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 方
1969年11月，我随母亲张纯音下放到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刚到不久，常见一位五十出头的妇人，走到哪儿都带着个弱智孩子。她脸上长着一块一块的冻疮，包着土里土气的方格头巾，乍一看像个村妇。可妈妈却对我说：“她是莎士比亚专家孙家琇，早年留学美国，学问了得！很想跟她成为朋友。”
母亲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她们一起参加了搭建席棚子的工作。搭席棚有一道工序叫打秫秸把，活儿不重，多由女同志来干。人们席地而坐，每次从大堆的秫秸垛里抽出十根左右，排齐后用麻绳扎紧。母亲和孙阿姨并肩坐在一起，边干边聊。毕竟都是老知识分子，惺惺相惜，一拍即合。孙家琇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从那以后，在学校里不断挨整，日子极为难熬。这次中央单位下干校，戏剧学院也名列其中。趁这个机会，她赶紧申请跟随丈夫巫宝三一同下放，借此摆脱困境。听到这些，母亲对她非常同情，生活中尽可能给与关照，我们两家走得越来越近。
这时候我已开始自学，求知欲极强，可不知该读些什么书。妈妈让我问问孙阿姨，于是我跑去求教。没想到她却说：“就读《艳阳天》吧！”这个答复令我大失所望。心想：“孙阿姨怎么这样？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妈妈听了，深深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多年后我才理解，孙阿姨那些年被整惨了，已成惊弓之鸟。在干校那个环境里，人人自危。为了保护自己，只能那么说；同时，恐怕也是为了保护我。那年头读“封、资、修”，一旦被发现可不得了。
孙家琇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按说应该时刻小心才是。可她干起活儿来特别卖力，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抢着干。脱坯是壮劳力的活儿，她也一定要参加，简直不要命了！几次发作心绞痛，非常危险，吃硝酸甘油才缓过来，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凡政治学习、批斗会一类活动，她参加得也十分投入。我当时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那样。现在想，或许有其苦衷。作为有“政治污点”的人，到了一个新单位，寄人篱下，地位比谁都低，只能比别人干得更苦，表现得更积极，才有立锥之地。
好在经济所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聚集了一批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如顾准、骆耕漠、吴敬琏、董辅礽、汪敬虞、赵人伟等，多数人从骨子里崇尚知识。结果孙阿姨在这里很少遭到歧视，甚至比较受人尊重。她跟母亲感叹：“幸亏跟随经济所下干校，这一步算是走对了。”
母亲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她们一起参加了搭建席棚子的工作。搭席棚有一道工序叫打秫秸把，活儿不重，多由女同志来干。人们席地而坐，每次从大堆的秫秸垛里抽出十根左右，排齐后用麻绳扎紧。母亲和孙阿姨并肩坐在一起，边干边聊。毕竟都是老知识分子，惺惺相惜，一拍即合。孙家琇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从那以后，在学校里不断挨整，日子极为难熬。这次中央单位下干校，戏剧学院也名列其中。趁这个机会，她赶紧申请跟随丈夫巫宝三一同下放，借此摆脱困境。听到这些，母亲对她非常同情，生活中尽可能给与关照，我们两家走得越来越近。
这时候我已开始自学，求知欲极强，可不知该读些什么书。妈妈让我问问孙阿姨，于是我跑去求教。没想到她却说：“就读《艳阳天》吧！”这个答复令我大失所望。心想：“孙阿姨怎么这样？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妈妈听了，深深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多年后我才理解，孙阿姨那些年被整惨了，已成惊弓之鸟。在干校那个环境里，人人自危。为了保护自己，只能那么说；同时，恐怕也是为了保护我。那年头读“封、资、修”，一旦被发现可不得了。
孙家琇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按说应该时刻小心才是。可她干起活儿来特别卖力，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抢着干。脱坯是壮劳力的活儿，她也一定要参加，简直不要命了！几次发作心绞痛，非常危险，吃硝酸甘油才缓过来，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凡政治学习、批斗会一类活动，她参加得也十分投入。我当时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那样。现在想，或许有其苦衷。作为有“政治污点”的人，到了一个新单位，寄人篱下，地位比谁都低，只能比别人干得更苦，表现得更积极，才有立锥之地。
好在经济所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聚集了一批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如顾准、骆耕漠、吴敬琏、董辅礽、汪敬虞、赵人伟等，多数人从骨子里崇尚知识。结果孙阿姨在这里很少遭到歧视，甚至比较受人尊重。她跟母亲感叹：“幸亏跟随经济所下干校，这一步算是走对了。”
经济所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比较了解她。说孙家琇早年在美国求学期间极为刻苦，酷爱运动，尤其是骑马。她骑马时着男装，一身黑色燕尾服，戴一顶圆礼帽，风度翩翩。人送雅号：Gentlewoman(女绅士)。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女绅士”与眼前的“村妇”孙阿姨联系起来，反差实在太大了。
孙家琇的小儿子是个弱智儿，那年十四岁；我弟弟也是先天智力落后。母亲和孙阿姨在对待残疾孩子上，想法和做法惊人地一致。她们极端自责，认为都是自己不好，有责任通过后天补救，让孩子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尽管这个期望几乎无法实现。
孙家琇对小儿子好得无以复加，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寸步不离。小儿子性格温顺，总是笑呵呵的。他完全没有数字概念，可对别人出的任何一道简单算术题，总能立刻说出答案，当然没有一个是对的。不过，他的记性却出奇得好。很多年后，有一次我从日本回国，往他们家打电话。刚说了一个“喂”，那头儿马上就叫：“咪咪姐姐……”令我惊讶不已！
下干校后，一些带家属的人借住在老乡家。一排茅草房，当中用席子隔成几间，完全不隔音。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到孙阿姨给小儿子上算术课：“除法就像一座房子，房子里面住着被除数，外面住着除数……”这个“故事”重复了无数遍，可儿子怎么也听不懂。母亲大受感动，说此等母爱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不断地给弟弟教算术、教语文，甚至还教英文，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期盼孩子有朝一日会“开窍”，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孙家琇的小儿子是个弱智儿，那年十四岁；我弟弟也是先天智力落后。母亲和孙阿姨在对待残疾孩子上，想法和做法惊人地一致。她们极端自责，认为都是自己不好，有责任通过后天补救，让孩子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尽管这个期望几乎无法实现。
孙家琇对小儿子好得无以复加，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寸步不离。小儿子性格温顺，总是笑呵呵的。他完全没有数字概念，可对别人出的任何一道简单算术题，总能立刻说出答案，当然没有一个是对的。不过，他的记性却出奇得好。很多年后，有一次我从日本回国，往他们家打电话。刚说了一个“喂”，那头儿马上就叫：“咪咪姐姐……”令我惊讶不已！
下干校后，一些带家属的人借住在老乡家。一排茅草房，当中用席子隔成几间，完全不隔音。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到孙阿姨给小儿子上算术课：“除法就像一座房子，房子里面住着被除数，外面住着除数……”这个“故事”重复了无数遍，可儿子怎么也听不懂。母亲大受感动，说此等母爱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不断地给弟弟教算术、教语文，甚至还教英文，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期盼孩子有朝一日会“开窍”，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后来回到北京，孙阿姨跟母亲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家经常走动。她把我当成晚辈，在学习方面时常给与指点，不再有任何顾虑。她告诉我，所有文科的基础是历史，一定要多读史学方面的书，只有博古才能通今。我的专业是英语，一次谈天时随便说了几句，她打断我：“你讲英语怎么每句话都用降调啊？这不行，听起来很土。国人学英语有一大误解，以为按照规则只有一般疑问句才用升调，其他一律用降调。可实际上英美人说话很多子句结尾都是用升调的，不信你下次跟外国人说话时留意一下。”
她指出别人的缺点毫不留情，让人有点儿下不来台。可事后想想，真是为自己好。我在大学外语系学习四年，没有一个老师指出过这个问题。孙阿姨一个点拨，使我受益终生。
她指出别人的缺点毫不留情，让人有点儿下不来台。可事后想想，真是为自己好。我在大学外语系学习四年，没有一个老师指出过这个问题。孙阿姨一个点拨，使我受益终生。
有一次我跟母亲去拜访孙阿姨，聊天时母亲提到我交了个男朋友，已经考虑结婚了。接着告诉她对方是哪儿毕业的，在哪儿工作等等。话未说完，孙阿姨便迫不及待地连问：“德怎么样？德怎么样？”接着她解释道：“一般人择偶往往看重学历是否够高，是否门当户对，是否志趣相投……可我活到这把岁数，深感配偶最要紧的是人品。对方要是人品不好，其他什么都谈不上，婚后绝无幸福可言。”这段对话发生在三十年前。那个时候，特别是有识之士，更是看重人的本质。探讨婚姻问题时口不言钱，觉得俗气。
孙家琇住在北京后海南沿儿的一条胡同里。那本是他们的私人四合院儿，“文革”后充了公。居委会说是要“掺沙子”，让一个工人家庭搬了进来。那家大概已经了解到他们的“政治背景”，肆无忌惮地欺负他们。孙家琇和丈夫巫宝三两人都有留美经历，不习惯蹲坑厕所，“文革”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通过市政管道部门，在院子里修建了有抽水马桶的厕所。可那家嫌抽水马桶费水，硬是把马桶给拆了，在地上挖了个茅坑儿。孙阿姨出来跟那家女人理论，对方破口大骂：“你们这些臭老九，到现在还想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气得孙阿姨浑身颤抖，手脚冰凉，摔倒在地。家人赶紧把她搀扶回去。对方高唱：“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从此，这个院子每隔几天得由环卫工人背着粪桶来掏茅房。一到夏天蝇、蛆肆虐，臭气熏天。孙阿姨无奈地向我母亲诉苦：“你说这可怎么办？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啊！”
“文革”结束后，孙家琇的右派得到改正，受到重用，出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她痛感岁月蹉跎，荒废了太多大好光阴。她玩儿命工作：著书立说，带研究生。她的教学严格在全校是出名的。研究生写的论文不知要修改多少遍，才能通过。她不但撰写了专著《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莎士比亚与西方现代戏剧》，还发表了大量莎学论文，主编了《莎士比亚词典》，在莎学研究上取得了令中外学者瞩目的成就。为此，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我们到她家做客，那些奖状和胸前佩戴的红花都摆在玻璃书柜醒目的位置上，一进门就能看到，足见主人对这些荣誉之珍视。
孙家琇还致力于向国人介绍莎士比亚戏剧。一次她亲自跑到我家送来两张戏票，邀请我们观看她新改写的话剧《黎耶王》。这部戏采用莎翁名剧《李尔王》的情节，把时间地点改在中国古代，剧中人物着古装。她让我们特别注意演员张欣欣，说她不仅能演，还能导、能写，是个多面手。惜才之情溢于言表……
提到孙家琇，还得说说她的大儿子巫鸿。他们是一对非常奇特的母子。孙阿姨每当谈到这个孩子，眼睛里就闪闪发光，毫不掩饰自豪之情。巫鸿的确天资极高，加上学者父母的后天熏陶，从小就很优秀。连顾准也对他颇为欣赏，说他是少年才子，读书涉猎面甚广。1957年，巫鸿考上了北京101中学。这个学校到了高中分文、理科，学生要自己选择。孙阿姨和巫宝三伯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主张报理科班，理由是他们夫妇俩回国后政治处境一直不好，一个被打成右派；另一个也不断挨整，这与从事文科专业不无关系。因此得出结论：在中国学文科很危险。可巫鸿却坚持选文科。他太喜爱文科了，很清楚自己的这一倾向。讨论结果是三人一致决定选文科。这里没有家长的粗暴武断，有的只是民主、平等和理性。两位家长都是过来人，何尝不知选错专业对人的一生有多痛苦。为了孩子的前程，他们决心冒这个险。几年后巫鸿果然没躲过挨整，此乃后话。到了高考前夕，又出现了选择专业的问题。巫鸿酷爱美术，擅长油画，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孙阿姨不赞成，认为艺术对人的天赋要求实在太高了，即便能考上美院，最终要想成为真正的画家难度还是极大。她建议报考美术史系，说这个跨学科专业最适合巫鸿，能充分发挥他各方面的才能。结果巫鸿那年同时考取了北大历史系和中央美院美术史系，他毅然选择了后者。改革开放后，巫鸿赴哈佛大学深造，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授，在学术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
孙家琇与巫鸿之间的感情极深，不仅精神上高度沟通，还彼此欣赏。记得一次巫鸿跟我谈起他的母亲，说：“我真的很佩服她……”；而孙阿姨更是常用“佩服”二字来赞美儿子。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高境界的亲子关系。
1990年母亲患癌症去逝。孙阿姨打电话来慰问，说她伤心之极，痛失一位难得的知己……2002年夏我回国，按老习惯给孙阿姨打电话。接听的是她女儿允明，说母亲已于前一年底突发心脏病过世……
今年我又回国，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几张她与孙阿姨在1980年代的合影。谨以此文，寄托对两位老人的不尽思念。
今年我又回国，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几张她与孙阿姨在1980年代的合影。谨以此文，寄托对两位老人的不尽思念。
注：此文发表在《老照片》杂志第88辑
孙家琇在住所附近的后海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