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的人和事(2)一个女大学生的沉沦(上)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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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大学生的沉沦   

 

                           1              

 

我这位同学的名字叫徐婉丽,她高高的个子,如月亮一般的圆脸盘,漂亮的脸上常常挂着微笑,即使在艺术院校里,她的容貌和气质也应该算相当出类拔萃。当时在大学校园里,我虽然没有暗恋她,但也禁不住想,法国作家莫泊桑说过,女人的美丽和聪明就是她们的出身,温柔的性情和娇媚的姿容,就是她们的资本。尽管当时毛泽东的阶级论弥漫于整个社会,干什么都讲究出身和成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物找老婆,却往往不像人事干部那样头脑僵化,他们更看重的是女人的姿容和教养。所以我心想,徐婉丽将来不是高干的妻子,就是个将帅夫人,前途不可限量。

徐婉丽比我们高一班,是戏文系64届的毕业生,早我一年走出校门,应该算我的师姐。不知学校是不是有意惩罚她,还是由于其它什么原因,先我一年把她分到贵州。我这样说,主要是按当时校方的分配原则,出身好表现好的分到一流的大城市和好单位;表现一般的分到一般省份;只有表现差的,才分到比较贫穷落后和比较艰苦的地方,说是去“锻炼锻炼”,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对于徐婉丽的分配,我一直感到有些困惑不解。

当然,我那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书生意气十足,天真地认为,一个大学生分到什么地方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他或她是否有事业心。所以,我在这里所谓“惩罚”主要是指,从徐婉丽来看,她在学校里虽然政治上不红,学习不够刻苦,有点贪玩,但似乎也没听说她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她的家庭出身应该说没什么问题:母亲是中学教师,父亲是大学老师。虽算不上革命家庭,但总不是地富反坏右吧。另外,在校期间,记忆中我虽然没和她讲过话,更谈不上有什么交往,但看她与同学交谈时那神情笑貌,觉得她为人还随和,没有漂亮女人的那种矜持和傲慢,更不像随便得罪什么人那种角色。还有,印象中,经常见她和另一个叫孙晓薇的同班女同学往外面跑,说是去电影学院听课。在大学里,课后的时间,只要不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按说这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因此,把她分到贵州,有点难以理解。

另外,说对她的惩罚,最明显的是把她和她的男朋友吴光亮,一个分到黑龙江,一个分到贵州,就是说,让他们俩成为中国大地上的牛郎和织女。因为就我所知,我们学校对在校有恋爱关系的同学,在毕业分配时,一般都给予照顾。比如我们班的高林森,在校期间他和表演系常如玉好,确定了恋爱关系,64年常如玉毕业分到银川,65年高林森毕业分配时,为了照顾他和女友的关系,就也分他到银川。这种例子,似乎不少。但为什么对徐婉丽和她的男朋友吴光亮就没照顾呢?后来听说,学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对于毕业前突击恋爱的人,学校在分配上,就坚决不照顾。而徐婉丽和吴光亮的恋爱,恰恰是犯了这条禁忌。

可是,仔细一想,学校对徐婉丽和吴光亮的分配不仅没照顾,而且还有惩罚的意味。你想,系领导要不是有意拆散他们,为何让他们一个天南,一个地北,相距上万里?显然,这是明摆着的事,再傻也看得出来。现在想来,系领导这种做法,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应该说有点缺德。

后来我又考虑,莫非他们两个都有什么违规违纪之处?或者有伤风败俗不检点的地方?当时领导什么都保密,这些我们一般人就不清楚了……

至于对她临毕业开始热恋的吴光亮,我也所知甚少。只知道吴光亮和徐婉丽的确是在毕业前才好得形影不离,至于他们为什么同窗五年,到临毕业前,才互相吸引,双双坠入情网,这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我们局外人只知道,吴光亮是她的同班同学,从外貌来看,吴光亮算得上一表人才,那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档服装店里木质做的男模特,可惜他个子应该再高些,这样和徐婉丽走在一起,两个人就更般配了。当然,我这是俗人之见,真正的爱情,那里会讲究这些。还有一点,记得吴光亮曾经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内容是和郭沫若商榷,具体商榷什么内容没印象了。我当时觉得他敢于向权威挑战,勇气可佳;但在黑板报上和郭沫若商榷,就有点可笑,发表在正式报刊杂志上,那才算有本事。

64年,徐婉丽到了贵州,在人事局招待所等待分配期间,她和吴光亮两个人,虽然相距近万里,但他们仍然藕断丝连,情意缠绵。那时通讯不发达,他们除了书信外,还不断用电报互通声气。两个人在爱情力量的推动下,在等待分配期间,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一个从黑龙江,一个从贵州,双双起程到北京幽会。他们在北京究竟呆多长时间,如何海誓山盟,如何生离死别,外人自然不清楚。只知道贵州人事局发现徐婉丽失踪了,在招待所找不到她了,这自然很让人事局的负责人伤脑筋。等徐婉丽回到贵阳,她听说人事局到处找她,就赶紧登门去找人事局管分配的头头。在那里,她除了挨一顿批以外,还接到分她到远离省会的黔南州歌舞团的通知。黔南州歌舞团所在地叫都匀,离省会贵阳乘火车是四个多小时。

就我所知,从北京或上海艺术院校分来的大学毕业生,通常多留在省会贵阳,然后分到省级各所属文艺单位。仔细想,道理很简单,北京也好,上海也好,终究是我国一流大城市,在这些大城市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能来到贵州这个偏僻落后的省份,已经不容易,特别是那些名牌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在这里应该说是比较稀少的人才,所以把他们留在省会,自然可以理解。

那么,为什么偏偏把徐婉丽分下去呢?事情非常清楚,一个是人事局管分配的领导看了她的档案材料,那些档案材料自然对她的使用不太有利;另一个就是徐婉丽在等待分配期间不假而走,这肯定是犯忌的事。试想,如果一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在贵州突然失踪,人事局好不好交代?在当时那种时代环境里,各部门的领导都像非常严厉的家长,她的做法自然有些出格,当时最准确的定性叫无组织无纪律,这肯定是无法允许的。据说还给了她一个警告处分,然后把她分到更偏僻更艰苦的都匀。

如果说,徐婉丽在当时能够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就读,而且五年大学生活基本上一帆风顺,应该说是一种幸运的话;那么,从毕业分配开始,她的命运就开始出现了逆转,不幸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的生活。

 

2

  

 60年代,大学毕业生不像现在这样,自己走出学校大门可以自己选择职业,那时候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律由组织分配,分到什么地方,你就去什么地方,分到什么单位,你就去什么单位。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徐婉丽尽管心里不情愿,也不得不起程到都匀去报到。

到了都匀,只见城市比贵阳更小,更土气,到处是陈旧的平房,到处是黄泥土路,只有寥寥几栋楼房矗立在城边的山坡上,那是州政府等少数党政机关的办公所在地。从城东走到城西要不了半个小时,平日路上来往行人稀少,更很少有汽车。只有到了赶场天,街上才人来人往,有些生气。从人们的衣着打扮不难看出,这里的农民也好,市民也好,与其说他们过着古朴的生活,不如说他们过着贫穷的日子。从首都北京来的徐婉丽不知道,头几年的大饥荒,贵州也是重灾区之一,这里饿死的人像安徽和四川一样,成千上万,能活过来的农民,都算是死里逃生得辛存者。

徐婉丽到了这个小城,曾经轰动那里的文艺界:人们从没见过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分到这里,加之这里的男男女女个子都不高,高大漂亮而风度翩翩的徐婉丽,就像遥远的大城市飞来的一只凤凰,落在这个贫穷而又落后的小城,因此她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人们听她说还没对象,于是,有些颇有身份的单身汉开始打她的主意,向她大献殷勤。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不到半年,徐婉丽的肚子渐渐大起来,人们才知道她说没男朋友,不是真话。原来他在人事局招待所等待分配期间,开始不仅和吴光亮在北京幽会,后来还和一个名叫黎树魁的关系密切。

这位黎树魁是四川音院的63届毕业生,学的专业是吹园号,分在交际处的军乐队。交际处是个什么单位呢?实际上就是专门接待中央首长和高干的高级宾馆,考虑这个高级宾馆经常有送往迎来的任务,于是就搞了一个军乐队的编制。在这种单位工作,平日自然没什么事情可做,每天练练号,其它时间基本是自己支配。

一天,黎树魁去人事局招待所看望川音刚分来的同学,在招待所见到了待分配的徐婉丽,被徐婉丽的姿容和风度所迷倒,于是每天都去招待所,找个机会认识了徐婉丽。从此,他每天就到招待所上班,开始是找徐婉丽聊天,慢慢则请她吃饭,对她总是一脸灿烂的笑……而徐婉丽有个缺点,就是对男人的殷勤,往往是来者不拒,一律笑纳。

  说起来,黎树魁应该说是个非常精明的四川人,他嘴巴很会讲,善于察言观色,更善于见风转舵,追求女人自然更具有搞音乐的那种像火一样的热烈激情,徐婉丽哪里经得起如此猛烈的进攻,很快就和他上了床。徐婉丽有了身孕以后,黎树魁觉得自己在情场上已经胜利在望,十拿九稳,心中肯定暗喜不已。估计徐婉丽一定另有想法,因为黎树魁的先天条件有些让人扫兴:矮瘦矮瘦的个子,黑黑的皮肤,小小的眼睛,与徐婉丽站在一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般配。虽然人们常说“郎才女貌”,可是黎树魁毕竟不是她心目中的他,但肚子又怀上他的孩子,不和他结婚,又去和谁结?显然,年纪已经老大不小的徐婉丽,在婚姻问题上,已经山穷水尽,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那么,对于黎树魁来说,找到徐婉丽,和她结为夫妻,自然感到很满意,甚至是很得意。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情场上是胜利者,通过短促突击,速战速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中戏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这不是他的一种运气和福气吗?所以,和徐婉丽结婚后,幸福的笑容一直挂在他的脸上,眼镜后面的两只小眼,经常笑得眯成两条缝。至于徐婉丽心里是否感到幸福,别人就不清楚了。

当时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阶段已经过去,多数人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精力开始放到老婆孩子身上。文艺团体许多没有演出任务的人员,开始放羊,大家各奔东西。徐婉丽有了身孕以后,和黎树魁办了结婚手续,她对造反也没什么兴趣,在都匀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便来到省城贵阳,长期住在交际处的职工宿舍里。

一次,我去看望他们夫妇,他们住在省政府旁,靠近山脚一栋很简陋的两层楼的宿舍里这种楼是为单身汉修的,没有厨房,要烧火做饭,只好在楼道里,北京光这种楼叫“筒子楼”。敲门进去,发现只有徐婉丽一个人在家,手里拿着一只香烟,脸色十分难看。一问,才知道她和黎树魁吵架闹矛盾了,看样子,黎树魁似乎动手打了她,因为她脸上太阳穴处还隐隐有点发青。

“怎么了,徐婉丽?这是和谁生气?”

“还能和谁?我真是瞎了眼,找来找去,找到黎树魁这个混蛋!”徐婉丽气愤地说,手里的烟已经忘了抽。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闹?”

“为什么?还不是家庭琐事。”她不愿意谈具体原因,只是说:“没结婚前,他追我,就像孙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结了婚,他的伪装就脱了,本来面貌就露出来了,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整天不管家,往外跑,去干什么?去镇压411,保卫红色政权。你说可笑不可笑。他身上还带一把匕首,去搞武斗,去抓人,就像上海滩上的流氓打手一样。我让他少往外面跑,他说我不关心国家大事。你说气不气人?!”

当然,徐婉丽爱面子,没提黎树魁动手打她的事,直到后来,她才说黎树魁喜欢动手打人。我当时感到不理解的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夫妻吵架时,怎么会轻易动手打人?另外,一个已经当了父亲的人,怎么还有兴趣去参加武斗?

不过,黎树魁虽然和徐婉丽吵架动手,但为了和徐婉丽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干校匆匆结束所谓斗批改,进行干部分配时,黎树魁还是不惜放弃留在省城的机会,主动要求调到都匀去。一个搞西洋乐器的大学生,在都匀能干什么呢?组织部门煞费苦心,最后把他安排到一家化肥厂去搞工会工作。在都匀,他们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叫庆大,女孩叫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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