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难做挡箭牌，异议缺乏安全网
近日，北京大学副教授夏业良先生，不再续聘，职位不保。此次北大理由充足，海内外学术中人，也以学术角度对北大给予肯定和支持。更有与北大有学术合作的美国卫斯理学院华人教授发来声明，支持北京大学的决定。而此前，网络传言，卫斯理学院宣称，如果解聘夏业良，将终止与北大合作。
在北京大学，夏业良先生的教学评估结果，连续已经多年都是倒数之列。如果北大以学术为重的，夏先生应该早就被逐出北京。此次解聘风波之中，有一处细节值得玩味。2012年和今年，经济学院教师考核和聘任委员会对其评估出现了大比分逆转，2012年是11票反对续聘，10票支持续聘，一年之后30票反对续聘，3票同意续聘，这样巨大差异，可以说完全超出了统计学规律。这个逆转背后，肯定有重大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一年里，夏先生就学术论著来说，并没有重大突破，因此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应该不在学术本身。
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此次解聘事件中，夏业良先生通过BBC中文网和美国之音自辩，强调政治因素起作用。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以学术身份起家做公知，而且是异议型公知，是极其艰难的选择，其难度绝对高于让中宣部与谷歌合并成一家公司。
为求自保和发展，中国公知要么在学校系统安身立命，延续某种士大夫清议传统，要么在体制内寻找开明靠山之外，除去两者，几乎没有其他可以依赖的力量，这两者其实都是体制内的领地。过去十年之中，学术日益专业化，越来越成熟的技术派，把理念派挤出了校园，技术派更倾向于选择做一个中性的技术幕僚或者政治顾问。
一度可以依赖的中国媒体，也遭到了空前的牵制，自身力量相当微弱，一旦有事，基本上不足以自救，就在夏业良先生被停止续聘同时，广州《新快报》的记者就遭到湖南警方的跨省追捕，事情起因是报道了湖南企业中联重科的负面新闻。
于是，有幸与外媒建立联系，便成为异议型公知选择的方式。在中国媒体对外交流不太发达的80年代，通过海外媒体赢得支持，确实有过成功的案例。然而过去十年，中国崛起，附带地在国际媒体和舆论界上也出现了突破，几乎在主要的欧美国家，大学之中，媒体声音里，对于中国政治生态做阐释的多，极端批评的少了。西方异议媒体，即使在本土也是属于小众势力，很难为身在大陆的公知提供支持。
中国大陆，至今还迷信媒体乃“社会公器”，信奉“新闻专业主义”，对国际经验不足的中国公知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误导。以英国为例子，过去三四年，夏业良先生在BBC英语新闻中，仅仅出现过了一次，是在2010年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奖。而外媒之中的中文服务，受众基本上是华人读者，对于发展自身的支持网络，效果不大。
学者与公知在英国也是泾渭分明的角色，前者基本上是安心书斋，与世无争，学者的抗争更多是出自某种理念，而非与政府的真实对抗，而且现代政治中，英国政府不再是一个严酷的暴力镇压机器；而公知基本上不是学者出身，更多是作家、党派积极分子为主，后者多数转入政治，经历站队的过程，他们对政府的批判，都可以找到自己合法存在盟友，异议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这是与中国政治最大的不同。
以学者身份，能够持续性做公知，并且是异议分子，而非仅仅是施政咨政上的批评，数十年大旗不倒，笔者所见仅仅是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一人。乔姆斯基是上个世纪50年代“认知革命”先锋之一，他所开创的“转换生成语法”及其几十年不断推出的语言学理论，已经奠定了他在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学界近乎“上帝”的位置，喷涌不断学术创造力在保护着他，他可以拿着美国政府的经费，还不客气地骂美国的霸权行径。
在今天中国，做学者，做公知，还是两者都做，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旦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付出至少双倍的努力，才可以做点有价值的事情。在一个告别革命，却没有迎来改革的时代里，这是一个比流血还要残酷的游戏。也许这是公知存在的价值，让未来某种中国体制的变革，显得更加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