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美国种族简史》一书中，用大量的史实、数字，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各个种族在美国的奋斗史、文化史，包括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犹太人、华人、墨西哥人、黑人、波多黎各人等。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各个种族无论在基因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其本国固有的特质。和其他种族比起来，这些固有的性质也使其在众多种族共存的环境中凸显出来。肯远离祖籍国来到美国的人们，和他们周围的人相比，更具有进取心，在面对困境时更主动，因此凸现出来的种族特点就更加明显。虽然个性或者思考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阶级，但是依然呈现出很多通用的成功必备的品质，比如重视教育、勤奋、积极、重视经验的传递，这适用于所有的行业。
在美国，种族成功的唯一出路是将自身传统优势发挥到极致，并坚持不懈地适应和改进。今天美国最富有的犹太人和日本人，无一不是这个经验的充分实践者。
本书1981年在美国出版，至今已30年。美国种族史具有超出种族本身的内涵，书中翔实的数据资料、对种族特点的分析和观点直到现在仍不过时，并且对于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多元化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国种族简史目录
第一部分引论
第一章美国百衲衣
美国幅员辽阔，种族杂糅，国民中没有哪一部分人能有效地处于主宰地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多元化并非人们一开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惨重代价迫使他们彼此相安共处的结果。
第二部分来自欧洲的美国人
第二章爱尔兰人
对绝大多数美籍爱尔兰人来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方才获得成功，使他们在收入、从业、智商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方面，跻身于其他美国人之列。社会接受他们是缓慢的，而且这种接受一般是他们成功的结果，而不是成功的前提。
第三章德国人
美籍德国人的真正历史，不在于他们为自己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对美国工业、科学、文化、军事实力和娱乐活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第四章犹太人
正是美国犹太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弥补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差距，才使得他们的发展史是如此的光耀夺目。
第五章意大利人
某些早期的意大利移民用他们的双手获得了新生，当他们举起自己的双手说“美国就在这儿，这就是美国”时，他们对此已作了最好的总结。
第三部分来自亚洲的美国人
第六章华人
中国人常被称为“亚洲的犹太人”。海外华人从事的职业和犹太人极为类似；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度里，过着自己独立的文化和社会的生活。
第七章日本人
“如果你想看大正时代的日本（1912~1926年），请去巴西；如果想见识明治时代的日本（1868~1912年），请去美国。”
第四部分来自非洲的美国人
第八章黑人
整个黑人种族，已经在谋求生存的伟大斗争中从极端贫困的境况以财富、知识和权利三者而论上升到与其他种族群体并驾齐驱的地位。无论是哪个种族都不像黑人那样不得不从如此低下的起点赶上来，以便和他们的美国同胞携手并进。
第五部分来自拉丁美洲的美国人
第九章波多黎各人
波多黎各人既是新的美国人，又是老的美国人。他们是首次乘飞机而来的迁徙者，他们又是肤色混杂的迁徙者，是在一整套福利国家设施全部建立起来之后到达的首批迁徙者。
第十章墨西哥人
从墨西哥来的大量移民并不是到美国来安家落户的。许多人只是到美国来待上一个季节或干上几年，积攒一点钱，然后就带着美好的憧憬返回墨西哥。也有人来时就有回去的打算，但却在那儿落地生根，终老未归。
第六部分综论
第十一章内涵
在一个重视个人价值的社会里，种族史提醒我们，每个人都生在世代相传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这种文化模式有着深长久远的影响，此点不可忘记。
第四章 犹太人
世界历史上犹太人为什么总是被屠杀和驱除的群体?
因为在任何地方，他们在人数上都绝对寡不敌众。
本文摘自《美国种族简史》，[美] 托马斯·索威尔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犹太人不是来自哪一个国家或属于哪一种文化，而是来自许多的国家并属于不同的文化。到达北美殖民地的首批犹太人，是所谓的瑟法底犹太人，他们此前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寄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处状况与后世美籍犹太人所来自的德国、俄国或东欧地区的状况比起来，是大不相同的。不管外人怎样把他们混为一谈，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是属于不同的群落。他们至今也没有完全融为一体。
今天，绝大多数的美国犹太人，都是1880~1920年间从俄国、波兰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移美犹太人的后代。在那40年当中，曾有1/3的东欧犹太人迁到了美国。
尽管因寄居的国家不同而产生了文化上的断裂。甚至内部在宗教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着分歧，但是犹太人不仅供奉古代以色列的同一始祖，分享宗教信仰和历史传统的共同内核，而且作为少数种族，不管旅居何处，都曾有在不同程度上长期遭到异族敌视的悲惨经历。其他种族是到美国才变成“少数”的，而犹太人在欧洲各国早就作为“少数”生活过几百年了。
故土
在公元70年，当罗马帝国的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时，古代犹太人就从自己的故土上被驱逐出来。从此开始流落异国他乡，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散居欧洲各地，乃至遍及全球。
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取代了多神信仰之后，犹太人变为欧洲大陆唯一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故所到之处皆成“局外人”。这就使犹太人在基督教狂热时期(比如十字军东征)或宗教大恐怖时期(比如中世纪不时发生毁坏整个地区的灾祸)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十字军穿过欧洲，向东讨伐穆斯林人，沿途时常停下来屠杀所在地区的犹太人，当地的暴徒也趁火打劫。当毁灭性的灾祸降临欧洲时，好多人认为那是上帝发怒的征兆，祈望通过把他们当中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来求得上帝息怒。除了这些多少是直接偏见和恐惧所引发的动机外，当时也还有许多居心不良的人，企图借助消灭犹太民族以捞取物质利益，因为犹太人被视为经济上和宗教上的竞争对手或者是债主，杀死债主及其合法继承人，这样就用不着还债了。在那个时代，极端无知的平民百姓容易被老奸巨猾的政界、经济界或宗教界的领导人所操纵，反犹太情绪就是这些领导人挑起的。在多少个世纪里，犹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杀或大批地从欧洲各国被驱赶出境。
在这些历史惨剧的间歇期里，犹太人就委曲求全。设法在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夹缝里寻求生存的机会。犹太人若想用武力来反抗，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因为在任何地方，他们在人数上都绝对寡不敌众。受外族欺压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在其各自的国度里毕竟是人多势众，可以组织零星的暴动或进行地下恐怖活动，以对付征服者。外侮造就了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斗争精神，但对于处境截然不同的犹太人来说，外侮却养成了他们逆来顺受的心理，强调诉诸武力和暴行是徒劳的，认为在逆境中应当依靠自己的智慧、策略和韧性。当年犹太民族住在自己的祖国巴勒斯坦时，也曾经是个勇武善战的民族，正如现代的以色列人民再次表现出来的那样。但在他们散居异国他乡的那些漫长的年代里，情况并非如此。
从许多方面来看，犹太人的地位在罗马帝国早期的几百年里，要比在帝国晚期衰落及中世纪欧洲兴起的时候还要好些。早期罗马帝国是个多神论和多元化的庞然大物，在相对宽容的帝国内部，各种各样的种族和宗教群体能够相安共处，犹太人只是其中一分子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罗马帝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注入一个重大褊狭因素的，正是犹太–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在古罗马，许多宗教派别为表示相互敬重而举行仪式或纪念活动是常见的事，但犹太人和基督徒谁也不参加这类活动。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就意味着“偶像崇拜”。二者也都曾因政治上的分裂态度和行为而遭到罗马帝国当局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并非后来盛行于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那种意义上的宗教迫害。
基督教最终大获全胜，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随之而来的宗教偏执就表现为强迫人们皈依基督教，惩罚异端分子和不承认基督教为唯一正确信仰的怀疑分子。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宗教争议中，基督徒之间相互残杀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帝国前期多神论时代因信仰而被处死的人数。犹太人也在这种宗教斗争的大批受害者之列。随着统一的基督教义—罗马天主教—在西方牢固地确立起来，犹太人在信仰上作为仅存的主要少数派，已经备受孤立了。有关“偶像崇拜”的神学观念，使基督徒不愿和多神论者妥协。这同一观念也使犹太人不愿和基督徒妥协，反之亦然。
犹太人在宗教上持不同见解，而且态度之严肃在那个时代实在是罕见的。问题还不单如此。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祖国被侵占之后而沦落他乡的，到哪个国家他们都是异族，带着自己的文化，讲不同的语言，穿不同的衣服，而且一般都住在单独的村社或城镇的一角。一言以蔽之，他们是身上贴了标签的人，周围那些无知而迷信的居民无论卷入什么样的激情或恐惧之中，一遇风吹草动，便自然而然地把犹太人当成攻击的靶子。更有甚者，通常被剥夺了拥有土地和进行其他许多经济活动权利的犹太人，往往以充当中间人为业，譬如小商人和放债者，而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几乎在普天下到处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在中间人行当比较突出的少数种族的地方—比如中国人在东南亚，东印度人在乌干达，或伊博人在尼日利亚。这个少数种族就会招致与之打交道的当地民众的痛恨。犹太人就是从事这种行业的少数种族的典型例子。
在多少个世纪里，犹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杀或大批地从欧洲各国被驱赶出境。在这些历史惨剧的间歇期里，犹太人就委曲求全。设法在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夹缝里寻求生存的机会。犹太人若想用武力来反抗，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因为在任何地方，他们在人数上都绝对寡不敌众。
犹太人得到的些许保护，实际上是上流人士(贵族、国王和教皇)赋予的。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或正义感，不如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为犹太人身怀有用的技艺，而且时常也很富有。在许多地方，他们干脆用金钱在当权人物的领地之内买下居住的特权。在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气候一有变化，或遇上某个反复无常的当权者，犹太人花血本买来的安宁随时都可能结束。即使他们在某个地方生活了好几代人的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犹太人也很少是当地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当地人通婚的情形也非常罕见。
犹太人通常住在一起，但是在几个世纪内，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1266年波兰颁布一项诏书，规定犹太人“不得寓居基督徒之中，而需将其房舍建在州或镇之隔离一隅，互为毗邻”，而且这种隔离的角落“需以树篱、围墙或沟渠与基督徒的共同住地分割开来”。在不少国家里都有诸如此类的规定，从而逐渐演化出传统的犹太人“集聚区”。这种集聚区四周建起高墙，大门晚间上锁，这种情况延续了大约400年之久。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犹太人离开其集聚区就无安全可言。根据各地存在的具体情况。他们也有可能在日间到集聚区之外谋生，有时会找到很赚钱的工作，偶尔也能遇到挺荣耀的差事，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交往却都局限在集聚区之内。犹太人的社区是与世隔离并自理其政的实体，有自己的文化、法律和税收。犹太人的文化及价值观念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不管是住在意大利、波兰或法国，犹太人的身份永远是犹太人。在这些同种繁殖的小天地里，遗传上的恶果之一，就是在身心方面具有先天性缺陷的人特别多。
集聚区的生活方式排除了欧洲犹太人从事农业的可能性。他们在到达纽约及美国其他城市之前的好几百年里，就已经都市化了。犹太人在属他们最孤立的欧洲地区，基本上没有受到文艺复兴后现代思想潮流的熏陶，所以他们的文化依然是古老的乡土文化。从东欧大批移居美国的犹太人，就具有这样一种乡土文化背景。
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孤岛上，相互之间也间或有联络。各家都竭力保持着犹太传统，但基本上互不相扰。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缓慢发生变化的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在形式上因地而异，从而为后来各个不同的犹太部族来美后产生内部宗教歧见和纠纷埋下了种子。各式各样的迫害所造成的难民，使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建立了国际联系，由此形成了意第绪语，即一种夹杂着希伯来语和波兰语的德国方言。
欧洲犹太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对知识的尊重和景仰。这里指的主要是宗教知识，有关犹太教法典的知识，以及对其意义和内涵的周密而细致的分析。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有学问的人，穷点也没有关系。大多数移居美国的犹太人没受过多少教育，许多人甚至是文盲，但他们却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犹太人还是熟练工人，也有很多是小商人、放债者，还有少数是大商人和银行家。在某些国家里，犹太人当上了税务员或其他政府官员和顾问。和政府掌权人物结成的联盟，给某些犹太个别人士或团体提供了保护，但同时也招致政府的敌人对他们的怨恨，一旦当权政府被推翻，犹太人更易成为攻击的对象。
欧洲犹太人的风尚，有好多后来在美国变成了传家宝，其中包括清洁整齐、乐善好施以及极低的酗酒率。在私家室内安装自来水尚不为世人所知的时代，公共澡堂是犹太人设立的一项设施。慈善事业是欧洲犹太人历史悠久的宗教传统，甚至身处贫困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在美国那种富裕的境况中，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势必成了犹太人的一个传统。说来也怪，世人还总是认为犹太人个个都是吝啬鬼和守财奴！在欧洲多数地区，在历史上多数的时间里，周围民众对犹太人的怨恨，使他们一直处在危险的境地，所以，炫耀财富，甚或显露出发家的迹象，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愚蠢的行为。又因为要随时准备好，一旦出事必须马上逃跑，所以犹太人如果用平时的积蓄来购置衣服和家具摆设之类不宜随身携带的大件物品，那是不明智的，明智的办法是将财富变换为金银首饰。和意大利人一样，犹太人吃饭时也喝酒，但很少喝得醉醺醺的。喝得烂醉如泥，引起大声喧哗或鲁莽行为，对于朝不保夕的欧洲犹太人来说，容易招致滔天大祸。
沧海桑田，时移俗易。世界跨入近代史后，对犹太人的诸多限制，有些就开始放松或被取消了。更加发达的商贸、工业和金融使得犹太人不再像在封建社会那样落伍于时代了，同时也使他们在这些领域里所具备的技术和经验显得更加宝贵。英国、法国和荷兰在18世纪先后赋予犹太人以政治权力。19世纪初，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取消对犹太人的法律歧视。法国对犹太人的政策，随着拿破仑的征服而扩散开来，解放了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但拿破仑最终被击败，不少地方的犹太人又恢复到原来的处境，屠杀和驱赶再度发生。不过，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在欧洲各国的进展是不平衡的。1858年，一位犹太人破天荒地当选为英国议会的议员，但是直到1885年，意大利的最后一个犹太人集聚区才拆除。
凡对犹太人的限制有所放松的地方，比如西欧，文化和血统方面就呈现同化的趋势，衣饰和发型上的区别也逐渐消失。犹太人开始使用所在国家的语言，并通晓其文学和哲学。犹太教本身更多地采纳了基督教的表面仪式，诸如在祈祷的地方放置风琴，有唱诗班，窗户上装彩色玻璃，做礼拜由星期六改为星期天等。
此种改革的犹太教发端于德国，该国在对待犹太人方面，当时算是较为开明的一个国家。正统犹太教一直盛行于俄国和东欧，那里的犹太人仍处在与外界隔离并备受限制的地位。
在西方，明显具有犹太血统的个别人士，也可以以非犹太教徒的身份生活在基督教徒之间。这在19世纪有3个著名的例子，他们是本杰明·迪斯雷利、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前文提到过第一位犹太教徒成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是在1858年，而李嘉图早在1819年就进入议会了，迪斯雷利成为议员是在1837年。其实，李嘉图和迪斯雷利根本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以“蒙混过关”，而是早就改信了基督教，是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参政的。同样，马克思也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之子，受过路德派的洗礼，尽管他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是犹太教教士出身。马克思从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在谈到犹太人时总是用第三人称。
甚至对那些坚守犹太教信仰的人来说，在较为开明的西欧，这样做也并不意味着与周围的人有什么隔膜或就失去了国籍。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具有犹太教信仰的法国人、德国人或荷兰人。在东欧，坚持做一个犹太教徒，简直就成了一个完全别具身份的人，具有不同形式的崇拜和衣饰。简言之，西欧的犹太人和东欧的犹太人在19世纪大规模向美国移民时，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分歧，甚至存在着宗教分歧。
在多少个世纪里，犹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杀或大批地从欧洲各国被驱赶出境。在这些历史惨剧的间歇期里，犹太人就委曲求全。设法在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夹缝里寻求生存的机会。犹太人若想用武力来反抗，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因为在任何地方，他们在人数上都绝对寡不敌众。
瑟法底犹太人
第一批抵达北美殖民地的犹太人是所谓的瑟法底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宗教仪式(和欧洲其他地方的阿什卡纳兹犹太人的仪式有别)和在西班牙及葡萄牙长期生活的社会经历，这两个国家对待犹太人比起别的地方，一般来说要友好些。在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犹太人并未被禁闭在集聚区，有的甚至是大地主、达官显要、银行家和工业家。犹太人主宰着自由职业，虽然多属工匠、小店主、放债者之流。然而，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历史上也并未完全免遭其他地方发生的那种迫害和零星屠杀。在6世纪到8世纪西哥特人统治时期，犹太人的地位在几任国王统治下，曾翻来覆去地变化过好几次—有时被奉为上宾，在政府最高层左辅右拥；有时则被撵下台，甚至被迫逃离国境。但是，后来的西班牙各王朝就愿意为犹太人提供保护，同时也利用他们管理政府机构的本领，并从他们的一般经济活动中受益。
第一批前来美洲殖民地的犹太人之所以要到美洲来，是由哥伦布发现西半球那一年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导致的结果。比起欧洲其他地方的同胞来，散居西班牙的犹太人多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相当宽容和兴旺的环境里，但是在1492年，王室的一纸诏书突然将他们逐出国门。在这次大驱赶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内幕。离开的犹太人各奔东西。有的人登上了赛维利亚港口边的船，当时哥伦布率领他的船队从他们身边扬帆而过，去寻找通向印度的航线。那些为了逃脱迫害而皈依基督教的人，有的就充当了哥伦布的船员。资助哥伦布探险的基金，有一部分确实就是政府从被赶走的犹太人那里没收得来的。既然当初曾经被迫拿钱出来帮助支付发现美洲的经费，日后犹太人在美国定居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甚至超过以色列，这恐怕是理所当然的了！
许多被驱逐的犹太人首先在邻近的葡萄牙安顿下来，但另一些人却去了荷兰或其他安全地区。阿姆斯特丹的瑟法底犹太社区，曾助小小的荷兰以一臂之力，使之成为国际商业和金融的一强。葡萄牙在耍尽各种手段把犹太人的钱财榨干之后，最终也把他们许多人一脚踢开。其他地方政治力量的变化，例如巴西从荷兰殖民地变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也迫使瑟法底犹太人继续迁移。
到17世纪，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政策给犹太人提供的自由，超过了世界其他多数地方。北美的第一座犹太教堂于1695年在纽约建立起来。尽管瑟法底犹太人的钱财常常在他们抵达北美殖民地之际已经耗尽(或被没收)，但他们那种赚钱的本领还在，到了美国照样能再富起来。在美国革命时，13个殖民地的犹太人通通加起来，共约2000人。其中多属瑟法底教派，他们现在已很阔绰了，常常对美国的阿什卡纳兹犹太人摆出一副“排斥和傲慢的态度”。一个瑟法底犹太人与一个阿什卡纳兹犹太人结婚，往往要冒着被赶出家门的危险。虽然这两部分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只在细枝末节上有所差别，但他们在荷兰和英国是泾渭分明的，尽管都是同一宗教的信徒，但千百年来因居住在不同国度而形成了社会差异。在当代，不管是在美国还在以色列，瑟法底犹太人的平均智商都不如阿什卡纳兹犹太人。从历史上看，瑟法底犹太人从来不像其他犹太人那样擅长学术，但经商却是拿手好戏。比起当代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来，瑟法底犹太人在这个赋予他们更多机会的世界上，是更讲实惠的。
德国犹太人
在瑟法底犹太人进入美洲殖民地之后不久，德国犹太人也来了。开始时他们只是零星陆续到达的，像一股涓涓小溪流入了现有的犹太人社区，并学会了瑟法底犹太人的祈祷仪式。随着他们移美人数不断增多，这批德国犹太人就另起炉灶，形成自己的社区，建立起行阿什卡纳兹礼仪—尤其是改革的犹太教礼仪的教堂。
后来(特别是19世纪时)到达的这批德国犹太人，不仅人地生疏，而且更贫困，更缺乏文化上的适应能力，且又来自德意志乡下的小城镇，没见过世面。他们与老一辈的瑟法底犹太人有很大的社会差别，那时后者在美国已站稳脚跟，日子也蒸蒸日上。
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极大地扩充了美国的犹太人社区，也改变了它的内部构成。1776年，北美殖民地的犹太人不到3000人，但到1820年，这个数字就增加了4~5倍，到1850年，更增加到10倍，而到1880年，犹太人口又在1850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0倍，超过50万之众。其中大多是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
德国犹太人并不集中住在少数社区，这既不同于比他们早来的瑟法底犹太人，亦不同于比他们晚来的东欧犹太人。他们散居在美国各地，作为零售商和专业人员分布在他们的服务对象—非犹太人顾客之间。有些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德裔农场主当中安家落户，有的人在中西部定居下来，常常也住在德裔社区，另外一些人则跟着大篷车向西部边疆迸发。这批德国犹太人当中，有个货郎名叫李维？斯特劳斯，那粗笨的李维斯斜纹牛仔裤，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在农村和边疆地区，人们寂寞得发慌，来个串乡的犹太货郎那是大受欢迎的。这种体验和犹太人在欧洲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前也曾有美国佬当货郎的，所以美国人习惯于向那些走街串巷送货上门的小商贩买些针线、梳子剪刀一类的日用杂品。
德裔犹太人货郎开始时一般都是背着个大货包徒步而行，后来才有买卖做得不错的人驾起了马车。有些货郎最后定居下来，在当地开店。许多犹太豪门巨富都是在美国当货郎发家的，例如古根海姆家族、金贝尔家族和阿尔特曼家族等。
到19世纪中期，犹太人已被接纳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多属德国犹太人。到美国南北战争时，仅纽约一地就有50多座犹太教堂，还有不胜枚举的犹太人市民团体和慈善组织。德国犹太人不仅在自己的社区里表现积极，而且作为商人和银行家，也活跃于美国社会各界。著名的R.G.邓氏信贷评价机构在1860年发现有374家犹太人的公司具有商业信誉，到1870年，这样的犹太人公司则有1 714家。许多犹太人后来果然大显身手，创办出像梅西百货公司和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这样一些价值连城的美国联号百货公司，以及像《纽约时报》这样庞大的新闻机构。1840年有40%的德国犹太人家庭至少雇一个佣人。犹太户主仍然当货郎的只占1%，而干体力活和做家佣的连1%都不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太人已在此时“到达”美国。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即从数量上来看，他们尚未开始“到达”，因为真正大规模的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移民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他们才是今天多数美国犹太人的祖先。
在多少个世纪里，犹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杀或大批地从欧洲各国被驱赶出境。在这些历史惨剧的间歇期里，犹太人就委曲求全。设法在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夹缝里寻求生存的机会。犹太人若想用武力来反抗，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因为在任何地方，他们在人数上都绝对寡不敌众。
东欧犹太人
在13世纪和14世纪，波兰王室鼓励犹太人在其国土上定居，并颁发保护他们的特许状。犹太人成了欧洲先进地区的技术和知识传入波兰的载体。和当时处在其他地方的同胞相比，波兰的犹太人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和社区自治权利，未被禁闭在集聚区，尽管他们根据犹太教法典的教导，通常仍住在一起。然而经过几个世纪之后，犹太工匠和商人的家业逐渐壮大起来，这就招致周围贫穷而不识字的波兰农民及其教会头目的憎恶和仇恨。犹太人充当政府的税务员或给地主收租，这更使他们成为当地民众的眼中钉。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犹太人时而受到当局的保护，时而遭到当局的迫害。
在18世纪，有犹太人居住的欧洲地区大部分被俄国人所占领，在此之前，俄国的犹太人寥寥无几，于是俄国人就在刚从波兰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地方，把犹太人禁锢在他们原来的居住区。叶卡列琳娜二世在1791年确立了一个名为“犹太人集居隔离区”的地带，周围竖起栅栏。几乎没有什么犹太人能获准走出“隔离区”之外。犹太人先前在波兰享受的许多权利，都被俄国人取消了。后来的历代沙皇，对犹太人的政策皆属变化无常，有的沙皇感到犹太人的技术是可贵的，有的沙皇则担心犹太人在宗教和社会两方面与其他俄国人存在着差别。19世纪还曾有过借助野蛮而残忍的办法来使犹太人“俄国化”的尝试—将12岁(或更幼小的)犹太男孩强行送到希腊东正教的学校里接受为期6年的训练，然后再把他们送到军队里服役25年(所有的俄国男性都必须这样做)。犹太人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这种灾殃，甚至包括把自己的孩子弄成残废。为了对付犹太人的逃避，俄国人也使用同样严酷的手段，包括派出绑架者四处搜寻，随时捉拿碰见的犹太人子弟。此项法律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最终被废除。亚历山大二世还解放了奴隶。但由于这位沙皇在1881年遇刺，他的儿子又颁布了新的一套激烈反对犹太人的法律。给这位新沙皇的反犹太主义政策火上加油的是，隔离区内各地又普遍发生骚乱，当地农民杀害了大批犹太人。其后40年内有200万犹太人—占东欧犹太人的1/3—移居美国。在这40年里离俄赴美的人当中，有75%是犹太人，而到达美国的犹太人当中，正好也有75%的人是来自俄国。除去俄国直接去美国的人之外，还有不少犹太人为了逃难，首先在欧洲找个安全之地然后再赴美的，一般都得到美国犹太人慈善机构或在美亲人的帮忙。
这批犹太移民绝大部分都在美国留下来了。犹太移民返回故土的比例较之其他任何一个大的移民集体都要低。19世纪俄国犹太人约有一半的男子和1/3的女子是识字的，这大大高出俄国总人口的平均识字率。犹太人的都市化程度也相当高，从事农业的人不到3%，而经商的人占30%，从事采矿和制造业的占40%，专业人员占5%。几乎有半数俄国犹太人干的工作，与服装生产的某个环节有关。
东欧犹太人大批来美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这10年之内，20多万犹太人移居美国，19世纪90年代又有30万抵美，而从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十几年内，则大约有150万左右的犹太人蜂拥而来。
从东欧来的大批犹太移民，潮水般涌入美国那些基本上由德国来的犹太人所组成的社区。东欧犹太人还大量地“集居”在纽约市，尤其是曼哈顿东南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在这里结集的人数多。已经在美国牢固地树立起根基的德国犹太人，不仅对东欧来美犹太人的数量之大感到诧异，而且也对他们生活之寒酸感到不可思议。东欧犹太人不仅贫苦—多数人抵美时是穷光蛋，处境比任何其他移民种族都要惨。而且教育程度也很低(有一半人是文盲)，比起老成干练的美国化德国犹太人来，态度也显得粗俗。东欧犹太人原来生活在穷乡僻壤，对于德国犹太人来说如数家珍的整体欧洲文化主流，他们连边儿也没沾上。东欧犹太人连外貌都有区别：留着长鬃角，戴小圆帽，留胡子，穿老式的俄国服装，妇女顶着包头巾，一举一动都令人联想到德国犹太人早就摆脱了的昔日的那种苦楚。正统犹太教的祈祷仪式仍完整地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和做法，而德国改革派犹太教早就放弃这一套陈旧的东西。东欧犹太人的语言，即意第绪语，是一种民间方言，受过教育的犹太人瞧不起它，他们要么使用英语，要么使用地道的希伯来语。
一句话，东欧犹太人使在美的德国犹太人感到十分丢脸。他们人数众多，举止粗俗，高度集中，因而显得十分惹眼，难免引起其他美国人的惊恐，并有可能诱发某种反犹太主义情绪，那将对已经悄悄获得社会接纳的德国犹太人十分有害。德国犹太人控制的报界，对本族这些难兄难弟持公开的批评态度，说他们代表着“东方的古董”，讲话“嘟囔不清”，而且“衣着不整，爱咋呼，谈吐俗气”。他们的宗教被称为“中世纪的正统”。有关东欧犹太人的花边新闻，充斥各报的版面，各种“失礼行为、夫妻不和、吵架骂街，每日必录”，成了德国犹太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德国犹太人还造了一个新名词“老K”—来称呼来自东欧的犹太人。
然而不管怎么说，犹太民族的慈善传统还是压倒了这一切反感情绪。德国犹太人的各种组织竭力帮助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并特别下工夫使他们美国化。为了给“闹市区”的犹太人提供服务，由“居民区”的犹太人出资建起学校、图书馆、医院和社区中心。即便是开展这些人道主义事业，也引起某种犹太人内部关系的紧张。举例说，甚至在纽约西奈山医院的病员有90%是东欧犹太人时，该院仍拒绝聘用东欧犹太人医生。人民教堂(一个犹太教堂)的祈祷自始至终使用希伯来语和德语，意第绪语成了禁忌。当时曾有人写道：在我们高贵的德国犹太人主持的那些慈善机构里，你可以看到漂亮的办公室和写字台，装潢得都很好，但你同时也看到一个个铁青和发怒的面孔，每一个穷汉都被当做犯人来审问，没人瞧得起他们；每个不幸者都感到无地自容，吓得两条腿直打哆嗦，犹如站在一位俄国官员面前一样。
一旦经济状况允许，东欧犹太人就办起自己的慈善机构。该项事业始于19世纪80年代末。其中一家慈善机构宣称：在给穷人施舍钱财和面包时，应当承认大家都是一个始祖的子孙，不应以出生地的不同而人为地画线。
虽然纽约市用“居民区”(德国)犹太人和“闹市区”(俄国)犹太人这两个词把犹太人一分为二，可谓别出心裁，但这种用词所体现出的区分，却普遍存在于各地。在19世纪中期的芝加哥，德国犹太人认为波兰犹太人是“劣等阶层”。一位芝加哥犹太教教士，在呼吁人们为希伯来联合救济协会捐款时，悲叹地说道，芝加哥的犹太人“因家财、智力和社会区分，因褊狭的嫉妒心理，甚至因宗教派系和歧见，而闹得四分五裂”，并诘难世人，难道那些新来的移民“仅仅因为他们在波兰或俄国的土地上首次见到了世界的光明(或黑暗)，就还嫌他们不够穷，或者就配不上称为以色列人吗”？尽管这种呼吁赢得大笔施舍，但捐款的德国犹太人仍然“以怜悯的眼光来看待—当然也怀着善意，但亦夹杂着某种恩赐心理—来自波兰和俄国的同族教友”。像在纽约一样，芝加哥的德国犹太人，也以东欧迁来的犹太人为施舍对象，办起了慈善机构。像在纽约一样，东欧来的犹太人也是牢骚满腹，觉得德国犹太同胞对他们的态度不像话，亦办起了自己的慈善机构。
犹太移民“脸上仍然带着当年在俄国隔离区内被四处追拿时的神色”，很少敢于跨出自己所在的街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他们“缺乏自信心和气度”，常常不敢与陌生人搭讪甚至没胆量和不讲意第绪语的美国犹太人交谈。由于走路不敢抬头(所谓贫民窟的低头弯腰式)，加上那副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模样，他们自然就成了街头小混混捉弄的对象，这些家伙故意奚落他们，骚扰他们，偶尔还拉起他们的长胡子耍着玩。这种任人宰割的行为，激发了德国犹太人对他们的愤慨，责怪他们不争气，让非犹太人认为犹太人都是懦夫。然而，一直在美国的安全环境里飞黄腾达的德国犹太人，从来也没有体验过东欧犹太移民遭到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欺凌，不知个中滋味，而东欧犹太人对当年受到的欺凌至今记忆犹新。
在东欧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之间，长期存在着“种姓般的区分”。例如，1940年在费城，上层犹太阶级“几乎仍然是清一色的德国籍后裔”。在纽约，“居民区”犹太人很少与“闹市区”的犹太人通婚。在芝加哥，俄国犹太人建立了“自己单独的社区生活”。来自各国的犹太人相互间的通婚，“就像集聚区犹太人和外部的非犹太人通婚一样，是极为罕见的”。
社会上有所谓犹太母亲保护子女太过分的说法，实际上这些犹太妇女都是从东欧来的。当初在东欧时，犹太人家的小孩子一旦离开家门，就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了。如果人们知道这一段经历，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母亲总是热切地希望她们的孩子待在自己的身边，抬眼就能看见。在东欧，甚至家住在树林边上的犹太人小孩子也很少去游泳、钓鱼，或到森林里去散步。千百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在美国是一时难以改变的。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随着东欧犹太移民的大批到来，美国也史无前例地形成一股日趋强大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德国犹太人为此而遭到严重打击，他们当中尽管许多人在经济上完全有资格加入内圈的社交俱乐部，住进豪华旅馆，并享受其他利益或荣誉，但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们的同教同胞有那么多人移民来美，而通通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和过去那些招工告示曾写明专要“新教徒”以排斥爱尔兰人一样，现在则写明只要“基督徒”。
【摘要】：在纳粹时代,德意志犹太人的共同体遭到了毁灭,这场毁灭是分三个“清除”阶段来进行的:1933年4月至1938年11月、1938年11月至1941年10月、1941至10月至1945年5月。但无论在哪个阶段,德意志犹太人都仅仅只充当了“被动接受者”的角色,生活在纳粹强制性地安排给他们的生存状况之中。在1933年4月至1938年11月这个第一阶段里,对德意志犹太人的“清除”只意味着一种“社会死亡”。这是因为刚上台不久的纳粹掌权人此时还有更重要的内外目标:在内政上,消灭所有其它政党,建立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统治,完成对全体德意志国民和所有国家机器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在经济上,摆脱经济危机,实现充分就业,发展军备工业;在外交上,挣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重新武装,收复失地,完成对奥地利和苏台德的吞并,占据战略要地,为发动夺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战争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从这三大目标看来,内政目标是与“清除”犹太人的目标相一致的,然而经济目标与外交目标却与“清除”犹太人的目标发生了暂时的矛盾。如就业上的紧迫任务,发展军备生产上的迫切需要,外汇上的严重短缺,外国舆论上的沉重压力,奥林匹克运动会宣传上的需要,世界格局的捉摸不透,所有这些,都使得纳粹掌权人在采取激进反犹措施上有所顾忌,并感到有暂时采取“渐进性迫犹政策”的必要。因此,在这一阶段中,纳粹掌权人力图首先通过诸如1933年4月的《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1935年9月的《纽伦堡法》(Nürnberger Gesetze)之类的种族区别法,从社会上彻底孤立犹太人,来迫使他们离开家园,流亡异域。但是,把犹太人排除出国家公职之外,把他们降为“只具有德意志国籍”而无政治权利的二等公民,在半公共性的自由职业活动中对犹太人进行限制,对犹太中、小企业逐步实行“雅利安化(Ariern)”或“清理”,这些措施看上去就仿佛“完全与德意志保守主义的政治设想一样”,因而在那些具有特别强韧的忍受力的犹太人身上,并没有导致纳粹掌权人所期待的那种大规模流亡。但是,这种“社会死亡”直接涉及到实实在在的经济与物质困境,它不仅在受到威胁的犹太城市工商业、处于夹缝之中的犹太乡村贸易、大多数医生和律师丢掉饭碗上得到了反映,而且也在越来越多的犹太青少年被赶出德国公立学校,越来越多的独立经营者失去生计,越来越多的老人与儿童需要救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准备向外流亡上得到了反映。为应付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死亡”局势,德意志犹太人的各个集团于1933年9月17日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组织“德意志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该机构努力通过自己的“救助与建设中央委员会(Zentralausschu? für Hilfe und Aufbau)”及其下属组织,承担起“犹太教育”、保障犹太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联合、为向外移居做准备这三大繁重的任务。尽管在这个“全国代表机构”的屋檐下,德意志犹太人仍然分属于不同的集团,彼此之间也从不缺乏生硬的争论,但是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它们相互之间的理智合作仍然得到了加强。这种“社会死亡”同时也意味着犹太人被赶进一个“文化隔都(Kulturelles Getto)”之中。纳粹当局在将犹太艺术家、音乐家、画家、雕塑家等文化艺术自由职业者分阶段地排除在德意志文化之外的同时,又害怕他们会变成犹太文化无产者,从而成为国家救济部门的累赘,因而采取了一种对犹太文化自由职业者的临时政策。这种政策只允许他们在德意志犹太人共同体内部从事文化自由职业,并通过一个“德意志犹太人文化联盟((Kulturbund Deutscher Juden))”的机构来实行自我管理。但是,随着《纽伦堡法》颁布后实施的种族划分,犹太人已被重新赶回到“精神和文化隔都”的老路上去了,因而在犹太人内部导致了对犹太教传统价值观、犹太精神文化成就的重新思考。与此同时,过去出于经济、就业上的原因还暂时受到帝国经济部保护的犹太出版商、书商这样的文化经济自由职业者,也在1937年被逐出德意志出版业,并被强令纳入“犹太书业(jüdschen Buchhandel)”的组织之中。帝国文化当局规定他们只能在犹太顾客圈子的范围内从事他们的职业活动,只能出版经过审查的犹太文化书籍,因此“犹太书业”已经变成了一种“隔都书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早就打有同化失败标记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us)思潮,开始在德意志犹太人的文化精神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整个德意志犹太人共同体的路线方针。这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德意志犹太共同体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正是纳粹掌权人希望看到的。这是因为,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是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他自身种族主义合法性的反证的,甚至认为迎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能促进他们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因此,自上台以来,纳粹掌权人一直想利用不断升级的排犹措施,力图将尽可能多的德意志犹太人赶向巴勒斯坦。在1933年5月10日的“焚书运动”(Bücherverbrennungen)烧掉了所有进步的犹太思想家的书籍之后,纳粹当局仍然允许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的书籍出版,甚至还允许反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就的《希望之乡》之类的电影在全德国公演,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时期巴勒斯坦会成为德意志犹太人的主要移居地的重要原因。在1938年11月至1941年10月这个第二阶段里,对德意志犹太人的“清除”意味着一种“精神死亡”。在纳粹掌权人看来,要想在精神上摧毁德意志犹太人,就必须首先歼灭他们的经济存在,取缔他们的自治组织,并将他们作为“外来的异类”尽快地赶出国境线。因此,对于还未能离境的犹太人,纳粹则采取剥夺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实行“强制劳动”,佩带耻辱性的犹太标记“黄色六角星”徽章的方法,以达到从精神上彻底摧跨犹太人的目的。尽管这个“激进性的反犹政策阶段”开始于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然而,它的预备性条件则是在此前就准备好了的。在第一阶段里,犹太人的经济与职业生活虽已日益恶化、但还勉强能够维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希特勒政府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权还一直掌握在右翼保守派理论家,如施密特(Kurt Schmitt)、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等人的手上的。这些右翼保守派经济理论家们尽管在为希特勒建立“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方面出过大力,但都主张“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经济原则”来发展经济和军备生产。由于他们考虑到犹太工商企业在德意志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尤其是在吸纳失业劳动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在社会上的反犹措施步步升级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主张推行“在经济领域中没有犹太人问题”的方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冲锋队势力对犹太大企业的猛烈冲击,使犹太人不致立即就被从经济和职业生活中全面扫除出去。但是到1937年以后,纳粹德国已实现了充分就业,并开始通过《四年计划》的实施向全面战争经济过渡,沙赫特坚持的“经济原则”与希特勒坚持的“政治原则”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沙赫特的下台,纳粹党内的激进派人物丰克(Walter Funk)取代了他在帝国经济部和帝国银行中的领导岗位。在充分就业,甚至劳动力开始发生短缺的情况下,犹太人在吸纳失业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不仅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反而是“有害的”了。因此,纳粹当局现在打算通过迅速剥夺犹太人的全部财产的方法来资助战争经济了。早在1938年4月,纳粹当局便开始通过强迫犹太人进行财产登记、取消分配给犹太企业的公共定单,将他们赶出交易所,实行职业禁令等一系列措施,来为这场经济歼灭战做准备了。在顺利吞并了奥地利、苏台德,并野蛮处置了那里的犹太人问题而没有引起世界舆论强烈反应的情况下,纳粹掌权人便将1938年11月7日发生在巴黎的犹太青年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ünspans)刺杀德国大使馆参赞恩斯特·冯姆·拉特(Ernst vom Rath)的事件当作一份及时的礼物来接受,并通过11月9日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事件来达到从经济上歼灭犹太人的目的。在强迫犹太人缴纳11亿帝国马克的“犹太赎罪费”后,又通过12月3日颁布的《关于出售犹太人财产的条令》(Verordnungüber den Einsatz des jüdischen Vermgens ),开始了一场对犹太企业的快速“雅利安化”的进程。在强迫犹太人将自己所有的工商企业、地产、有价证券、珠宝首饰和艺术品都变卖掉后,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犹太人群体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犹太人群体。这场人为的犹太贫困化的意义远远没有停留在它物质基础的层面上,它同时也使德意志犹太人痛苦地意识到自身作为有着千年经商传统的“商业民族”的死亡,无论是作为物质上的、还是作为精神上的“商业民族”的死亡。对犹太人经济存在的彻底铲除,同时也带来了德意志犹太人所有自我组织的末日。德意志犹太人的最高自治组织“德意志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迅速被“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所取代。这种组织体系上的变化有着极为明显的“精神死亡”特征,它与前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它们是由盖世太保直接指派、并受其严密监控,而且更在于一种名称上意味深长的变化:从“deutschen Juden(德意志犹太人)”到“Juden in Deutschland(在德国中的犹太人)”的变化表明,在纳粹掌权人的眼睛里,再也不存在什么“德意志犹太人”了,只有还“在德国中的犹太人”!当“德意志犹太人”这个称谓消失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必须立即将这些“外来的异类”赶出国境线。这就是为什么当德意志犹太人的自我组织消失掉后会出现纳粹统治时代最大的一次移民潮的深层次原因,它只可能发生在德意志犹太人被强制性地与“德意志”这个文化概念彻底分离的时刻。短短10个月内,流亡出逃的德意志犹太人就高达115000人之多,这是因为在犹太人心目中,“德意志”这个他们曾生活了70多代人的精神家乡已经再也不存在了!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在德国中的犹太人”出逃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还留在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群丧失任何社会权利、失去任何行动自由、生活一贫如洗、人口迅速老化并大量死亡、拥挤在狭小“隔都(Getto)”中的人。大多数家庭都妻离子散并分散在外国,少数身强力壮者还得承担“强制劳动”的沉重义务。这种“强制劳动”只不过是让这些已被判处了“精神死刑”的人苟延残喘几天罢了。换句话说,这种“强制劳动”本身就意味着死亡。而当他们在1941年9月被迫带上耻辱性的犹太标记“黄色六角星”徽章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了“行尸走肉”。在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并迅速取得初期胜利后,1941年10月23日纳粹当局颁布的《战争期间的移民禁令》(Emigrationsverbot für
die Dauer des Krieges),标志着“清除”德意志犹太人第三阶段的来临。这场“清除”已经走过了“社会死亡”、“精神死亡”的阶段到达了“肉体死亡”的终点。这种“清除”政策上的阶段性的变化丝毫不意味着纳粹掌权人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什么变化,在统治区域内尽快地“清除”犹太人,始终都是他们不断追求的目标,只不过,由于战争初期的胜利以及迅速扩张的势力范围,纳粹掌权人此时面临的“犹太人问题”已不再是过去50万的德意志犹太人问题了,而是400万、最后是600万以上的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了。在与整个文明世界战争的情况下,纳粹掌权人断定,用驱逐的方法已经不可能解决这种规模的犹太人问题了,因此,他们在“疯狂性的灭犹政策”中走向了屠杀所有欧洲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的悲剧比犹太民族的这场悲剧更加惨烈的了。因为这场具有逻辑连贯性的毁灭行动,不仅带来了德意志犹太人共同体的毁灭,而且也同时带来了整个欧洲的,无论是西欧犹太人的共同体、还是东欧犹太人的共同体的毁灭。
从上面两本材料来看,德国来的犹太人是美国犹太人中的主要富人集团.也是支持以色列的经费来源.在美犹太人在宣传上和金融上占有极大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