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夫人李立群成为拆迁钉子户
菜刀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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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15 01:47:20 | 只看该作者
李立群：我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卓成华、西川
86岁的李力群又将面临一次抉择，虽然这只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无数次被动的选择中的一次，但这一次，她决定尽自己能力，将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个选择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搬不搬家。
李力群住的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座四合院将要拆迁，斗大的“拆”字落在墙上有些时日了，由于许多住户故土难离，拆迁工作进程缓慢，既让拆迁的人心急如焚，同时也在煎熬着被拆迁的人的心。征地单位五次三番上门劝说，并许以厚利，以期让他们交出房屋。李力群在这儿住30多年了，作为一个公民，她有权选择自己居住的地方，似乎为了验证她的话，她拿出“两会”刚刚通过的物权法来保护她的权益。
李力群声音洪亮，话说得有理有节，来劝说的人往往会被她说服，无功而返，只好去动员其他人家。陆续有人搬走了，还有几个被开发商视为“钉子户”的人家等待着李力群的最终决定。他们希望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给他们撑腰，因为这位柔弱不堪的老太太是见过大世面的高岗的夫人。
李力群说，我也说不上什么话，只是自己年纪大了，不愿住楼房，也不想再过那种搬来搬去、动荡不安的生活。
在李力群那略显简陋但写满历史的四合院里，她向我们讲起了几次搬家的故事。
第一次搬家，她从行政11级降到13级
李力群随高岗一起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先是暂住在三里河国家计委大院，随着高岗职位的升迁，一家人又搬到了东交民巷居住。“高饶事件”发生后，虽然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但由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照，政治上受到冲击的李力群一家，在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还能够保证衣食无忧。
丈夫去世第二天，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和正怀着的第五个孩子一起搬到了北京新街口的一处四合院。门前不再像从前那样车水马龙，一家人开始过起了普通人的安静生活。
“但不久，彭德怀事件发生了。”本已远离政治旋涡的李力群还是被政治所牵挂。她说，“我从新街口的家里被带走，关了三个月，要我交待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阴谋勾结进行反党的。我说，彭老总和高岗接触时间最多是1950、1951年，在沈阳我们的家里。那时候正在抗美援朝，他们一个是志愿军总司令，一个负责后方供应。他们在房间里一谈就是一整天一整夜，门前站着两道岗，别说我，连秘书都不让进他们屋，我哪能知道他们是如何勾结，怎么反党的？”
见李力群提供不出有价值的东西，专案组将她从行政11级降为13级，放了出来。
李力群说：“高岗走之前，将我们一家托付给周恩来照顾。总理日理万机之余，还抽出时间问我需要什么，党和政府也没有把我们家当作“反党集团”的家庭来看待，至少孩子一点没受委曲，正常上学，我也能够照常上班。”
煮只鸡煮些枣，开个晚会完成了婚礼
李力群是江苏邳县人，父亲是国民政府的县长，叔父是中共地下党员。17岁那一年，还在徐州女子师范读书的她拿着叔父的上级、红军高级将领朱瑞写给林伯渠的推荐信到了西安，换上八路军制服后，和一批进步青年前往延安。
在延安，李立群先后进入抗大及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陈云问她，学过“党建”没有。李立群说刚从党校毕业，当然学过。陈云就说，给你讲“党建”的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高岗，你被分到他那里去工作。
“我一听就有点泄气，”李立群回忆说，“那时年轻人都是以上前线为荣，不想留在后方。”但李立群纵然一百个不乐意，也必须服从组织分配。
到陕甘宁边区秘书处报到不久的一天下午，高岗来到李立群的住处，说要带她去杨家岭见毛泽东。李立群听说能见到伟大领袖，高兴得一连声地说好。
到了杨家岭，毛泽东不与高岗说话，却一个劲儿地问李立群多大了，哪里人，谁介绍到延安的。李立群一一作答，毛泽东不住地点头说好。这时桌上摆上一碗鸡蛋炒辣椒，一碗土豆和小米饭，原来毛泽东要请他们吃饭。
席间毛泽东对李立群说，高岗是陕北领袖，不仅陕北人，我们很多人包括我都要向他学习，今天你来延安参加革命，分到边区党委工作，很好，你跟他生活在一起，要好好和他相处，好好向他学习。
“我当时吃了一惊，”李立群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听了这话心里很害怕。我和高岗还不熟，又不了解，让我和他好好相处，一块生活，我不知道主席说的是什么意思。临走了，主席还拍拍我的肩说，我的话你懂吗？我不敢说话，也说不出话来。”
四五天后，王若飞、王明、习仲勋几个人一起来找李立群，说今晚开个会，请你参加。到了会场，李立群被安排坐在高岗跟前，王若飞开始讲话，说今天煮了只鸡，煮了些枣开个晚会是要举办一场婚礼。这就是李立群与高岗的婚礼，时间是1940年元旦。
第二次搬家，她必须说出不知道的“阴谋”
李力群具有江苏人特有的柔弱、善良性格，随着孩子接连出生，她开始把精力放到了孩子和家庭上，丝毫不过问高岗从西北到东北，从东北再到中央平步青云。丈夫一步步的荣耀她不惊，突然间一落千丈她也能够适应。
李力群说：“降了级以后，我们家从西城的新街口搬到了南城的牛街，还是一个四合院，不过略微小了些。我对住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就行了。”但这时，一本《刘志丹》的小说再次扰乱了他们一家的平静。
1962年出版的《刘志丹》，本是为纪念陕北领导人刘志丹而写的一本小说，因为“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和“夸大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被批判是为高岗翻案。在西北工作和曾在西北工作过的一万多名干部被整，数万个家庭受到牵连。
“那时‘文革’已经开始，”李力群说，“革命群众冲进我们家进行批斗，占了四合院的东、南、西三面房子，我们一家六口挤到北面两三间房子里。”李力群说。
住在牛街的那段时日，李力群一次次被传去写揭发材料。批斗彭德怀，要李力群揭发彭德怀与高岗阴谋夺权；批斗习仲勋，李力群要揭发习仲勋与高岗阴谋篡位；“林彪事件”发生后，李力群仍要揭发林彪与高岗背后埋藏的更大阴谋。在外面揭发别人，回家还要挨革命群众批斗，李力群再也支持不住了，她不再是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人了。
李力群无奈地说：“不停地被审查，不停地揭发，叫我这样写，叫我那样写，许多都是不实之词，不写就回不了家，见不了孩子。”李力群说，“其实他们都明白，谁制造阴谋还会让我一介女子知道，我知道了那还叫什么阴谋？”但她必须说出她不知道的阴谋。
对那段梦魇般的经历，对因为她而遭到打击的人，李力群止不住哽咽，那是深深的忏悔。
接着，李力群的几个孩子分别被“发配”去河南、湖南、甘肃、内蒙插队，自己也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抛开骨肉分离的痛苦，在农田里插秧种地的那段时间反而是李力群最为解脱的时光。
第三次搬家，周恩来亲自为她们家挑选住址
回忆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李力群说，“从江苏的老家出来，是为了追求解放，追求自由，在干校改造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却是回自己的老家，一辈子平平安地过下去，不再过那种动荡不安的日子。”
不幸的李力群又是幸福的。1971年，在“四人帮”横行，自己也不保的情况下，周恩来没有忘记李力群的一家，毛泽东也指示将李力群作为保护对象。就这样，李力群和几个子女陆续返回北京。李力群先后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从那以后，每逢重大节日，李力群都会受邀出席国宴，享受登天安门观礼的高规格待遇。
孩子都大了，牛街的两三间房子显然已经住不下李力群和她的子女，周恩来亲自挑选地方，将他们一家安顿在现在的住处，漂泊的一家人总算又安定下来。
李力群的二子三女，由于怕受父亲牵连，都改随母亲的姓，最后一次搬家，连李力群用的都是一个假户名，住了很长时间，邻居们都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虽在京居住，但一家人并没有忘记陕北的家乡。李力群常给子女讲陕北人民舍生忘死支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故事，子女们也尽自己之力，帮助家乡建设。老家久无人居住的窑洞已经破败不堪，他们将窑洞整平，在那儿建了一所学校，起名崇德。
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动迁，她不想再搬了
时至今日，李力群仍对毛泽东、周恩来心存感激。周恩来将她从安徽接回北京，亲自挑选王府井一处闹中取静的四合院给他们一家居住。李力群希望能到图书馆工作，一边看书一边学习，周恩来同意了。没想到只上了十来天班，毛泽东知道了情况，说不行，他说李力群在东北是有影响的人，一定让她回到教育部。并指示中央组织部，李力群的孩子无论考取哪个大学，都不能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影响入学。李力群说，没有主席和总理，她还真不知他们一家的现在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李力群在东北的影响，是1948年她协助张闻天、徐特立一起创办了东北第一育才学校并担任首任校长。如今，每逢校庆日，学校都要请这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老校长回家看看呢。
86岁的李立群为了我们的来访，特意换了身“新”衣——洗得有些发白的素净衣裳。老人的家人给我们沏完茶，时不时还要过来照顾老人喝水、用药，房间的门轴因年久失修，有些干涩，门开门关时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
这次拆迁，李力群知道不是她能阻止得了的。经历了数次运动，到最后她只能顺其自然，才能保全家人，保护好自己。那些指望她能在背后撑腰的老邻居老街坊，知道她一生的遭遇，不再强求李力群为他们呼吁，也不再将眼光盯在他们一家身上，一户户在拆迁书上签了字。
随着一户户人家搬走，水停了、电断了，仅存的几户居民无奈地搬个小马扎到毛主席纪念堂向老人家哭诉一番后，也陆续签字走人。李力群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也会离开这儿，时常坐在院内的树阴下，望着天空中日益逼近的高楼大厦，回忆初次和高岗去见毛泽东的那个下午。那个改变她一生的下午似乎很遥远，又似乎近在眼前。
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老人的面颊流了下来。
来源：《中国老年》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