷花五六月间含苞待放，倾长的荷竿上托着一个个粉白的巨大花苞，美艳，明净，让这庭院立刻有了几分仙气。水葫芦的花很小，可它的茎叶形状很特别，像缩小了的亚腰葫芦，通体苍翠，浮在水面上，整缸的水就活泼了起来。
池塘里最常来的访客是一群黄嘴褐绒的小绒鸭和一只大白鹅， 小绒鸭是母亲的玩伴，常被母亲偷偷藏到书包里，带到学校。大鹅原是外祖父买来看门的，凶猛健硕，挺起脖子，有半人多高，一天能吃一大簸萁玉米饼子，居说鹅能像狗一样看门，赶走不速之客，可这只大白鹅却专钳女客，一次竟把一位女眷的旗袍下摆整个撕了下来。外祖母陪了钱和许多好话才将这事平息下去。从次以后，谁也不敢再让这只大鹅看门了。 庭院里的其它动物还有山羊，兔子和刺猬。这当然都成了母亲和姨母的玩伴。 据母亲说，只要把脚放在刺猬的背上，它就会发出"哇，哇"像小孩一样的哭声。
二
像所有的生意人一样，外祖父总是黎明即起，可外祖父的早起却不是为了打理生意，而是为了遛鸟。
养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嗜好，鸟的羽毛艳丽，形体俊俏倒在其次，能哨出悦耳动听的曲调是最重要的。这样的鸟必须先天条件优越，有一个金嗓子，还必须聪明，能学会主人所教的曲调，当然，同等重要的是主人挑选和教调鸟的能耐。符合这些条件的鸟，最常见的是黄雀儿，靛颏儿，和八哥儿。据说一只上乘的靛颏儿经过得当的教调后，能哨出整段的京剧曲牌"夜深沉"。
要想让鸟哨得好，养鸟的人每天清晨都必须将鸟带到野外，选一个高高的向阳的树杈，把鸟笼挂在上面，鸟在清晨鲜润的风与阳光中，往往能哨得出人意料地婉转动听，这就是所谓的"遛鸟"。好的地段会吸引许多遛鸟的人，成为一个非正式的鸟歌唱比赛，谁来得早，谁就能把鸟挂在最高枝上，那鸟就精神抖擞，艺压群芳，给主人露脸。来晚了，自己的鸟就不能挂在高枝上，会哨的好鸟气性都大，是绝不会在低枝儿上唱的。
外祖父当时养着十几只鸟，心高气傲的外祖父"遛鸟"是绝对赶早的。每天天还没放亮，就叫上一个伙计，每人用个长长的竹挑竿儿，挂上六七个鸟笼，出了城，天光大亮之后才会回来。遛鸟的经历决定外祖父一上午的心境，有时回来欢天喜地，那一定是自己的鸟唱得好，露了脸。有时回来就没好气儿，一进院就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一定是自己的鸟没登上高枝，被别人比了下去。
外祖父最心爱的鸟是一只蓝靛颏儿，能哨十几种调，包括"拉风箱"和京剧的过门，遛鸟的时候，给外祖父大大地掌了脸。外祖父对它宠爱有加，用小米，磨碎的蛋黄和牛肉干喂养，突然有一天中午，那只靛颏儿在笼子里扑腾了几下后，死了，外祖父悲伤欲绝，在把外祖母和每一个伙计埋怨了个遍儿之后，拿了绳子非要上吊自杀不可。还是外祖母找来了后院住着的一个有身分客人才劝止了外祖父。
那时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对大部份的老百性来说，每天忙碌的无非是柴米油盐，谋生不易，很多人从早忙到晚尚难得温饱。像外祖父这样能享受遛鸟的闲情闲气的，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方式，非有钱有闲不可。外祖父当时四十出头，的确在他人生的巅峰，"连升栈"已经很具规模，有三四处分店，用着几十个伙计，生意日进斗金； 外祖母精明能干，不光粗通文墨，而且打了一手好算盘，正可以和账房先生和几个大伙计一起打理店里的具体事宜，让外祖父从日常的琐事中脱身，神闲气定地过着他的好日子。
这样的日子是外祖父年轻时做梦也想不到的。外祖父的老家在石家庄附近藁城的慈尚村，冀中平原上普通的一个村落，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勤劳地耕作着，过着虽清寒却也有滋有味的庄稼主的日子。外祖父从小父母双亡，连在五服内的叔伯都没有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在那缺乏社会福利系统的时代，好像注定会冻饿而死。可冀中平原人情淳厚，只要是一个村的，就不会没有人管，饿了，总有人给送吃的，冷了，总有人给送穿的，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外祖父居然也出落成了一个精壮的半大小子。
外祖父十六岁那年，滹沱河发大水， 淹没了慈尚村，辛亏他水性好，抱着一根木头飘到了石家庄，除了身上穿的裤头外，两手纂空拳，什么也没有。外祖父干过小工，扛过大个，当过跑堂，后来到旅店里当了伙计，他的机灵勤快很快赢得了雇主的喜爱，总算有了个饭碗。多灾多难的经历反而让外祖父更心高气傲，他不甘心沉沦于城市的底层，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出人头地。伙计的薪水少得可怜，可外祖父却把每一个铜板都存起来，存到一定数目，换成大洋，然后缝入中空的裤腰带里，贴身藏着。
在店里当伙计的大多是失去了故乡的农民，他们就像被风连根拔起的草木，扔在城市冷陌的街道上，自生自灭，没有家，没有亲人，甚至没有几个能说知心话的朋友，挣来的钱只能使自己得一温饱，无力娶妻生子，安家立业。他们中的很多人把辛苦挣来的为数不多的钱都扔在了下等妓院，有的还抽白面，染上了毒瘾，而这些又让他们在贫穷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外祖父对这些嗜好深恶痛绝，一点也不沾，他觉得人要有出息，必须立身正。当外祖父的同伴们在妓院消磨时光的时候，他总是找一个没人的桥洞，坐下来，解下裤腰带，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攒下的几块银元，打发着城里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几年之后，外祖父已经攒了好几块大洋，也学会了不少生意场上的应对，二十多岁的他干净利索，白净的国字脸透着一股英气，谁见了都觉得这小伙子精神。这时，一位有钱的太太注意到了外祖父，很欣赏这小伙子。外祖父就拜她做了干娘。由干娘担保，替外祖父起了一个会，也就是一笔私人贷款，这笔钱终于让外祖父有了自己的生意，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成了"韩掌柜"。
成了"韩掌柜"的外祖父恨不得将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掏给自己的店。比当伙计时更勤俭克己。一年到头，连顿白面也舍不的吃，从自己口中抠出的每一个铜板都添在了店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为了节剩开支，舍不得雇人，自己进货，自己上架，自己支应买卖，自己扩建店面。外祖父不识字，过年的时候，却自己买春联，挂春联，结果上下联正好挂反了。生意人都认为这不吉利，果然，杂货铺的生意刚有起色，就遭到一群不知从那里来的溃兵的洗劫，外祖父一年的辛苦就这样打了水飘儿。
这样的故事在外祖父的经商生涯中上演过许许多多次。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确没什么退路，也许是因为性格出奇的坚韧，外祖父从没放弃过，总是跌倒了重来。苍天不付苦心人，终于在他年近中年时，开上了自己的旅馆 "连升栈"。外祖父低价买下了民生街上一处两进的大庭院，准备把"连升栈"这块招牌打响。
没想到，这时日本人来了，而且说来就来，"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冀州的芦沟桥与石家庄近在咫尺，城里人人自危，都在疯传日本人如何烧杀抢掠，凡能走的人家都收拾细软， 搭乘南下的火车，离开石家庄。车站上人山人海，车顶车箱里满满都是人， 火车根本无法出站，只能慢慢爬行。据说那是去重庆的最后一班火车，悬系着城里人最后的一线生机。
外祖父只好把刚到手的庭院锁上门，也领着全家来到了车站，准备逃难，可快挤到车跟前时，却说什么也不走了。他实在舍不下他的生意，他的院子。 没有了生意的生意人，活下来又有什么意思呢？他决定拿自己和全家人的性命赌上一把，死也要守着自己的产业。就这样，外祖父成了绝无仅有的没有逃走的生意人。
石家庄很快成了沦陷区，日本人果然进城后见人就杀，一直杀到十字街头才停刀，三天后，贴出了安民告示，街面上才平稳了下来，那辆外祖父没搭乘的南下的火车，还没走到德州，就遭到日本人的轰炸，整火车的人尸骨无存。
经历了一开始的惊恐动荡之后，老百姓还是得照样过日子，来往客商还得照样住旅店，"连升栈"成了为数不多的还在营运的旅店。外祖父充分把握了这天赐良机，在此后的两三年内，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连栈"很快变成了有三四个分号的大买卖。
外祖父虽然起得早，连升栈起得最早的人却不是外祖父，而是外祖母。外祖母比外祖父小二十二岁，是无极县王家营人，外祖母的父亲经常在外跑小买卖，结识了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外祖父。当时，年过中年的外祖父已经有过三次婚姻，头两次无媒无证，无非是萍水相逢，两相情愿，一起搭伙过日子，不乐愿了，也就各走各的路了。第三次才有正式的婚约，可太太得病过世了，留下了两个女儿，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三岁，这就是我的二姨和三姨。外祖父的生意当时已做得颇有起色，外祖母的父亲觉得外祖母虽然要做填房，这却是一门难得的好亲。就这样，王家营一个中等农家的村姑，便成了连升栈的内掌柜，外祖母那年只有十九岁。
陌生的城市应该让外祖母感到胆怯，可她却像一条鲜活的鱼，游进了城市欢快的激流中，对城里的一切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悟性。同样心高气傲机灵勤快的她，很快就成了外祖父难得的好帮手。旅店生意最忙的时候不在白天，却是凌晨的三，四点钟，石家庄当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商客多在此停留。早班火车的客人在车站下车后，两眼一抹黑，最需要的就是找个落脚的地方。 后半夜一到，连生栈便派大部份伙计打着灯笼到车站接客人，客人接来后，店里安置这些人便要很一阵的忙乱。安置好客人，柜上的忙碌才刚开始，结算一早的盈余，给撇成儿的伙计分钱。伙计做到一定年份，出色的就有了资历和东家分红，自己接来的客人，赚的钱可得两成或三成，这就是二八分帐或三七分帐，即使不够撇成儿的伙计，也有相应的辛苦钱。辛苦了一早起的伙计们最盼望分帐的时刻，东家自然不敢马虎，外祖母和帐房先生两手翻飞地打着算盘，一直到天光大亮才会把最后一份钱发出去。帐房先生这时总算可以喘口气，可外祖母却不能歇下来，因为该给各屋的客人送洗脸水和早饭了。
外祖父非常爱干净，夏天常穿着白府绸衫，洗得雪白。家里虽然用着好几个老妈子，外祖父却自己洗衣服，因为嫌别人洗得不干净。而且自己剃头，因为嫌别人剃得不够整齐。外祖父同样要求店里的一切都必须绝对干净整洁，院里扫得没有一个草点儿，门窗擦得锃亮，杯盘碗盏，脸盆毛巾烫洗得干干净净。外祖父的这些要求自然靠外祖母监督实施，她常常要忙到午后，客人和伙计们都吃过晌饭后，才能喘口气。
从早上四点一直忙到午后的外祖母本该好好地睡个午觉，可她却痛恨睡午觉，她觉得白天就那么点儿时光，用一两个钟头在床上挺尸，实在没意思。 她此时仍精神百倍，或搬条矮凳坐在石榴树下看小说，或逛街卖东西。外祖母年轻时很漂亮，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明眉大眼。好新鲜爱时髦的她一进城便烫了发，螺旋的大发卷，锔得漆黑油亮，瀑布一样地泄在肩上，头发上总别着宝石发卡和绒绢花。 外祖母还给自己买了辆当时少见的坤车，午后常穿得一身锦绣，在五月的晴空下骑着单车穿梭于城市繁华的大街小巷。
三
五月节虽然只是五月初五这一天，可一进农历四月人们便忙起来了，先是本来温暖怡人的春风一下子有了一丝燥热，冬春的衣服再也穿不住了，该换夏天的单衣了。北方人家生活俭朴，中等人家一个人一年四季的衣裳不过棉单两三套，换洗着穿，除了过年，没有做新衣的道理。人们趁着初夏的好太阳，拆洗冬天的棉衣棉裤，大姑娘小媳妇儿都换上了单衫，虽是去年的旧衣，可那颜色照样娇嫩鲜亮，月白，粉红，鹅黄，藕荷，天青，人精神得像退去了一层冬天的壳，本身就是夏日刚钻出骨朵的花。
外祖父当时家境富裕，总会在五月节前给外祖母和几个女儿做几件衣服。那时女人的衣裳有太多选择，绢纱绸缎，棉麻洋布，绣花织锦，可对年轻的女孩儿来说，最时髦的却是洋学堂女学生的装束：月白园角的马蹄袖大襟儿上衣， 过膝盖的玄色长裙，白线袜，黑色的袢褡鞋。母亲那年刚七岁，才上小学一年级，也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女学生装，二姨给母亲扎了一个朝天锥，还别了一朵盛开的大石榴花。外祖母的新衣要华美的多，多是新款的绢纱旗袍，一双新绣花鞋是必不可少的。早早到鞋店订做，夏天一到便可以穿了。外祖母最喜欢的一双绣花鞋是浅藕荷色，满鞋帮用银灰的丝线绣着似菊花非菊花的缠丝的花纹，配上银白大方格的纱旗袍，衬着桃花一样娇艳的面庞，不论走到那儿，都是夏天亮丽的一道风景。
再过些日子，卖棕叶的就该来了，连升栈的后门是一条繁华的街道"民生街"。 商家店铺林立，有大饭庄，小饭馆，糕点店，杂货铺，绸缎庄，书局，古玩店，成衣铺，鞋铺，药房，等等。 除正经的店铺外，小商小贩更是多如牛毛，卖凉粉儿的，卖扒糕的，卖老豆腐的，卖焯火烧的，卖缸炉烧饼的，卖水煎包的，炸馃子的，卖时鲜瓜果的，卖羊头肉的，卖刨冰的，卖风筝的，崩苞米花的，吹糖糖人儿的。
卖棕叶的多是城外靠近水泊河叉的农民，挑着柳条编成的筐，装着满满的深绿色的棕叶在街上吆喝着卖。棕叶就是芦苇的叶子，两尺来长，两寸来宽，如一只硕大的绿色羽箭。像莲藕，菱角一样，新鲜的棕叶有着水生植物特有的香味，那香很淡，香得不太经意，甚至有点儿让人不易察觉，可只要一尝，那如水的清幽便停在舌间，久久不会散去。用这样的棕叶包的棕子，煮熟后，粘米都被染上了一丝绿色，咬一口，枣甜，米粘，然后便是这一缕回味绵长的清幽，让人即使在喧嚣的闹市，也会想到夏日明净的池塘，好风如水，荷叶恬恬。
母亲对卖棕叶的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她和三姨最迷吹糖糖人儿的。那时的小孩儿没有整盒的糖果和巧克利，只有到特别的时侯，大人才会给买块糖吃，麦芽糖做的甜甜的糖糖人儿就格外诱人。吹糖糖人儿的先把麦芽糖在一个大铜勺里化开，然后将热的糖液在一张白纸上浇画成各样的图案，凝固后，用一个细竹棍儿撑起，糖糖人儿便吹成了。一把铜勺和一些糖液能画出千百样的图案："穆桂英挂帅"，"猪八戒背媳妇儿"，"孙悟空闹天宫"，还有"兔拜月"，"猪拱圈"，"猴儿拉稀"。 母亲最喜爱的就是"猴儿拉稀"， 因为猴儿拉的稀是几坨丰厚的糖稀，吃起来最解馋。
五月节将近，家家的大门上都挂起了艾条，预备了雄黄酒，女人们开始抽葫芦，挂葫芦。这些都是为了防"五毒"，五毒是指蛇，蝎子，壁虎，蜈蚣，和蟾蜍。民谣说：端午节，天气热，"五毒" 醒，不安宁。 天一热，各类的毒虫便活跃了起来， 这些毒虫据说都怕艾叶的辛香味。葫芦实际就是一种香囊，里面装上与艾叶类似的香料，毒虫闻到这种味，就不敢靠近。葫芦里的香料还能驱毒气，防夏天的时疫。
葫芦都是用丝绸彩线抽制而成，每个葫芦只有拇指大小，用丝绸缝制成各样形状，再用彩线串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艳丽的香囊串，装入香料后，挂在褂子的大襟儿上，或裙摆上。那时，普通人家女人的世界只有炕头和灶台，女工针线便成了显现艺术才华的唯一地方。各家的葫芦做出来，总会比一比谁的巧，谁的俊。心灵手巧的人是绝不会放弃这一年一度露脸的机会的，葫芦的样自是千奇百巧：浅绿银红的丝绸缝成一个个小猴，再串在一条浅黄的粗丝线上，便是"猴爬竿儿" 葫芦。 红黄蓝绿的缎子缝成一个个三角形的小囊，再缠上金银的丝线，串起来便是"棕子" 葫芦。
凝结着女儿家神思奇巧的葫芦自然是出奇的艳美和灵秀，挂在黑裙子上，那黑就亮起来，让人想起夏天挂满星星的缎子般的夜空。挂在月白的大襟上，那月白就活起来，让人想起雨过天晴后天边若隐若现的一缕云。再灰头土脸的人，挂上串葫芦，眉目间也会多上几分神采。那满街的葫芦好像是夏天的神儿，夏天的魂儿，催活了在暮春中做梦的城市，给这街头巷尾洒上夏日的期盼和骚动。 风热得更撩人，让人在屋里再也坐不住了，总想出来走走，干点儿什么，巷口的大槐树上，雪白的槐花串坠满了扭结的老枝，一走过，一股醉人的清甜久久不散，街上开始隐约传来卖刨冰的吆喝声，五月节的正日子也就到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