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香港、西安 2013-11-28 09:47:00 来源：南方周末
李嘉诚的办公室陈设非常简单，桌面上干净得一张纸都没有，因为多年来他坚持“今日事今日毕”。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码头工潮中工人们把他画成奸商和魔鬼，李嘉诚还开玩笑：把我的头画得还是笑的
创业至今六十多年，虽历经多次经济危机，但没有一年亏损；自从1999年被福布斯评为全球华人首富以来，15年间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始终稳居这一宝座。
这就是李嘉诚。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创业至今六十多年，虽历经多次经济危机，但没有一年亏损；自从1999年被福布斯评为全球华人首富以来，15年间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始终稳居这一宝座。
这就是李嘉诚。
但此时，他正前所未有地深陷入一场“撤资”风波。接连抛售内地和香港的一些资产，掀起轩然大波，被舆论认为是一个“风向标事件”。
2013年11月22日，南方周末记者探秘风波的最中心，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集团中心，李嘉诚的办公所在地。
14：30，门打开，85岁的李嘉诚满面笑容地走进来，步子很快，没有任何搀扶。他和每一个人握手，微微弯腰递上名片，微笑着，认真地看着每一个人，近乎多余地用带潮州音的普通话自我介绍：“李嘉诚”。
李嘉诚，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成为超人之前的那个人
“外人都将他看作超人，而他自己，则始终将自己看成是变成超人之前的那个人。”
85岁的李嘉诚，从早年创业至今，一直保持着两个习惯：一是睡觉之前，一定要看书，非专业书籍，他会抓重点看，如果跟公司的专业有关，就算再难看，他也会把它看完；二是晚饭之后，一定要看十几二十分钟的英文电视，不仅要看，还要跟着大声说，因为“怕落伍”。
这种勤奋和自律，非一般人能比。
关于工作习惯，最为著名的细节是李嘉诚的作息时间：不论几点睡觉，一定在清晨5点59分闹铃响后起床。随后，他听新闻，打一个半小时高尔夫，然后去办公室。
熟悉李嘉诚的人士表示，他是一个危机感很强的人，他每天90%的时间，都在考虑未来的事情。他总是时刻在内心创造公司的逆境，不停地给自己提问，然后想出解决问题的方式，“等到危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个被广为传播的事实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而在这之前，李嘉诚已经准确预见，并早已做好了准备，等到危机来临时，集团不但安然无恙，还从中获得了扩张的机会。
作为一个商人，李嘉诚对数字尤其敏感。
从20岁起，李嘉诚便热衷于阅读其他公司的年报。除了寻找投资机会，也从中学习其他公司会计处理方法的优点和漏弊，以及公司资源的分布。他自称可以对集团内任何一间公司近年发展的数据，准确地说出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看一看便能牢记，是因为我投入。”
对于信息的重要性，李嘉诚常常一再强调。虽已85岁高龄，但他对新技术的了解，并不逊于年轻人。在李的办公室，左手边摆着两台电脑，实时显示旗下公司的股价变动。而在侧面办公桌上，则摆着他的苹果笔记本，这是他日常工作所用的。
每天早晨，李嘉诚都能在办公桌上收到一份当日的全球新闻列表。据一位跟随他十余年的人士透露，这份新闻列表并非摘要，而是一个又一个的新闻标题，多来自《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全球知名媒体。李会先浏览，然后选择其中想看的文章，让人翻译出来细读。
李嘉诚的这个习惯坚持了十余年，并因此而专门设立了一个四人小组，负责这项工作。而他之所以看标题，不看摘要，是不想被别人误导。
据另一位员工透露，以前，李嘉诚看新闻喜欢纸质版，iPad出来之后，他就只看电子版了。李现在用的是iPhone手机。
这些习惯，让李嘉诚始终站在资讯的最前沿，也让这个老人投资了一系列高科技公司。
李嘉诚旗下的维港投资，最近这两年，投资了六十多家科技公司，其中不乏很多明星项目，例如Facebook、Skype、Siri、Waze、Spotify、Summly等等，而这个团队总共不过8个人。
“他并不是一个生活在象牙塔中的人，相反，他对潮流的把握远超很多年轻人。”一位下属透露。李嘉诚旗下公司无数，连很多下属都数不清，直接向他汇报的，就有200人左右。每个月，李都会跟海外管理层进行会议，每年会“出外巡检”三四次。
李的多位下属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李嘉诚非常善于问问题，遇到一个新事物，他总是会想，这和我、和我的公司有什么关系？他总是会将自己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去寻找答案。
比如，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开始火起来的时候，李嘉诚曾经问过旗下公关团队一个问题：怎么看待其和平面媒体以及网上媒体对集团公关的影响？
为了回答李嘉诚的这个问题，公关团队专门召开最高会议进行讨论，形成专题报告向李汇报。有趣的是，最后这个团队甚至开发了一款软件，专门用以评价不同渠道的公关效果。
“如果李先生是个停滞的人，就不可能有今日之成就。”李嘉诚的一位下属感叹，“外人都将他看成超人，而他自己，则始终将自己看着是变成超人之前的那个人”。
与自己相处
他几乎从不生气，见到所有人，都是一副标准的笑脸。
熟悉李嘉诚的人，也常说他们看不懂他。他几乎从不生气，见到所有人，都是一副标准的笑脸。
“他真的没有生气过吗？他会因为什么事情而难过？他发过火吗？”面对这一连串问题，几位跟了李嘉诚十年以上的下属一脸迷茫，想了很久，他们实在回忆不起是否有过这样的场景。
当你问起李嘉诚强势的一面时，其中一位跟了李二十余年的高层反问：强势怎么定义？
在她这么多年的印象中，李决断非常之快，但并不是个咄咄逼人的人，他很会倾听下属的意见，“如果你是对的，他会听你的，而不是坚持他的”。
在生活中，李嘉诚时常表现出单纯快乐的一面。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李就变成了一个念旧好玩的老头，总是和身边的人说，这里原来是啥样的。
李嘉诚还每周为儿孙们亲任导师，自己准备课程、案例，据一位接近李的下属透露，3年来，他给孙辈们上的课，既有道德讨论，也有文化批评、世界经济。孙子、孙女年纪都很小，要演绎生动，难度很高，但李却乐此不疲。
为了告诉儿孙们风险是怎么回事，李嘉诚甚至还专门花了8000美元，去印出了四张AIG股票。他把这张股票裱起来，标注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破产的故事，并且写上“以此为鉴，可惕未来”。有趣的是，这时候他的孙儿们还不过几岁。
另一位跟了李十几年的下属透露，李嘉诚喜欢看电影，而且，看电影时，他的“代入感”很强，每次都会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然后随着剧情起伏，“过他们的生活”。
在这位下属看来，李嘉诚其实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感。
1996年，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被世纪大盗张子强绑架，对方单枪匹马到李家中，开口就要20亿，李当场同意，但表示“现金只有10亿，如果你要，我可以到银行给你提取”。
李的镇静，连张子强都很意外，张问他：你为何这么冷静？
李回答道：因为这次是我错了，我们在香港知名度这么高，但是一点防备都没有，比如我去打球，早上五点多自己开车去新界，在路上，几部车就可以把我围下来，而我竟然一点防备都没有，我要仔细检讨一下。
李嘉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他劝告张子强：你拿了这么多钱，下辈子也够花了，趁现在远走高飞，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如果再弄错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再帮到你了。
有趣的是，据李嘉诚透露，后来张子强又打来电话，李说，你搞什么鬼，怎么还有电话？张子强在电话中说，李生，我自己好赌，钱输光了，你教教我，还有什么是可以保险投资的？
李嘉诚答道：我只能教你做好人，但你要我做什么，我不会了。你只有一条大路，远走高飞，不然，你的下场将是很可悲的。
2013年11月22日，李嘉诚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语气平静，就像是在讲述一段别人的历史。其中的惊险和锥心之痛，似乎全都烟消云散。
李嘉诚将这种冷静归于他喜欢看书，“我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这对我都有用，今天有用，明天也有用。所以，很多大事来的时候，我也能解决”。
而一位跟了李十几年的下属则将这种冷静归结到他少年的成长经历上。
李嘉诚出身于书香门第，爷爷是清朝最后一科秀才，两位伯父在民国初年，还曾跨海留洋取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而李的父亲，则是小学校长。但因为二战爆发，故乡潮州被日本侵袭，李和家人逃难到香港。
没想到，1941年日本攻占香港，母亲只好带着弟妹回老家。更没想到，贫困抑郁的父亲染上肺结核，半年之后就去世了。14岁的李，独自面对父亲的死亡与埋葬，“一夕长大”。
更祸不单行的是，年少的李嘉诚也染上了肺结核。
“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李嘉诚回忆说，“我告诉自己不能死，身为大儿子，为了母亲和弟妹，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没有钱去看病，李嘉诚便只能用自己发明的方法对付肺病，清晨到山顶呼吸新鲜空气，李替厨师写家信，以交换鱼汁与鱼杂汤，强迫自己喝下这平日最讨厌的食物，只因知道这些汤有营养价值……
一位采访过李嘉诚的记者写道：李嘉诚的心胸之大——收购和记黄埔此等之事一直秘不外宣，甚至自己的老婆也不知道，一切都自己心算——是撑出来的：丧父、养家、肺病、贫穷……当一个人在自己15岁左右经历这一切挑战而没有被打垮，他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承受的了。
孤独是他最自然的常态
“他会不断自己抛问题、自己回答。”
虽为华人首富，但李嘉诚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
“他11岁就逃出来，一路上都是一个人在奋斗，他老和我们讲自己缝衣服，到现在依然如此。”一位下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的袜子都是不能见人的，因为他自己缝补了好多次。
李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打从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记者会开始，就再也没有变过。手上的手表，也总是同一块，直到最近在一次旅行中看到一款西铁城的太阳能手表，他非常喜欢，才很大方地跟售货员说：“你不用给我打折啦。”这款手表的售价是3000港币。
镜头前，李总是蓝黑色西装套装搭配白衬衫，而领带永远是蓝白色系，李乐于向别人展示他穿了数十年的西装皮鞋胜于向别人展示他成功的生意。
李的办公室，像他的打扮一样简单，除了一望无际的维多利亚港海景。
偌大的办公桌上，只有一沓很小的便笺纸，两支笔，一副放大镜，李每周在这里工作五天半。
办公桌的对面，是黑色的沙发和茶几。没有靠垫，没有烟灰缸，也没有潮州人最喜欢的功夫茶具，只是孤零零地摆着一个装饰盒。
李办公室最惹眼的，是清代儒将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这24个字，凝聚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而李嘉诚则将其视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孤独感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自然的常态。”那位熟知李嘉诚经历的高层如此评价道。在她看来，经历过少年磨难的李嘉诚，早已习惯了孤独的感觉。
回忆早年的苦学生涯，李说，“别人是自学，我是‘抢学问’，抢时间自学。一本旧《辞海》，一本老师版的教科书，自己自修。”
这是一个孤独之旅，命运剥夺他的，李要靠自己抢回来。没有学历、人脉、资金，想出人头地，自学是他唯一武器。
李嘉诚自律惊人，除了《三国志》与《水浒传》，他不看小说，不看“没有用”的书。捡起教科书，李时而扮演学生，时而扮演老师，摸索教学和出题的逻辑，寻找每个篇章的关键词句，模拟师生对话，自问自答。
“孤独是他的能量，也是他的朋友。独处时，他脑海会开始做思想的挣扎，会不断自己抛问题、自己回答。”李的一位友人说，“他现在的习惯，就是来自于此。”
在创办长江塑料厂时，李又开始订阅英文《当代塑料》及其他西方专门的塑料杂志。与此同时，李开始将部分资金投资华尔街上市公司股票，李从不按直觉投资，而是仔细研读公司财报，研究商业规则。华尔街财报是李的英文老师、商业教练，也是李的私人投资获利来源。
在这位友人看来，经过几十年的磨炼，李嘉诚早已学会了和孤独相处，所以，登上人生的高峰之后，少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而李的豁达和乐观，也皆来自于此。李的这位友人给南方周末记者举了个例子，2013年3月份，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发生罢工事件，工人们在长实门前扎起 帐篷，拉起横幅抗议，李嘉诚的照片被画上魔鬼的红色双角和白色獠牙，额头上还被写上了“奸商”两字。因为要从门口进出，李嘉诚看到也非常不高兴，但几个小 时之后，他就开解了，李和他们开玩笑说，哇，这个上面，把我的头画得还是笑的。
“工潮的冲击大，还是逃难到香港的冲击大呢？”这位友人反问，在她看来，早年的经历，早已让李嘉诚练就了百折不挠的心态，“他找到了平衡内心的秘诀”。
在李嘉诚的办公桌上，有两块小玻璃，上面是李自己写的两段话，一段是：求百事之荣，不如免一事之辱；邀千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而另一段则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建立在尊重之上的商业帝国
早在很多年前，李就已经不管具体业务，他的时间和精力，基本花在“定坐标”上。
相比他内心的隐秘世界，普通人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财富帝国。
一个地产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最让人敬佩的，不是他在香港的成功，而是他在世界上的成功。同为商人的他感慨，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成功商人很多，但一旦走上国际化道路，许多人就因不适应而铩羽而归。
但李嘉诚不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李就一步一步走向世界，且屡战屡胜，几乎从无败绩。
而今，李嘉诚的商业版图遍布全球52个国家，从事的产业，横跨通信、基建、港口、石油、零售等多个领域。集团员工超过26万人。而员工中，中国人只是少数，大多都是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他是如何做到的？
“build on respect（建立在尊重之上）”。李嘉诚身边一位高管脱口而出。
在李嘉诚身边的高管们看来，尊重所有人，是李嘉诚公司的核心文化，也是这么多年其能够驰骋全球的秘诀所在。“每个人都有很多选择，为什么要跟着你？你给我很多钱，但需要牺牲我的尊严，我不会跟着你；但如果你因为我有能力，尊重我，给我空间和舞台，我一定会跟着你。”
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在李嘉诚旗下公司，员工的离职率通常都非常低，多数员工都是跟着李打拼了数年的，这里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外，“他们能留下来，更是因为如此（被尊重）。”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李嘉诚时时处处都表现出这一点。李认真地倾听每一个人的问题，生怕没有回答清楚，约好了用普通话采访，李就一直用普通话，虽然潮州话对他来说更自如。李会照顾每一个人的感受，听问题时，专注如小学生；回答时，一定会看着对方。
李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名片，但轮到摄影师时，名片派完了。让人意外的是，采访进行到一半，李突然向远处的助手要了一张，补给了摄影师。他的举动是如此自然。
李嘉诚不希望别人称呼他为老板，他更愿意以“领袖”要求自己。“一般而言，做老板简单得多，你的权力主要来自你的地位，这可能是上天的缘分或凭着你 的努力和专业的知识。做领袖就比较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在一次接受访问时，李曾这样自我解答：“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态度与能力一样 重要。领袖领导众人，促动别人自觉甘心卖力；老板只懂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
据高管们透露，早在很多年前，李就已经不管具体业务，他的时间和精力，基本花在“定坐标”上。
比如说，负债率。李嘉诚对这一指标的控制，近乎偏执，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旱时，要备船以待涝；涝时，要备车以待旱。一家公司即使有盈利，也可以破产，一家公司的现金流是正数的话，便不容易倒闭。”
李嘉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长实2013年的负债比例是4%，和黄是21%，位于加拿大的Husky，负债比例只有12%。李对此深以为豪，“我从1950年开始做生意，对负债和贷款问题，我一直非常小心处理，虽然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但也一路走了过来。”
工厂是最好的课堂
“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李先生是富豪，却忘记了他是做工厂出身的”。一位跟了李嘉诚十几年的下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解读李嘉诚的另一个密码。
与重视定坐标一样，李嘉诚对细节也很重视。
李嘉诚基金会负责具体项目的罗慧芳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做的一个医疗方面的项目，李对每一个数据都很清楚。他甚至也会自己打电话去抽查，有一次，其中的一位患者接到一个香港打来的电话，对方开口就说“我是李嘉诚”，把他吓了一跳。
“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李先生是富豪，却忘记了他是做工厂出身的。”一位跟了李嘉诚十几年的下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解读李嘉诚的另一个密码。
“做工厂的人，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李嘉诚开始做表带，后来做塑料花，这都需要对细节的把握。”据这位高层透露，即便到现在，李依然有着工厂情怀，他看到一个杯子，就拿起来研究说，这个可以怎么做怎么做。
对李嘉诚来说，早期的工厂经历，是他最好的课堂。对做一个塑料花，原料怎么来的，怎么出口，怎么办手续，他了如指掌，而其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认识，最早也来自这里。
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李做生意的原则，也形成于此时。
据李嘉诚的这位友人透露，早年，李嘉诚的英文并不好，但是塑料花又是出口的，如何用那么蹩脚的英文去说服别人，对李嘉诚是个很大的挑战。最终，他想出了一条最有说服力的理由——货真价实，“我的成本加25%，就是我的价格，而且，我永远是这个价钱。”
“李嘉诚就这么找到了一个词典，就这么应付世界了。”这位友人说，李的这种原则，几乎贯穿始终——做人也是一样。
和李嘉诚同时代的商人中，不少人栽在了最难处理的政商关系上，但李却从未因此而烦恼。“他对官员的态度也是始终如一，无论遇到什么事，别人都知道， 李嘉诚会怎么反应，所以，也不会为难他。”这位友人分析，李做人非常有原则，这让他在政界也赢得了不少人的尊重。在处理政商关系上，李曾给自己定了九字箴 言：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
“政治和经济，根本上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是很难处理的。”李嘉诚坦言，如果政治找上门来，躲也是躲不掉，他的原则是“不参与政治，但关心政治”。
李嘉诚不喜好交际，在一些朋友看来，他很闷，有时还有点不合时宜。这位友人给南方周末记者举了个例子，一次，一个官员在李嘉诚面前夸耀他们投了多少钱搞环保，李突然来一句，“不浪费就是最大的环保”，差点没把人噎死。
另一个细节是，在2012年的特首选举中，李嘉诚支持的是梁的对手唐英年，选举结束后，有人劝他与梁重归于好，他回道：“我们本来就没有怨，何来的和好？”
“李嘉诚是有点不好玩，但是有一点，所有人都很喜欢他，那就是他的真心。”一位友人说。李嘉诚自己也经常说，他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生意，但每次做完生意之后，都会和客户变成朋友，有的更成为知己和事业的重要伙伴。有时候，“李嘉诚”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
内心的富贵才是真富贵
为弥补自己少年失学的痛和父亲因病去世的无奈，李嘉诚将基金会捐献的方向主要放在两方面：教育和医疗。
“我对赚钱的重视程度不及捐钱。”2013年11月22日，李嘉诚如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是这位华人首富的另外一面。
1980年起，李嘉诚决定设立个人基金会，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后做的事，一定要比我在世时做的只多不少”。而在更早些时候，他们就已经捐献巨 资。2007年5月，《时代》杂志公布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人士，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家”一项，李嘉诚名列其中，与比尔·盖茨齐名。
然而，外界很少知道的是，李嘉诚做出这一决定，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心路历程。金钱，也曾经对李充满诱惑。因为李目睹父亲从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落魄 到一名寄人篱下的职员。李经历过没钱就没有尊严、没有家、无法读书的困境。所以，在创业成功之后，李也曾享受过金钱带来的快乐。
据媒体公开报道，1956年，28岁的李嘉诚已跻身百万富豪之列。那时候的李，体会到物质享受的乐趣，西装来自裁缝名家之手，手戴百达翡丽高级腕 表，开名车，甚至拥有游艇。李也开始尝试上流社会的玩意，玩新型莱卡相机，并在香港列提顿道半山腰买了面积近200平方米的新宅，将母亲接来同住。
但是，就在搬进新家的那天晚上，李嘉诚彻夜难眠，第一次认真审视财富，“财富能令一个人内心拥有安全感，但超过某个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么强烈了。”李嘉诚后来回忆说。
至少在半年的时间里，李嘉诚一直郁郁寡欢，晚饭后，常一个人驾车到西环半山上的宝珊道发呆。李说，直到有一天，自己突然想明白了，可以通过帮助别人，赋予财富新的意义，李突然领悟到：“内心的富贵才是真富贵”。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李嘉诚开始不断捐献，直至1980年，李已经52岁，成立了李嘉诚基金会。
为弥补自己少年失学的痛和父亲因病去世的无奈，李将基金会捐献的方向主要放在两方面：教育和医疗。
首先，李在故乡成立一所大学——汕头大学。办学是个无底洞，李此举曾引来一些朋友的担忧，但李志气坚定，少年失学的痛，转化成他对汕大的浓郁情感。李说，虽然他没有大学学历，却能创造一所大学。“就算汕头大学一夕之间被摧毁，我也会把它重建起来！”
而今，这片昔日的农田上，已经培养出了大批硕士和博士，一些人已经进入社会工作，采访中谈及这一话题，李嘉诚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李逢人便称，基金会是他的“第三个儿子”，然而，外界同样很少知道的是，这一称呼得来同样不易。
据李嘉诚透露，2003年的某个夜晚，为基金会的未来，他再次彻夜难眠。因为他日渐体会到自己年事已高，但又不希望基金会停止运作，而基金会无止境地运作，就需要投入大笔大笔钱，他担心，这是否剥夺了原本该属于子孙的财富权利？
彼时，李嘉诚也被家族财产的传承所困扰。一端是自己的亲骨肉，一端是自己的梦想，到底该如何取舍？
突然，李领悟出一个道理：“我现在有两个儿子，如果我不是（有）两个儿子，而是三个儿子，我是不是也要给第三个儿子一份财产？”只要将基金会视为第三个儿子，财产分三分之一给基金会，就理所当然。
心念一转，豁然开朗。李嘉诚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个思想上的自我突破，让他开心了很多天。“那种安慰、愉快的感觉，实在用笔墨难以形容！”
事实上，李嘉诚做慈善，很多时候，也是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李曾开启了一个针对癌症病人的临终关怀项目，起因是，他去探望一个罹患肿瘤的富豪朋友， 这位朋友看到他非常高兴，双手拉着他要他坐在床边，后来朋友睡着了，拉着他的手也没有放开，“我心里想，这个朋友很富有，但因为肿瘤而痛楚不已。内地贫穷 的癌症病人没钱治疗，生活怎样过？于是立即想到开展宁养服务”。
李说，他不喜欢“临终关怀”这个词，所以改为了“宁养服务”。
李嘉诚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罗慧芳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对这个项目很上心，甚至还专门就市面上有哪些新药和他们进行过讨论。据她透露，宁养计划至今已经做了十多年，在内地以及香港已经有了42家宁养院。
对于另外一个支持儿童疝气手术的项目，罗慧芳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在一个下午四点多时给李嘉诚看了一组患病儿童的照片，李当即表示支持在那个省份开展这一项目。一个小时后，李又跟罗说，扩展到旁边两个省份吧。
在过去的几年中，李嘉诚一直在期待他的言行能够激起更广泛的响应，将慈善业从个人的道德完善，转变成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
2013年11月19日，在位于西安的大石头村，李嘉诚为其基金会下属的“展璞”计划二期揭牌，李跟省市领导以及村民座谈，几乎每个人发言时都要称赞一番李嘉诚的善举，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每一次，李都双手抱拳，站起来，然后弯腰，连声说，“谢谢”。
面对冗长的发言，李嘉诚坐在北方微凉的硬靠椅上，始终面带微笑。座谈进行到一半，有好心的工作人员拿进来一个坐垫，但被他拒绝了。
“展璞”这个致力于培训内地女村官的项目，此前已经在广东、广西等地取得了一些效果。人群中，从广西专程赶来的潘德英欣喜不已，这位来自桂林大寨村 的民选女村官，在李嘉诚基金会的资助下，于2010年到广西大学接受培训，回去后，就向当地妇联提出，能否给村里的妇女们培训一下妇科保健知识。“以前谈 起这，脸都红；上了课之后，觉得没什么，也想帮乡亲们一把。”而今，潘解释这些，没有丝毫忸怩。
潘德英自信，充满阳光，自认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她还从基金会中争取了2万的种子鼓励基金，拿回去修建村里的演艺楼。这个方案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获得了额外32万元的资助。而今，演艺楼已经开业，成为乡亲们的另一个创收去处。
李嘉诚接受南方周末专访 详谈撤资传闻、香港环境、政商关系
“我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中李嘉诚始终语气平缓。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幅小笺：“邀千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谈“撤资”：我一定不会“迁册”，长和系永远不会离开香港。不过规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保护股东的利益。
谈香港：香港拥有不少有竞争力的核心价值：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法治的原则。但如果管治失当，也可以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谈政治：政府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
谈楼市：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若地产业务继续艰难经营，高价投地而亏本，就是对不起股东。
这是一次没有第一个问题的采访——刚刚落座，没等南方周末记者发问，李嘉诚就直奔主题：“说长和系‘撤资’是一个大笑话。”
2013年11月22日下午两点半，香港黄金地段之巅，长江集团中心顶层70楼，雄踞华人首富宝座15年的李嘉诚在会议室接受专访，一开口就对南方周末2013年11月7日有关其“撤资”风波的专题报道作出了回应。
一墙之隔就是李嘉诚的办公室，横跨52个国家的李氏商业帝国的指挥中心，俯瞰着整个维多利亚港。已经85岁的李嘉诚只要在香港，至今每周一至周五均 在此办公，周六也上半天班。办公桌上，干净得没有一张纸，他说这是因为多年来习惯了“今日事今日毕”。桌头的水晶相框中，是一幅他自己写的小笺：求百事之 荣，不如免一事之辱；邀千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李嘉诚的平静让人印象深刻。除了开场和另一个瞬间，其余时间里他都语速平缓，声调平和，即使被直接问到对于死亡的看法。这个从二战的战乱中走过来的85岁老人，多次反复表达他对国家与民族的感情。他说他不是一个完人，但“从过去到现在，问心无愧”。
南方周末记者记录整理了本次面谈和随后补充的书面采访。
现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经济更开放
李嘉诚：说长和系“撤资”是一个大笑话。
我告诉大家，以2013年为例，长和系总毛收入约为4300亿港元，投资海外（新西 兰和荷兰）基建项目则是130亿港元（17亿美元），实际动用的资金只有80亿港元（10亿美元），仅占长和系总毛收入不足2%；同时，我们2013年在 香港的货柜码头项目也投资了40亿港元，这样怎能说是“撤资”？真是天方夜谭的笑话。
“撤资”这个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成立的。
我们在世界52个国家都有投资和营运，包括地产在内，集团曾经在不同国家出售业务，有的赚了超过1000亿港元，赚数百亿元的也有不少，别人一句批评都没有。
以在新加坡投资为例：这二三十年来，我们与当地政府关系非常融洽，而出售物业总值以百亿元计。过去两年多因地价上涨，在当地买不到合适的土地，现时只余不足1%的住宅单位尚未出售，也没持有任何收租物业，却从未被新加坡方面批评我们“撤资”。
有时在某国家出售业务后，有新机会时又再重新加大投资，当地亦视为平常事，绝无引起任何传言。企业按照法律经营，赚得盈利后再投资其他任何地区。或因经营不善亏损、业务回报低或前景欠佳而退出，均属纯商业决定。
在香港，如价钱合理，会继续买。也可能会卖掉外国一些资产，或将资产上市，并不稀奇。高卖低买本来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我经营国际性业务超过30年，今次是第一次听到来自香港所谓的“撤资”评论，在全球其他地方前所未有，然后又传到内地去了。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撤资”这两个字是用来打击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种说法，不合时宜，对政府和营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南方周末：但是最近你的确在连续出售内地和香港的一些物业和资产，这是作何考虑？
李嘉诚：用出售物业和资产作为“撤资”的例子，是可笑的。
地产是我们核心业务之一，但集团收租物业所占比例不高，在香港的最佳地段如中区，用 作长期收租的写字楼物业总面积约有380万平方英尺（约为四十余万平方米——编者注），总市值不少于1300亿港元，包括自用或曾用作总部的华人行、长江 集团中心、和记大厦、中环中心和其他重要地段的商场等；内地方面，位于最佳地段的收租物业包括上海、北京如东方广场等亦约有500万平方英尺（约55万平 方米——编者注），总市值至少400亿港元，内地香港两地收租物业市值共1700亿港元，此外集团和我私人持有的全部海外收租物业市值只是内地香港两地的 千分之五。
然而，与其他大型地产发展商相比，我们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所持的收租物业规模都属较 小，其他全属于大型住宅发展项目，建成后90%以上会出售，余下商业部分如商场即使留作收租用途，也会在将来时机成熟时出售。酒店及服务式住宅则属长期经 营项目，但中间亦会出售。一切地产买卖都是正常商业行为。
没有“撤资”的事，日后出售业务也都跟“撤资”没有关系。如果我真要“撤资”，那么 最容易的就是“迁册”（香港人将公司迁移注册地称为“迁册”——编者注）。我一定不会“迁册”，长和系永远不会离开香港。不过规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主要 看情况而定，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保护股东的利益。
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常常要带高度警觉思维，灵活调整是很正常和重要的运作。否则，如果你是投资者，也不会投资一家对股东不负责的公司吧。
南方周末：如果股东利益和国家的情况出现分歧呢？
李嘉诚：不会有什么分歧。现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经济更开放，我这么爱自己的国家，一定会留意经济怎样改革，农民生活因土地变成资产而改善，还有国企盈利上缴30%以改善人民生活，这些绝对是好事。国家鼓励企业到外地投资，我在外国投资方面算是走前一点，可以说成功吧！
2013年11月19日，李嘉诚来到西安大石头村参加基金会一个培养“女村官”项目的活动，被村民们团团围住。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
南方周末：你目前出售的资产多为地产，你怎么看香港和内地楼市？
李嘉诚：内地房地产过去持续上涨，往往以高于市值的价格也无法投得土地。内地政府部门都说要对房地产进行打击，价格太高。不听他们的话，还可以听谁的话？现在价格的确涨得太高，一般老百姓买不到，投资地产的公司也有危险。
过去两三年我们买入的项目较少。香港地价高，已看到不健康的趋势……内地的地价也飞涨，我们也无法成功投得土地。若地产业务继续艰难地经营，高价投地而亏本，就是对不起股东。
我们是一家小心经营的公司，长实今天的负债比例是4%，和黄是21%，还有在加拿大 的Husky，负债比例只有12%，以这么大规模的公司而言，属于低的比例。这是我做生意的原则，对于债务和贷款问题，非常小心处理，如履薄冰。我从 1950年开始做生意，到今天已经六十多年，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也一路走过来。
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就是最后那分钱，要很小心。
南方周末：关于包括李家在内的几大富豪家族，香港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地产霸权”，你认为是吗？
李嘉诚：“地产霸权”实在是一个笑话。
我们是国际综合企业，地产只是其中一类业务，别人借地产攻击我们，但我们买（土地）少了，大家高兴才对！
大家都知道香港地产市场一直由政府政策主导，不论从土地供应到投地条件的设计、房地产税务政策等等，并非地产商决定，因此“地产霸权”并非属于地产商。
希望跟别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南方周末：以前你在香港一直备受尊敬，被誉为“超人”，但现在被抨击为魔鬼、万恶的资本家，说你垄断了香港经济。在你看来，香港人对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李嘉诚：树大招风是盛名的代价。
贫富悬殊是世界大趋势，普罗大众面对的环境越来越艰难。以现今很多已发展或发展中国家城市同样面对的贫富悬殊情况来看，在一个地方投资所占比重越大，被抨击的机会便越高。
我们因为在香港投资较大，引来抨击。
二三十年前我已预见香港这个情况，不是我聪明，而是香港只有700万人口，我做这么 多生意……有一次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我会否“撤资”，问我为什么不多在香港投资经营零售事业，我说，以零售业来说，集团在香港零售店铺有682间，全球 共有12000间，就算在香港只增加10%店铺，香港可以容纳吗？
香港市场已无法容纳更多，因此，集团多年来已尽量控制。30年前，集团的香港员工有三万多，外国的则只有一半；现在全球二十六万多名员工，香港仍维持三万多，相差7倍。
1979年我收购和记黄埔之前，它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是零投资。因为知道这个情况（香港市场有限），我不断到外国投资，今天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如果集中在香港投资，根本是蠢事！
和黄的香港业务占全球投资比例约15%，长实在香港的投资占全球的约三分之一，如果地产做得少一点，比例会更小。
其实集团在外国赚取的盈利亦会惠及香港股东，在时机适合之下将某些资产上市或出售，所得利润将令股东受惠。
南方周末：你说普罗大众的日子越来越难，以前你也曾经说过企业家最大的挑战是帮助建立社会。企业家要如何帮助社会？
李嘉诚：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贫富分化），并非香港独有，内地也有。与10年前相比，欧美大众今日的收入和购买能力，原则上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企业家的挑战是帮助建立社会，这需要国家和人民一起尽心尽力地去做。
我认为提供免费午餐难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唯有为年青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提高普罗大众的就业条件和机会，脱离跨代贫穷。多年来我不止一次表示不介意政府合理地增加商业税，以支持长远的发展。
南方周末：我们在此前的采访报道中曾说到，香港社会近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仇富情绪增加等等。你怎么看待香港的未来？香港要如何面对这些变化？
李嘉诚：香港有其弱势：缺乏天然资源，90%以上的工业北移内地，贫富悬殊情况更难改变。
如果政府没有前瞻政策，以为解决现在就是解决未来，这是非常狭窄的想法。
政府需要考虑如何投资未来，如果不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贫富悬殊与社会情绪恶化只会持续下去。
福利化社会是否适用香港？关键是我们要有选择，要大家扶贫，也要自愿，只能引导。我 相信，香港人一向热心于慈善，乐意助人，对我来说，帮助低收入人士是义不容辞的事，但如果政府政策错误，不能解决社会缺乏上进机会的问题，只向有能力的人 开刀，这是错误的。香港人都想创富，政府的角色应该要令人人有创富的机会，而不是等待“打救”。
这就要维持良好的法治制度，政府不能选择性地行使权力。
香港拥有不少有竞争力的核心价值：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法治和原则。这些“社会操作系统”来之不易，需要时间孕育，但如果管治失当，也可以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南方周末：你是否会离开香港？
李嘉诚：我深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家在香港。对我来说，长和系的基地在香港，我绝不会迁册。
作为负责任的国际企业主持人，经营业务不能铤而走险，一切必须以股东利益为大前提。我每天都会检讨集团的投资和营运策略，生意规模大小会随着业务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而作出决定。
香港很难再扩展，原本曾想出售百佳，后来因价格不理想及发现有更好的构思，所以叫停。
在香港坚持不迁册，但希望跟别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李嘉诚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台布隆伯格终端机，实时显示自己公司的股价。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未当官
南方周末：坊间有传言，你与现届政府关系不佳，这对你做出商业决策是否有影响？
李嘉诚：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息息相关。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
我与香港或各国政府的关系都是建基于此的，不会因个别领导人或官员的变动而受影响，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
不过，我观察到一个不健康现况在扩散中：“为官难，为民亦不易”，这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都是双损局面。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未当官，因为为官者要面对如何平衡和解决不同权益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演变成更大的问题。
南方周末：在过往六十多年经营中，你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与政治打交道时你的原则是什么？
李嘉诚：我不是聪明的人。
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担忧也没用。
我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是难以处理的。
我希望政治和经济好，让人民富国家强。我曾经说过，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我的基金会不停地做公益事业。
我并非万能，无法预测政治变化，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做出对股东有利的事。
南方周末：你近年的投资，为什么多选择在欧美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李嘉诚：一定选择有公平法律的国家，我们在一些国家经营三十多年，政府并没有因为我是外国投资者而出现不公平的对待。
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财富的增加到了一个程度，便不会带来更多安全感。但如果财富继续增加，是否带来不安全感？
李嘉诚：不会。
南方周末：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吗？
李嘉诚：不是。
我的最艰难时候是十三四岁。12岁时，日本侵华，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后来日本 入侵香港，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我与父亲留在香港。日本统治香港期间，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13岁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不够一年，他去世。照顾父亲这 段时间我因为喜欢看书，发现自己也有肺病，病情接近危险阶段，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身为大儿子，为了母亲和弟妹，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也 不停抢学问，到旧书摊买旧书看，其中包括老师使用的教科书，跟谋生有关的书。三年零八个月的岁月，知识比得上一个中学毕业生，这段日子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病 看过一次医生。
即使是最艰难的日子，我也是充满信心。
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
南方周末：财富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曾经表达过对内心的高贵的向往。
李嘉诚：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寐，内心萦绕着很多问题。思潮起伏，结果直至凌晨，直到一个答案涌上心头，令我豁然开朗：我顿悟了把基金会视作我第三个儿子的道理，这样我会全心全意爱护他，给他分配财产，使他获得所需资源落实一切公益项目，把我的心愿永远延续下去。
在财富要代代相传的传统观念中，将基金会视为自己的孩子，可以鼓励传承，期望这种想法能在中国人社会扩大和延续。
基金会并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资金的大部分是基金会现有已投资项目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来自我个人从香港和外国投资所获收入、缴完税后再注入的。我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绝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也就是说他们都不能从中获得收入。
基金会已拥有我三分之一的资产，至今我已捐出145亿港元，如有良好的项目，将不断地继续支持，希望能对我们民族有贡献。2013年，基金会在内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诺之数目达40亿港元，是历来最高的一年。
虽然我在全球不少国家经营业务，大部分收入都从外国赚取而来，每一分毫都是税后才注入（基金会）的。但我规定基金会80%以上的捐款用于大中华地区，不超过20%的用在海外。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
南方周末：对于基金会，你不仅出钱，还出力，这是为什么？
李嘉诚：我对赚钱的重视程度不及捐钱。
身为中国人，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誓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我视教育、医疗和公益慈善是终生不渝的事业。基金会主要做两大范畴：教育、医疗。在内地，我们有很多个项目在不同地方做了十多年，现在仍继续做，我们守信重诺，承诺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
除了捐钱，也亲力亲为，投入不少时间心血，使得来之不易的金钱用得其所，令项目受助人受惠最大，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喜欢简单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个人力量，协助社会进步。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是一种福分，从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
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也以捐建汕头大学为例，成立至今三十多年来，我坦然面对任何困难甚至是忍受屈辱，对汕大也不离不弃。
南方周末：你是重视声誉的人，做慈善是否求名声？
李嘉诚：我不理别人怎么说，我的决心就是继续做下去。
投入公益慈善事业是我终生职志，绝不求名利。在汕大，即使基建、设备90%款项由我支付，任何一个角落也找不到“李嘉诚”三个字，我捐建汕大只想做出成绩。
很久以前捐款支持潮州两所大型医院，市政府领导曾游说写上我的名字，我不肯。他们于是建议写上我父亲名字，我也不肯，我回答说：先人如果有知，父亲一定认同我的做法；如果并不知道，那么写也没有意义。而且我更说笑，如果真的写上父亲的名字，将来拆掉更不好。
85岁，就不能爱科技吗？
南方周末：你投资了包括Facebook在内的许多高科技企业。你已经85岁了，怎么投资高科技？
李嘉诚：85岁，就不能爱科技吗？我对新科技深感兴趣，令我的心境年轻化。
18世纪工业革命由英国开始；21世纪则是科技革命，不少行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水利、能源、医疗、生命科技、电讯、互联网等等均有突破性的发展，投资机会数之不尽，应接不暇。
我喜欢新科技，私人参与投资的科技公司有60家，也越来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有一项关于农业的项目，一样的土壤、一样的水源，不改农作物的基因，可以增加三分之一的产量，若这不是新科技，那是什么？现在已证明这项新科技是成功的，并在国内进行试验。
我非常喜欢看书，追求最新的科技知识。我非常留意与自己从事行业有关的新信息和发展转变，无论做什么生意，你一定要喜欢它和爱它，这样才有进步。
南方周末：但是高科技有时也会对现实经济世界中的人带来伤害。在你心里，如何平衡新科技带来的伤害？
李嘉诚：对，新科技机器或仪器可替代工人，速度快，生产力增加。和黄在鹿特丹港的自动化率是90%，在西班牙是60%，在香港是20﹪。
如果通过教育提升工人的知识，他便能操控这些仪器，科技加速，就是另一革命的开始。
早前我应广东省粤东侨博会的邀请，以潮州话录制了一段话，其中提到：科技主导未来， 大家都知道，智能机械化的速度将超乎我们的想象，滥竽充数不再，“老牛挤奶”的时代不再，捍卫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投资教育和推动教育改革，让我们的下一 代永远永远告别落后、参与未来，是有能力者共同的任务。实在是我真挚、充满感情的话。
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可能考虑参政
南方周末：你这一生经历很多，到现在还在勤奋工作，是什么支撑你的一生？
李嘉诚：我12岁因战乱来到香港，一直好好地做自己应做的事。假如我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便无法活到现在。
南方周末：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
李嘉诚：走正路，有理想，作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作出贡献。有理想地做生意，有理想地做自己
南方周末：你内心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嘉诚：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可以站得牢，挺得腰。
有人问我这么忙碌，为什么仍然那么精神？除了运动，我内心安稳，精神没有困扰，自己没有特别的要求，做对人类和民族好的事，便感到开心。
南方周末：有没有退休计划？
李嘉诚：没有。
世界波动很大……但我已做好退休准备，大儿子Victor随时可以接棒，很多同事跟随我工作很多年，我没有担心。
南方周末：你如何评判自己对香港的贡献？
李嘉诚：不要问这些问题，我仍然很活跃，对未来充满期盼。
南方周末：85岁回首过去，你觉得自己做得好与不好的地方有哪些？如果从头开始，会有哪些变化？
李嘉诚：我一生勤奋，不停地抢学问，面对不开心的事仍然保持愉快心境，因而此生无憾，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拥有的资产一分一毫均从正途而来；即使有容易赚钱的机会，但对有些行业也坚决不参与。遗憾的事是不早点成立基金会。
我自问无论如何努力，仍发现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可能会考虑选择参政（笑）。
我只是尽量用知识和感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南方周末：你在内地开展对癌症病人提供临终关怀项目，你怎么看待生命的终结？
李嘉诚：内地喜欢做这类服务的人并不多（因为病人会去世），反而其他如儿童项目较多人喜欢做，因为回报高。
一个非常冷的冬天，一个朋友患肿瘤，进了私家医院，我探望他，他看见我非常高兴，双 手拉着我的双手，要我坐在床边；朋友后来睡着，拉着我的双手也没有放开。我心里想，这个朋友很富有，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但因肿瘤而痛楚不已。内地贫穷的 癌症病人没钱接受治疗，生活怎样过？于是立即想到开展宁养服务，我不喜欢“临终关怀”，改为“宁养服务”。
汕头大学医学院设立第一家宁养院。我告诉所有宁养院的负责人，现在使用的药可帮助病 人减少80%的痛楚，假如新药可帮助病人减少90%痛楚，即使价格贵一倍，他们也不用问我，立即转用新药。能够帮助贫困病人减轻痛楚，实在是有意义的事。 宁养计划已做了十多年，在内地及香港至今已有42所宁养院。日后若国家愿意做这类的事，我可以停下来；否则，虽然没有回报，我还是会继续支持这类服务。
我常常鼓励宁养服务的医护人员，我说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有地狱，如果有，癌病病人的痛楚程度是最高的，有人甚至撞木头来转移痛苦，很凄凉。汕大医学院作为第一家宁养院，全国宁养服务的全部费用由我支持，每年的资助金额会增加，两三年内，每年捐款要增至1亿元。
南方周末：你害怕死亡吗？
李嘉诚：我不惧怕死亡。假如我是一盏灯，能够照着一条路，还有留下有生命的基金会，只有政治可以破坏它，因为不是我所能控制，不然没有人可以破坏这个基金会，我的儿孙及董事不能从基金会得到任何利益。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你今天一直都非常平静，据说平常你也是这样。你会因为什么而激动、伤心、生气、兴奋吗？
李嘉诚：我一直都很冷静。如果认识儒、释、道的精粹，便会明白人生很短，不应浪费时间去理会这些事情，应从正途去做对的事，例如基金会的工作每天都在进步中，每天都有成果，像在荒芜之地，种下大树，让后人有收获，这是很高兴的事。
我一生希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国民，拥有有价值的人生。
南方周末：百年之后，你希望后人如何评价？
李嘉诚：不会想这些事情，更加不会自我评价。
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是问心无愧。世界没有完人，我只是尽量用知识和感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如果真的要写墓志铭，我会选择一直支持我每天充满斗志的两句话：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李嘉诚“撤资”的十个理由
李嘉诚到底为何做出现在的选择，坊间评论和猜测之声不一，有商业、政治、社会变化等多重维度。南方周末记者从公开资料和采访中，梳理出以下几种：
理由1：抛售不那么赚钱的业务
从和黄财报中可知，零售业务近年来赚钱能力明显不如能源等新的业务。比如，2012年百佳超市毛利率不到3%。
理由2：资产重组，优化布局
李超人以财技高超著称，低买高卖是拿手好戏。经过危机洗礼后的欧洲，资产价格正处于低位。
英国为什么成为重中之重？因为相比其他国家，李嘉诚对英联邦国家更熟悉——香港以前就是英国的殖民地，文化、法律等都和英国比较类似，在港英政府时期，李嘉诚就积累了诸多人脉，很早就在英国有了业务。同时，英国也是法律比较完善的市场化国家，投资有保障。
理由3：忧虑香港和内地楼市前景
港府出台的楼市“辣招”，使香港楼市坠入冰峰时刻。香港不仅要面对全球经济放缓的压力，还要面对内地的竞争压力，发展前景堪忧。
与此同时，内地楼市也处于高风险之中。提前离场，以应对可能的危机。
理由4：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发展之需
大鱼必须在大海里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对李氏帝国来说，只有6000多平方公里和70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香港，早已不能满足其扩张之需。立足香港，走向全球，是必然之选。
理由5：用脚投票， 离开正变得更仇富的香港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香港社会仇商仇富情绪上升，而李嘉诚处于争论靶心。
2013年3月，李嘉诚旗下的货柜码头发生大罢工，工人都将矛头指向了他，视其为奸商、吸血鬼、万恶的资本家。这很可能给李嘉诚造成很大心理打击。
理由6：投资环境恶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在《证券时报》发表《李嘉诚撤离昭示中国市场环境恶化》一文称，最能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就是“企业家指数”，即 一个国家的企业家在资源整合方面作出的选择。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在某个市场投资，那么，说明这个市场经营环境相对较好；反过来，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 家抛弃某个市场，那么，说明这个市场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
理由7：为自己留一个好名声
李嘉诚今年已经85岁了，处于这个年龄段，他不得不考虑后人对自己的评价。将一些容易引发社会尖锐矛盾的业务出售，以为自己留一个好名声。
理由8：与梁振英政府不和
2012年特首选举，李嘉诚一开始支持的，就是梁振英的对手唐英年。在香港，许多评论认为李家与现届政府“不咬弦”（不和）。
理由9：人脉难以传承
家产易分，人脉难承。李嘉诚虽然已将商业帝国传给了儿子，但其在香港和内地的政商人脉和资源却不易传承。选择去一个法律完善，规则相对清晰，相对不那么需要依赖关系和人脉的地方投资，更有利于家族基业长青。
理由10：接班者李泽钜的选择
李嘉诚2012年明确了自己两个儿子的财产分配计划后，大儿子李泽钜作为长和系的实际掌控者，已经开始从低调的幕后走向幕前。这一系列的动作，可能出自李泽钜，而不是李嘉诚。
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多个学位的李泽钜，在投资上极具国际视野。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位接班人最主要的战场，大多在欧洲，接班之后，进一步加大开拓这一市场，也在情理之中。
香港再不是“李家城”
李嘉诚，从“超人”到“万恶的资本家”
李嘉诚曾是一代“香港梦”的代表，但现在却备受质疑。图为他的蜡像。 （CFP/图）
李嘉诚们与香港，曾经互相成就，现在却开始彼此折磨。更糟糕的是，就在这个多年被称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地方，这种折磨，还看不到尽头。
华人首富的一举一动，万众瞩目。更何况，最近一两个月来，85岁的李嘉诚罕见地动作频频，不仅事涉数百亿资产跨洋变动，而且关系到是否要撤离其发家与繁荣之地：香港。
1940年从广东潮州逃难到香港的李嘉诚，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旗下公司市值约1万亿港元的商业王国。爱他的人，视其为“超人”；而讨厌他的人，则将他称为“奸商”、“吸血鬼”、“万恶的资本家”。
他曾经坚称“爱国、爱港，永不迁册”（香港人将公司迁移注册地简称为“迁册”），但2013年7月底，李旗下和记黄埔发布公告出售百佳超市——百佳陪伴了香港人40年，是他们最为熟悉的超市。不过，10月18日，和黄再次公告暂停出售。
10月9日，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已将香港嘉湖银座商场，以58.5亿港元的总价整体出售；国庆长假前，李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电能实业宣布，拆售 旗下的香港电灯有限公司；在内地，他以60亿元人民币的底价叫卖其在上海陆家嘴开发的首个写字楼项目“东方汇经OFC”，同时宣布抛售位于广州的西城都荟 广场。
故事的另一面，则是李家在欧洲的频频收购：
从2000年至今，李家父子布局“购买英国”——他们已经或者即将控制英国天然气近三成的市场，约四分之一的电力分销市场，以及约5%的供水市场。此外，港口、机场与金融市场业务也在李氏收购范围之内。
在欧洲大陆上，李嘉诚还分别以13亿欧元和97亿港元的巨额出资，拿下了奥地利3G通讯业务，以及荷兰最大废物转化能源公司AVR35%的股权。据 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以来，长和系总共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外完成了11笔收购，涉及金额约1868亿港元。这其中，欧洲地区占比高达96.75%。
根据李家旗下主要平台和记黄埔2010年中报，公司息税前利润中来自香港的部分占到了36%，总额高达65.5亿港元；到2013年中报，香港资产贡献的利润却只占其中的17%，总额下降到49.8亿元。
一买一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180度转弯
作为一代“香港梦”的代表，李嘉诚曾是万人敬仰的偶像。
李嘉诚12岁跟随父亲逃避战乱，来到香港。此后，他打过工，跑过堂，靠塑胶花生意发家，打造了一个市值约1万亿港元、分支机构遍布53个国家、关联公司超过90家、拥有逾23万雇员的巨型商业王国。
“那个年代，香港是来者不拒——李嘉诚、包玉刚等，就是在这时候来的香港。”中原地产创始人施永青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施祖籍宁波，3岁时来到香港，现在是地产界领袖之一。二战后的这些新移民，支撑起了香港经济的腾飞。
这一代企业家与香港之间，互相成就了彼此。也正因如此，他们与香港之间的感情异常深厚。
就在2012年8月的中期业绩会上，李嘉诚还表白说：“我对这片土地有特别的感情，自己身为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我绝对不会从香港撤资，我说话很少那么坚定。”
但仅仅一年之后，李就开始售卖香港资产。是什么原因，使他出现了180度的大拐弯？
2013年初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罢工事件，被普遍认为是一根导火索。据港媒报道，3月28日，一批葵涌货柜码头外判商工人（非正式工人），不满工资15年来有减无增，发起罢工，前后历时40天，成为香港二战后最长的一次工人运动。
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私营货柜码头，隶属和记黄埔港口集团，码头工人大多受雇于外判商——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嘉诚并不是工人们的直接雇佣方，也非谈判对 象。然而，工人们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他。他们在位于中环的长实总部门前拉起横幅：“全球华人首富，剥削工人致富”；“养起李，养不起家”。并将李嘉诚的大 头像画成青面獠牙的“吸血鬼”模样，五一劳动节时，甚至在门前举行为李嘉诚“招魂”的仪式。
不仅如此，罢工工人们还前往李嘉诚位于深水湾的私人住所示威。并且发起“罢买行动”，在李嘉诚旗下商铺“屈臣氏”、“丰泽”、“百佳”等门前堵塞行人，呼吁市民罢买长和系的所有商品。更有学生志愿者越过保安人员，进入长江中心7楼举行董事会的会议室。
长江中心自此之后封闭底层通道，只剩一个狭窄的通道作为入口。这种情形，至今依然没变——2013年10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长实集团门前看到，每个门口都有两个保安把守，需要亮牌才能进出。
“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施永青说，他也经常参加各种游行示威，但大家都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表达诉求，而这一次，工人们似乎有些“过”了，“争取权益可以，但不能搞人身攻击”。
而李嘉诚的副手霍建宁更是对媒体直指，这是“‘文革’的搞法”。
外界很难知晓这一事件对李嘉诚的真正影响，只能看到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他一改20年来的习惯，罕见地缺席了2013年的中期业绩会。
过去，李嘉诚在集团发布中期业绩和全年业绩，以及周年股东会时，都会见传媒。《信报》的一位财经编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全港大事，其盛况甚至超过新特首就职。记者会召开前几天，媒体就需向集团的公关预约，凭预约获得媒体标志贴，才能有资格去电梯口排队。
往年发布会上，真正涉及长和系公司的问题其实凤毛麟角，大多数都是询问李嘉诚对香港各种事情的看法，比如楼价会不会涨，比如该不该修第三条机场跑道。这种感觉，就好像迷茫的人们求万能的神明指点明路。以至于港人都戏称，其一年三次的记者会就犹如一年三次的“港情咨文”。
然而，李嘉诚2013年却缺席了这一盛会。
直至9月17日，李嘉诚突然出现在一个传媒饭局上。据香港《明报》报道，该饭局原本是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邀约的传媒午宴，临近结束时临时加座，打着蓝色领带的李嘉诚现身，满脸笑容，和媒体聊了一个多小时，“无所不可问，无所不可谈”。
但在这次聊天中，在座媒体人却感受到，李超人对香港现状处处表现出悲观。
谈到香港当下正热的“占领中环”运动时，李嘉诚大摇其头，称这只会伤害香港经济，激化社会情绪，他以“好靓的玻璃”比喻香港，“看着好靓，但不小心打烂它也好容易”。
对于撤资传闻，他依然回应说不会迁册，不过，这次又加了半句：“但生意规模大小会随香港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而作出决定，股东的利益，我也要负起绝对的责任。”
据《明报》报道，不知是否出于有意，临走拍照时，李嘉诚还展示了一双黑色的笔，上面刻着：“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出自《管子·乘马》的这句话，前总理温家宝曾在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和农业界联组会上引用过。
2013年4月23日，香港码头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李嘉诚的画像被涂成魔鬼的模样。 （CFP/图）
“李家城”的焦虑
早在多年以前，李嘉诚就曾婉转表示：若是香港人真的不喜欢他在香港投资，他可以把资金投到别的地方。
尽管那次后他立即表示十分爱港，不会撤资，但在过往多年中，他曾经多次重新调整投资重心。但不管如何调整，香港始终是李家的重地。李嘉诚从塑胶花发家，随后涉足地产，并不断扩张到金融等各行各业。
如今，香港人的生活已经与李超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卖家电的丰泽电器属于他，药房屈臣氏属于他，把营业厅开在街头的“3”品牌运营商属于他，卖百 货的超市百佳属于他。如果住在香港岛和南丫岛，你用的电也属于他，房子也很可能是他开发的——多年来，香港一直流传着一组数字，说李家旗下公司开发了香港 1/7的住宅单位。
“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一名小学生曾在作文中如此戏称。2010年，一个叫庞一鸣的香港青年，决心要对抗一下这种局面，他租住破 旧的老房子，骑自行车出门，去街角士多店买东西。可是，最后他发现，总不能不用电灯和电话，甚至连常喝的屈臣氏矿泉水也属于李家。
如此高度垄断，渐渐引起香港人反感。
“我不喜欢他。”在位于中环的一个金店里，80后店员阿铿直言不讳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理由很简单，干什么都没得选，“你知道这种感觉多难受吗？”
在这种反感背后，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的变化。
在香港，一方面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各大家族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却是惊人的贫穷。2012年，香港反映贫富差距的实际基尼系数高达0.537，创 40年来新高。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中非共和国。很难想象，这个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内，还有10万人只能住在用铁丝网扎成的“笼屋”。
在一些香港人看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腾飞期已经远去了。那时大家差得不远，社会像一颗大橄榄。只要卖力工作，总能回报丰盛。而现在，随着工业北 上，政府对金融房产的大力扶植，底层人越来越像干巴巴的咸鱼，受畸高的房价倾轧——香港是零售商铺租金全球排名第二高的城市；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亚洲城市； 置业成本第四高的国际都市。
要命的是，港人不但在感受着香港社会内部的落差，还得接受外部落差。
2003年，香港与内地签署CEPA协议，放开“自由行”。此后，每年四倍于香港人口的内地游客便蜂拥而至。曾经，他们是香港人眼中的“阿灿”、表叔，但是现在，他们是出手阔绰的“土豪”，买LV和黄金，就如同买白菜。
2013年，号称要“复制一个香港”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挂牌，也让港人迫切感受到压力。过去的几周里，香港政商各界都在讨论这一话题。“上海的3年时间表，就是香港的deadline，还剩下3年时间去改善提升”，有业界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如此结论。
这让很多港人大受刺激。港陆落差、生存空间拥挤、公共服务滞后……最后被简化为对外来人群的敌意，比如排斥内地人、排斥菲律宾人。这在香港这个历史悠久的多元化社会中，极为罕见。
“别看香港这十年来经济好像一直在发展，其实是在倒退。”施永青说，“这种倒退，既有地位上，也有观念上的。”
焦虑和失落的情绪弥漫在港岛的每一个角落，港人试图寻找症结所在。
2010年，一本名为《地产霸权》的书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依据这本书的论述，现时的香港社会，基本被六大家族——长和系的李嘉诚家族、新鸿 基的郭氏家族、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家族、新世界的郑裕彤家族以及九龙仓的包氏和吴氏家族（现任主席为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和中电集团的嘉道理家族所操纵。在 香港经济起飞的时候，他们依靠自身的聪明和冒险精神，抓住机会垄断了香港的地产市场。
作者潘慧娴曾经担任新鸿基地产集团创办人郭得胜的私人助手长达八年，其后加入了另一个大发展商嘉里建设。其依托公开的经济数据和自己的切身经历，将 十几年来港人熟悉的大小事件串联在一起，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超级寡头垄断经济命脉的景象。香港民众似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地产霸权”四个字 成为了高频词汇，屡屡被民众引用。
而作为六大家族之首的李氏家族，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许多港人坚信，香港社会的“沦陷”，作为既得利益者，李嘉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氏力场”
垄断，成为火力最集中的一个靶子。
以超市为例，全球许多国际品牌如家乐福、沃尔玛，独独放弃香港，原因无他，香港市场早已被两家巨头——李嘉诚的百佳和香港置地旗下惠康超市所垄断。 据研究机构Euromonitor的资料，截至2012年，百佳和惠康共占本港超市73%市场份额，其中百佳市占率33.1%。
这两家连锁超市能成为龙头，天时地利便是与从事地产的母公司关系密切——这两家超市都开在“兄弟”公司物业中。
因此，这些连锁超市不但在空间上垄断黄金铺位，而且对新进入者设置门槛，就连实力不差的老手也很难斗得过那些超级财团。
反垄断，成为港人的普遍要求。但香港在这方面却动作迟缓，成为少数在这一问题上落后于国际惯例的经济体系。
早在1993年的殖民地时代，香港立法局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一公平竞争政策，但直至2008年，政府才终于发表竞争立法建议的咨询文件。直2012年6月，才通过《竞争条例》，这一进程，落后于许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也落后于内地。
不少香港人认为，这是因为随着卖地收入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原本应该中立的政府，变得分外倾向商界。而这些大财团，也依仗着自身财力，对公共政策的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持这种看法的港人并非没有依据，比如长期以来，政府不愿主动监管一手楼销售。直至今日，香港地产商在卖楼过程中仍只需进行“自我规管”。
另一个让香港底层民众大为不满的现象是，多家工会长期努力争取最低工资立法，但进展缓慢。最低工资的规定已在其他华人地区实行多年，中国内地也于 2003年底通过《最低工资规定》。但直至2010年11月，香港立法会才通过最低工资立法，确定香港的最低时薪为28港元，两年后，因民众不满才又调至 30港元。
而对于与最低工资配合的标准工时，港府也迟迟没有讨论。如此种种，让许多港人认为香港财团们绑架了政府，间接或者直接干预了不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政策的出台。
《地产霸权》一书中引述《南华早报》在2010年3月的一篇文章指出，六大地产商的董事，在政府各个法定咨询组织里担任总共54个职位，比1998年时的16个有大幅上升，也就是说，地产商在政府法定机构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一些丑闻，加剧了公众的猜疑。例如，前地政署署长梁展文曾参与政府和某大地产商补地价的谈判，退休后又加入该地产集团接受高薪厚职，因此数次被立法会传唤解释此事。虽然最终梁展文放弃了这份职务，但坊间的诸多怀疑并未消散。
事涉李嘉诚的一桩丑闻，则让民众对官商之间的利益纠葛充满疑虑。1999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就把如今称作数码港的一块珍贵地皮批给李泽楷的电讯盈科，当时承诺用这块地皮发展高科技产业，但最终它却变成了一片昂贵的海景豪宅。
“最近十多年来，香港社会对富豪的看法有很大变化。十几年前坐出租车和司机讲起李嘉诚，十个有九个会竖起大拇指，称他做‘李超人’；今天要是坐出租 车和司机讨论‘诚哥’近日的事迹，我保证十个里头有十个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骂‘官商勾结’，甚至叫他为‘奸商’。”在《地产霸权》一书的导读中，梁 文道如此写道。
在香港，甚至流传着一个“李氏力场”的恶搞说法——香港市民虚构说，李嘉诚设立能阻挡热带气旋吹袭香港的力场，保护香港不受台风正面吹袭，即使有台风袭港，都只会在周末或朝九晚五以外时段出现。
因为按照港府有关规定，如果天文台挂出8号风球，所有打工仔是不用上班的，但如果取下，则要在两小时内到公司报到。可是，自2004年以来，市民发现，许多台风袭港，都“过门而不入”，或者挂的风球并不相称。
天文台隶属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因此一些港人认为其偏重商界，罔顾香港市民安全。他们遂将怒火发在全港最大的老板李嘉诚身上，因而得出此恶搞名称。 甚至有网民制作出Flash游戏——只要开启“李氏力场”，便能弹走台风，以防止恒生指数下跌。无线电视剧集《冲上云霄II》中，张智霖饰演的飞机师有一 句台词广为流传，调侃的正是“李氏力场”——“你不知道香港有堵墙保护吗？”
百佳超市已经陪伴了香港人四十多年，是他们极为熟悉的所在。要被李嘉诚出售的消息传出后，港人议论纷纷。不过，现在已经暂停出售。 （CFP/图）
政府正在越来越强势
不过，2012年后，这堵保护墙似乎开始失灵。
这一年3月，依照基本法，香港换届，梁振英当选。
而李嘉诚支持的却是梁的对手、同为建制派（爱国爱党）的唐英年。特首选举期间，李嘉诚公开表示，不熟悉梁振英，“就像做生意一样，不会支持不熟悉的人”。选举当日，即便明知梁振英已胜算在握，李仍然将票投向了唐英年。
一位熟悉当地政治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唐英年是标准的世家子弟，而梁振英则算是平民出身，其父是一名警员。两人迥异的背景，使得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完全不同。
梁当选后，在2012年5月的长和系股东大会后会见传媒时，李嘉诚指梁振英最重要是思考如何服务港人，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捍卫核心价值；他强调， 核心价值包括法治和自由，一定要遵守基本法。对于土地政策，李嘉诚称，如果推倒楼价，并不符合港人利益，认为土地政策要得体、有心，顾及整体港人愿望。
然而，话音刚落，2013年2月，梁振英便推出了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楼市调控政策：非港人购入工商和住宅物业，需要缴纳15%的额外印花税和双倍印花税。港媒将此称为“双辣招”。
梁振英数十年的好友，在香港特首选举中倾力支持他的香港恒隆地产主席陈启宗，在一个研讨会上扬言，梁振英上台后，香港将会变得更平等，而大地产商今后再不能吃“大茶饭”了（香港人形容一本万利的大生意叫做“大茶饭”）。
陈启宗的恒隆地产，在香港地产界排名前三，但却是同业中的异类，至今已经连续10年没有在香港买地开发，而是隔一段时间便看市场走势，小批出售此前开发的豪宅。
陈的言论，一度在香港引发轩然大波。梁振英的楼市辣招，被认为是向香港地产业界富豪开刀，因为香港几大富豪都是靠地产起家。
辣招出台后，香港楼市进入冰封状态。施永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半年内，中原地产在港的住宅市场交易量跌了将近一半，而他旗下的另一个地产中介公司，利嘉阁，则陷入了亏损边缘。
李嘉诚同样成为受害者，2013年2月，为规避买家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长实将位于葵涌的雍澄轩酒店房间分拆出售，引来港府调查，最终已经售罄的项目被迫取消，长实为此损失惨重，不但要退还投资者资金，还要支付利息，并赔偿每个买家律师费等共1万港元。
然而，梁振英的举措还不止于楼市，在其他领域也频繁出手，比如关闭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大门、发布限购奶粉令，以及仿效内地的住房限购令，实行“港人港地”——届时兴建的住宅首次出售及其后30年的转售对象，都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政府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势。”施永青说。
香港曾连续18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将其誉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但在200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却在《华尔街 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香港模式的夭折》。事情的缘起，是时任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香港政府将不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这一 政策由曾在仕途上的第一个贵人、香港前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提出，曾被写入香港中学教科书。
但在高楼价、高失业率、贫富差别加大的香港社会，不少港人认为，当香港逐渐为大地产商的跨行业垄断付出沉重代价时，港府却以此逃避责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全面改革”口号的梁振英当选。而他上台后，也正在力图改变这一状况。
2012年10月，梁振英出席立法会首次大会时就曾公开表示，市场不是万能的，失效例子很多，“本港过去积极不干预政策含糊不清，亦有矛盾的概念，大市场小政府不能满足需求”。
从重商到仇商
“这很危险。”施永青说。这是香港当前的另一派批评之声，认为港府是在迎合近两年来持续发酵的民粹情绪。
李嘉诚的举动，正是发生在香港变化的背景之中。
“我很理解李嘉诚为什么要这么做。”施永青说。他自称与李嘉诚并无交情，但作为同是商场中人，他很理解。
据港媒报道，施永青从2012年开始，就抛售了至少7项物业，套现逾5亿港元。和李嘉诚一样，他对香港楼市并不看好。在专栏文章中，他甚至预言，2013年下半年香港楼市将会跌去两成。
10月15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施再次强调这一观点，他说，如果不是太太劝说，他可能还会抛售更多物业。
对香港的未来，这位地产界的风云人物疑虑重重。“现时香港每天都在吵架，什么问题，都开始泛政治化。”施永青说，香港现在有一股左翼思潮，只强调劳动的功能，否定投资的作用，甚至将投资邪恶化，“商人投入资金建设社会仿佛还要做罪人”。
他慨叹香港已从“重商”转变为“仇商”，“我们的意见领袖，简单地把社会问题用阶级矛盾的方式去解决，把矛头引向社会的富裕阶层，这是个非常坏的苗头。”
在香港，现在已经有舆论提出向富人征收累进税。在更早之前，多个社会团体甚至呼吁港府专门设立一个“李嘉诚税”。
坊间传言，李嘉诚对自己的形象在工潮中被丑化感到非常痛心。施永青认为，此言非虚，“人终归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像李嘉诚那么在乎名誉的人”。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宏泰对此也颇为赞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嘉诚作为华人首富，金钱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赢了很多钱，却输了尊敬，一定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在他看来，李嘉诚不可能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和评价，“我相信，晚上宁静下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想一想这个问题——毕竟，他已经85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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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发家史
李嘉诚出生于潮州的书香世家。1940年，他12岁，跟随父母离开被日军占领的潮州，投奔在香港的舅舅。三年之后，父亲去世，李嘉诚辍学打工，后来在一家生产塑胶裤带的工厂做到业务经理。
1950年，22岁的他决定自立门户，在港岛东北角的筲箕湾租下一间破旧的厂房和几台欧美厂商淘汰下来的旧机器，挂上“长江塑胶厂”的木牌。
长江塑胶厂主要生产塑胶玩具和塑胶日用品，大部分按照代理经销商的订单设计改型。这样的工厂，在香港彼时已有三百多家。
做了七年后，他渴望有所突破。一日深夜，他从杂志上得知意大利一家公司开发出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意识到商机的李嘉诚马上飞去意大利考察，回港率先推出这一产品，由此成为香港的“塑胶花大王”。
次年，李嘉诚涉足地产，此后便一发不可收，不断扩展。1970年代，他从汇丰银行手中买下英资第二大洋行和记黄埔，成为第一个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1986年，他首次登上香港首席财阀宝座，两年后，又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华人首富，并且一当就是六年。
到现在，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李嘉诚打造了一个市值约1万亿港元的巨型商业王国。
（南方周末记者陈新焱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