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cuan，北京土话：拼装）矿石收音机听社论”之说，即便当年也是尽人皆知的托辞。好在那简陋的设备听不到远处的东西，所以没有多大政治不轨的嫌疑，上纲上线到“革命意志消退、玩物丧志”也就到头了。但也确有高人，组装短波收音机,为的是“偷听敌台”，这可是文革时的一项大罪。如海外反动势力的对华广播：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等。
“敌台”像原始WiFi，大功率发射短波。传播远、面积广，不易屏蔽。其传送的“政治资讯”如洪水猛兽，令中共惴惴不安。于是，工厂生产的收音机具有短波功能的极少，有的城市甚至查抄短波收音机；据说，警察开着探测车在大街小巷巡行，车载设备能探知谁躲在家里偷听敌台。可见，政府施放的干扰电波连城市都屏蔽不严。到了广阔的乡间更加鞭长莫及，“敌台”时断时续，直至可以正常收听。
据说，早自1940年，苏联就开始对华广播了。BBC和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则稍晚。那时，插队知青、下放干部，用普通的短波收音机，就能清晰地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其随伴的音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雄壮的合唱《祖国进行曲》化作“金钟”似地乐音，从容优雅地奏出，另成一番意境。而内容则与国内的宣传一样，不吸引人。
奇怪的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女播音员的音色和腔调，与大陆电影中丑化国民党的表演一样，酸软缓慢，不成调子，与大陆人的审美观格格不入，效果未见得好。可笑的是，台湾经常在广播上呼叫其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有代号、有联络方式等。看似虚张声势，没人当真。至于最后那句“谢谢收听”，与大陆文化完全相反：虚情假意，是何居心？
那是一个要求人人自律的时代。“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的广播，政府屏蔽不掉没有责任，你老人家无意间听到，就会有革命群众来给你“洗耳朵”了。若是有意收听敌对广播，批判之外，抓去坐牢也说不定哦。其实，“敌台”那些年说不到点上的叨叨絮语，在中国社会所起的反响，远远不及林立果一篇《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寥寥几句。对华广播实际上成了一个招蜂引蝶的陷阱，让中共额外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下面的小故事摘自一篇文革回忆录《告别少年时代》。
那时候，人们之间的交往、每个人的行为都在周围“革命群众”的注意之下。校部一个男生通铺宿舍里，有人发现一个名叫夏禹文的人，经常夜间戴着耳机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这在当年可是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听敌台”。那个连的领导为了“掌握证据，教育群众”，对公开揭露此事做了周密布置：他们安排与夏头对头、只隔一条狭窄过道、睡在他对面的一个人向夏发动突然袭击；再指定几个人准备好批判夏禹文的发言。一切就绪后的一个晚上，夏像往常一样脱衣就寝，在被窝里戴上耳机、打开半导体、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国之音”，悄悄听了起来。他哪里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了。躺在他对面的突袭者让夏某先听上一阵，渐渐入神、放松了警惕。然后忽地翻过身来，猛然将手伸进夏的被子、一把夺过那个收音机、一面唤醒大家、一拔掉耳塞、开大音量，全屋都听到了“美国人的声音”，这时几个膺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职地组织起群众，把个夏禹文斗得七荤八素。
文革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后期逐渐放松。不知哪年、但是看似偷听敌台的人才会发现：美国之音制作了一个教学节目：“英语九百句”，何丽达主播；毫无政治色彩。于是，人们半公开地跟着学了起来。据说，恢复高考，一举进入英语系的人中，受益于这个“敌台”者，大有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