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是孔老夫子的教诲。对此，我第一次有具体的概念是文革后期，在家里。一次父亲见我看雨果的《悲惨世界》，对我说：我在看和你一样的书。其实，他读的是英文版。我问他：你过去没看过这本书吗？他说：上一次看是高中时代，那时候太年轻，现在经历阅历广了，再看这样的书，对里面的人生哲理有了不少新的体会。但是那会儿外国小说还是禁书，想温习旧学要费一点周折。幸亏我父母是外语系教师，于是他们以“教学参考书”的名义，从图书馆借出来半公开地看。
我姐姐也读了不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美文学名著，第一次读这些书是她的知识青年时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等在年轻人中间秘密传阅。到美国之后，不仅可以公开地看，而且很容易借到英文版了，不料，她重读了几部之后有点失望地跟我说：印象中，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书里有不少精彩的文字，现在看的英文本那些好句子怎么少了好多似的？我们讨论了一番的结论是：二十几年下来，她的学问长了，与那些作家的距离缩短了。
类似的体会我自己也有。比如第一次读《管锥编》，大概是1982年或者1983年，书是慕名买的，拿回家一看，简直不知所云。书的体例很少见，每则长则两、三页，短的一、两行，钱锺书先生写的是文言文，与他大量引用的“古人云”联成一气，书里用得最多的是引号，引号套着引号，文言连着文言，还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夹杂其间，钱老先生的译文也是文言。这书是钱先生读经、史、子、集的笔记，所论有考据、 有训诂、有批评、有阐述，如此体大思精、举世无匹的巨著，不学如我当然看不下去，只得束之高阁，却一直耿耿于心。时光荏苒，大概是1993年的时候，我有了一份上班可以看闲书的工作，一日，我又乍着胆子打开了钱著，这次我读的本子是舒展先生选编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内容以《管锥编》为主，分类编排，还有简短的导读。加上经过这些年，潜移默化的知识了有些许长进，居然能看懂一点了。但是，平均要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才能翻一页。看得这么累，又不是作功课，于是又放下了。直到最近，我第三次拿起《管锥编》，慢慢地读，才觉着有所体会，还写了两篇札记。
过去没看懂，现在还是不懂的书也有。我一向爱看周作人先生的散文。 一次看到有人在谈周作人晚年时提到，20世纪60年代，周氏为北京的人民出版社翻译了“希腊对话集”，并在1965年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此事不能不引人注目：知堂素常不喜欢说客气话，他这样著作等身的人竟把译作看得高于自己的创作，这“希腊对话集”该好成什么样儿呀。后来我得知，1991年人民出版社将“希腊对话集”以《卢奇安对话录》的书名出版了。我对书心向往之，怎奈人在美国鞭长莫及，直到1995年夏天回国才能开始寻访。这书只印了3290本，上市四年之后，哪里还见踪影？然而，我此生偏是与书有缘。一日，我去看一位朋友到早了，办公楼下面是一个摆摊卖菜的自由市场，里面却有一间是书店。我于是信步走去消磨时间。不想，一眼看到《卢奇安对话录》赫然站在架子上，赶紧买了下来。路上翻看，见知堂老人为每一篇写有提要，还逐节注释，全书48万多字，下的功夫可谓大矣。回到家细读。谁知，一点看不出好来。因心有不甘，前些天我还又试着看这部书，仍然不得要领。看来，只能用“学无止境”来解释了。
托尔斯泰曾经说，每一位作家都应该反复读普希金的那四个短篇：《棺材匠》、《暴风雨》、《村姑小姐》和《射击》，以学习写作技巧。我想，对读者来说，书要反复读，才能尽可能多地从中汲取识见；而文章能不能禁得住一读再读，像莫札特、贝多芬、拉赫马尼诺夫等人的成名作，让人无数次欣赏、传于后世，就是对作家应有的要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