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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后林彪如何抓住时机打好政治仗
最新文章人民网 [微博] 张晖2013-11-08 07:40
1962年9月底袁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在广州举行。图为与会成员合影。左起：罗瑞卿、陈毅、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林彪、陶铸、贺龙、叶剑英、罗荣桓
从1958年5月到1968年3月，军内“地震”频仍，被批评、批判、降职、撤职乃至批斗的军队高级领导人一批又一批，军内连年“异动”，“震级”之高、“震动”之烈，令人目瞪口呆。
林彪以军队为“领地”，“突出政治”、个人崇拜、打击异己，三箭齐发，成为中国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
从1958年到1968年，林彪在短短的十年间，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此时的林彪，在党政军内均任要职，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排名第六(1958年5月)，在军内上升为仅次于毛泽东的排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1959年9月），军内的地位与作用极为突出。在实现“登顶”的进程中，林彪以军队为“领地”，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频频出手，大造声势，“突出政治”、个人崇拜、打击异己，三箭齐发，成为中国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并终于在1966年8月取代刘少奇，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
在这个进程中，林彪用一系列连续的“大动作”，在军内、党内，甚至在国内炸响。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在林彪的“力促”下，将“反教条主义”作为主要议题。林彪批评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粟裕：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
1959年庐山会议进程过半，当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还是从批评的角度“拯救”彭德怀时，在“病中”被请上山的林彪一到会就语出惊人，给批彭定性，怒斥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第一个出来为即将召开的八中全会批彭定调子的，是林彪。”而夸赞彭德怀生活节俭，缺点是“有股傲气”的朱德，则被毛泽东批为“隔靴搔痒”。
195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整版发表林彪的《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一文。该文有所指地说：“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那些“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这是林彪刚刚当上国防部长，便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身份发表的第一篇重头文章，亦有人称这是林彪“最具有关键性、政策性和斗争性的作品”。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是反总路线并与他对抗的，而他所选定的林彪这名国防部长甫一上任，就旗帜鲜明拥护总路线、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大旗，与彭的质疑截然不同。
在其后几年间，在“突出政治”的幌子下，林彪一系列新奇、新颖的术语和口号连番推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由军内而及于全国。这里有“走捷径”（林说马列著作是低级的，毛主席著作是高级的，学习毛著，这是捷径），“背警句”（学毛著，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四个第一”（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十字方针”（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提出了“顶峰论”（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和“三八作风”（将毛泽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概括成“三八作风”）；倡导“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在《解放军报》报头刊登毛主席语录，并编辑成册发行。
在196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将矛头对准“不紧跟”自己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并以谭政工作“偏离方向”为由，高调痛批。
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党内高层对几年来的灾难痛定思痛，沉浸在探讨、反思、求索、自责与问责上。围绕分散与集中问题，是“大跃进”还是大跃退，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一向谦虚的周恩来很是自责；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则在错误与成绩是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天灾与人祸是七三开还是三七开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则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
此时，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审时度势”，于1月29日石破天惊地发了一通言，一口气儿讲了三个多小时，不仅其侃侃而谈的长篇大论令与会的7000人刮目相看，其谈吐间的“精辟”词句，同样令人“耳目一新”，什么“学费说”“干扰说”“八九不离十说”，三说五说之后，就点到了核心：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时，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受到很大干扰时，事情就要出毛病。“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这个发言，正合毛泽东心意，说林彪这篇讲话“很好、很有分量”。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政治局众常委中，林彪“力挺”“力捧”的发言，不仅一语中的，而且很有分量。七千人大会，中央政治局各常委都讲了话，毛泽东唯独表扬了林彪的发言。在中央领导人的工作中，林彪在军队的做法，连续受到毛泽东的赞誉。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从头版开始，接着第二、第三、第四版，用三个半版面隆重刊登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这种“造势”，在那个年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极为罕见。而此时，毛泽东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语气日益升温，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不和已在中央会议上表面化。
1965年12月、1968年3月，罗瑞卿、杨成武两任总参谋长，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突然撤职、查办，失去自由。在罗瑞卿被撤职的同时，贺龙亦被剥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一年后，贺龙也被打倒。
有学者指出，林彪“最喜欢神秘化自己来突出自己”，“若干年来，他都喜欢躲藏在幕后，不愿多走出前台。可是，他在应当表现之时却决不会放过”。
上述场合，林彪确实是找准并抓住了机会，没有放过。
林彪的提法与主张，让总参、总政的元帅、大将们难以理解，难以接受
新中国成立之初，林彪基本上是处于“半休眠”状态，连1955年9月毛泽东颁授元帅军衔、命令状这种一生只有一次的隆重时刻，也未出席。而他的“病体”并未严重到“卧床不起、闭门不出”的地步。
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林彪高调亮相。然而，自9月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林彪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以一个赫赫有名、打遍半个中国的军事家所具有的魄力，在军事领域和军队工作中大刀阔斧地施展一番。
主持军委工作后，林彪在军事工作中虽然“作为”不大，但是，在政治工作上倒是“出手不凡”“别出心裁”，投入的精力、开展的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毛泽东十分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精神层面的作用，提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对阶级、阶级斗争、上层建筑、政治领域尤为关注。顺着这个方向，林彪就在上层建筑领域重拳出击，在“突出政治”上大做文章：“走捷径”“背警句”“登语录”“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等，纷纷出台。
林彪点子极多，花样百出，不愧头脑灵活，嗅觉灵敏，有常人所不及的“奇思妙想”，有军事家删繁就简、一击致命的特点，其语言的凝练，往往也是一语中的。打军事仗，林彪灵活诡异、成竹在胸，自有别样的风格与样式；打政治仗，同样不落窠臼，不循常规，在适当的时机、关键的场合说出与众不同、别有深意之语。
“林彪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氛，被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是一股扑面而来的新风”，“林彪就是这样带着浑身熠熠的光彩，以一种原来鲜为人知的语言，在当时全党沉浸于其中的灰暗环境中独树一帜，成功而迅速地塑造了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高大形象”，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更成为林彪传遍全国、植根于人心的四句话。他那颇具张力的草书，使人们对“林氏书法”亦是“赞誉有加”。一时间，军队内充溢着浓烈的不正常的政治气氛。罗荣桓、谭政两任总政治部主任都难以接受这种反常的政治氛围，对这种说教式的、空洞的、非理性的政治口号相当抵触。总参谋长罗瑞卿同样亦认为有些提法确实不妥，难以解释亦难以理解。
谭政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毛主席著作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单靠“背警句”就能掌握？“三八作风”的提法很不科学、很不准确，要斟酌，还有个“三八”妇女节呢，二者容易混淆。谭政鲜明地提出“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尤为注重干部战士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并号召全军部队要加强科学文化的学习，全军干部争取在10年内在专业知识方面达到大专教育水平。为此，1959年1月谭政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
罗荣桓则对林彪的“三十字方针”有异议，认为：“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找答案？”罗荣桓特别强调对毛著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毛著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要以党史为线索学习毛著，即采取“一条线”的学习方法。对“顶峰论”，罗荣桓亦不赞同，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对“背警句”，罗荣桓认为“背诵的办法可以把毛泽东著作教条化”，“只喊口号不行，不能各取所需”。罗荣桓还提醒“要防止借宣传毛主席来突出自己”。
罗瑞卿对林彪的某些提法也提出了异议。罗说政治挂帅不是空头的，是有具体内容的，政治也不能乱冲击一气。罗瑞卿对林彪的“顶峰论”“最高最活”等提法亦有异议，认为“顶峰”的提法不科学，到了顶峰了，难道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但总体上说，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还是密切的，罗瑞卿对林彪的一些做法亦是“不无欣赏”的。罗瑞卿就认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比自己高明”，对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不无欣赏”，还“把林彪的这一套做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很大的喜悦”。
毛泽东对林彪这一连串的讲话、提法、做法是肯定的、欣赏的，赞扬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在一封信中，毛泽东还有这样的赞语：“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论化，也更加具体化了。”要知道，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时，毛泽东是有所不满的。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道：“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现在，毛泽东则表扬林彪：“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作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部队建设的很好措施”，并特别肯定“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过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个创造，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196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乘胜前进》的元旦社论中，号召全国人民应当学习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2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于是，一场全国学解放军的热潮由此开始。
有了毛泽东的肯定与支持，林彪在军内自然是有恃无恐。自从排挤、打倒了萧克、李达、粟裕、彭德怀、黄克诚等一批军队高级领导人后，林彪对军内提出质疑的两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谭政，对“封锁”自己的两任总参谋长罗瑞卿、杨成武，或降职（谭政），或贬斥（罗荣桓），或撤职（罗瑞卿、杨成武），对1963年9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也一同打倒。
“二罗与谭杨”，本是林彪的搭档与下属，却成为其首先要攻击的对象
“二罗与谭杨”，在与林彪的关系上，既是林之下军委总部（总参、总政）最重要的领导人，是全军军事、政治工作两大统率机关主将，又是战争年代与林彪从红一军团、抗大或四野，一同征战、打拼的战友与部属。他们与林彪的关系是直接的（上下级）、密切的（有历史渊源）、熟稔的（罗荣桓任过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四野政委；谭政任过红四军军委秘书长，红一军团师政委，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过红四军师政委，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抗大教育长、副校长；杨成武在红四军、红一军团任过团级、师级的政委，在一一五师任独立团团长。他们四人任职期间，林彪均是顶头上司）。他们在战争年代的配合也堪称典范。毛泽东就曾称赞罗荣桓与林彪的合作，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整谭”“倒罗（瑞卿）”
林彪原本以为，在自己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作为最为了解与信任的同事与部属，“二罗与谭杨”分掌总参、总政两大部门，应能成为自己号令全军的重要帮手，可是，他却打错了算盘。林彪或许没有想到正是“二罗一谭”首先成为质疑、抵制自己主张、做法的人。这三人对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的提法、主张，大胆提出了异议，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某种抵制，并态度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谭政号召全军指战员积极开展科学文化教育，罗荣桓提出要联系中国共产党历史系统、完整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罗瑞卿则积极推动全军大比武运动的开展。
20世纪60年代初期，高举“突出政治”大旗、大造个人崇拜声势的林彪，是不容许军内有“异样”声音的，更不能容忍大权旁落的“越级”之举。“整谭”“倒罗”，也就成为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首先采取的重大步骤。
在“整谭”“倒罗”的过程中，对谭、罗的指控虽然都提到了谭、罗二人反林彪的“罪名”（指责谭政“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指责罗瑞卿封锁、反对林彪，“越级”“伸手要权”等），但要以此来打倒谭、罗，还不足以有说服力，分量也不够，只有提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层面上，二人的“反党”甚至“篡军”（指罗）的罪名才自然成立。于是，就有了谭政“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也就有了对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控。罗瑞卿对“最高最活”“顶峰论”的异议成为了证据，罗提倡全军学习30本马恩列斯著作（由陈伯达帮助开列，毛泽东审定），更成为其反对和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196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10月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对揭批谭政及其“反党宗派集团”定了调。最终，谭政被指责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和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一起结成了“反党宗派集团”。谭政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主任职务，被降职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姜、白、欧阳四人或被降职，或被调离总政治部。1964年，谭政亦被赶出军队，调到福建，成为排在第五位的副省长。
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发起对谭政的攻击，并于会后将谭政降职，罗荣桓对此甚感愕然：自己提名推荐的总政治部主任，林彪不通气、不打招呼就突然拿掉，罗荣桓不解。他说：“他（指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整谭”是突然一击，“倒罗”同样如出一辙。和谭政、罗荣桓略有不同的是，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更多的是在于原本把罗当作“自己人”的林彪更在乎这位手下大将、军委日常工作的总执行人种种“越级”的表现：中印边界自卫作战，罗瑞卿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负责；中缅勘界警卫作战、打击台湾国民党军窜扰大陆和中央专委组织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又受周恩来指导；取消军衔，直接听命于毛泽东；大比武的组织，又向贺龙报告，与叶剑英联手……凡此种种，使林彪有“闲云野鹤”、被“冷落”的感觉。
虽然林彪曾表示自己身体不好，不能过问军委的事，让一线的同志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总部挡，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情直接报告主席、中央”，虽然毛泽东也曾多次告诉罗瑞卿，要多向贺龙请示工作，但罗瑞卿真如毛泽东、林彪所说许多事情“就近”请示了贺龙，或直接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后，这种“疏远”与“跨越”之举，林彪绝对是耿耿于怀。“谁个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或者虽然并没有这样做而被林彪怀疑这样做了，谁个就要倒霉。后来贺龙、罗瑞卿等被整，无不与此有关。”不管林彪是否有病，在不在北京，在他看来都“要加强通气”。
然而，耿直的罗瑞卿忠实遵行了毛泽东的嘱咐，按照林彪的指示“放手工作”，尽量不打扰“病中”的林彪，却被林彪认定“不紧跟”，视为“异类”，而决意要清除之。在军委办事组（办公会议），林彪是决意要用“自己人”的（以后“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即如是）。林彪是不容许部属大捧、大跟别人的，即便是“紧跟”毛泽东也不行。
林彪出事后，毛泽东发现林彪如此用人，批评这是“跟人不跟党”。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说：林彪“要的是父亲对他的绝对服从，而绝不能掺杂另外任何别的因素”。
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使叶群等人对罗瑞卿突然发难，指责罗为“野心家”“阴谋家”，罗被定性为“篡军反党”，连“降职”的待遇都没有，被“一撸到底”“净身出户”，打入十八层地狱。罗荣桓能逃过一劫，是当时林彪想整他的时机尚不成熟，且罗荣桓身体又不好，逝世亦早（1963年12月16日）。但在“文革”爆发后，林彪、叶群还是没有放过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称她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而将其软禁，林月琴的弟弟亦被迫害致死。
“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林彪这句话为其与罗荣桓多年的搭档关系画上了句号。
军内的三个人，罗荣桓去世，谭、罗两位大将在“文革”中惨遭批斗。谭、罗二人被关押，一个八年，一个七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巧合的是，谭、罗都曾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教导队什坊院，在院内与彭德怀、黄克诚二人“毗邻”。
罢免杨成武
“二罗与谭杨”中的杨成武，在林彪整罗瑞卿之时，是极受林彪信任的，因此，杨也由第一副总参谋长取代罗而为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红军时期是林彪手下红四团的团政委（团长耿飚），抗战时期是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激战湘江、突破乌江、飞夺泸定桥和平型关大战，杨成武都是作为林彪手下一员骁将，率部征战。1936年，杨成武出任师长，林彪专门与杨有过一次长谈。随后，杨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一文，在军内颇有影响。1952年杨成武由朝鲜战场回国后，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还兼过防空军司令员。1958年后任常务副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后又任军委副秘书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代总参谋长，一个时期内深受林彪信任，是林十分属望的罗瑞卿的接班人。1965年林彪冷落罗瑞卿，对前去汇报的杨成武总是来者不拒，而往往以种种理由拒绝罗的造访。
然而，林彪对杨成武的“热度”仅仅维持了不过两年，就彻底失望了。林彪是要在老部下中找一个“贴心的忠诚者”来为他在军委“值班”。但他发现，杨成武不是，原因是杨也不与自己“过心”。
从几件事的考察中，林彪确定杨成武不是“自己人”。原因至少有三：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毛泽东要杨单独向周恩来一人转告处理王力、关锋意见，杨照办，没有先向林报告；林彪出面要杨出具叶群历史清白的证明，杨婉拒；“文革”开始后，杨陪同毛泽东视察外地，未将毛谈话内容“如实汇报”。
杨成武说：林彪这个人疑心特别大，我跟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期间，他总怀疑毛泽东会说他一些什么话（毛确实有含蓄批评林的言辞），又怀疑我在毛泽东面前讲了他什么话。林彪“到处散布说：‘杨成武从上海回来以后骄傲了，目中无人了，看不起我了’”，“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
1965年秋，林彪决意“拿掉”罗瑞卿时，也有如是说法：“1960年，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林彪罢免杨成武，与解决谭政、罗瑞卿颇有些相似：先将要“拿掉”的人及其“理由”报告毛泽东，在毛“两者必择其一”表态同意后，林立即行动，同时宣布“罪名”、解职查办，被处理者根本没有思想准备，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谭政就在1960年9、10月间的军委、总政会议上，被整得“神魂颠倒，蒙头转向”；罗瑞卿在上海，则是“背对背”，连“露脸”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申辩；杨成武在家中睡觉，半夜就被突然而至的全副武装军人押走，在林彪宣读中央决定后，根本不容杨要“说几句”，即把他押上飞机，赶出北京。
对于谭政、罗瑞卿、杨成武来说，如果说有相似的，那就是毛泽东总是在“两者必择其一”时，站到了林彪一边。“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1974年被释放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至于林彪死后，毛泽东谈到这些事例（包括当年批“二月逆流”）时，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作点自我批评呢”，“所谓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据杨成武回忆，自己平反后回到北京，毛泽东握着两个拳头摆来摆去对他讲：“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代总长，两者必择其一，让我怎么办呢？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这个副统帅，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呀！”
杨成武曾说，林彪“是极聪明的”，他“可以算作是一位‘常胜将军’。在战场上，搞‘突然袭击’是他惯用的战术；在政治斗争中，在权势争夺中，也是他惯用的伎俩”。“他不仅是一位‘常胜将军’，还是一位‘常胜政客’”，“他的每次‘逼宫’，选择的时机都恰到好处，使用的力度也恰到好处，所以他取胜了”。
林彪一连串的“组合拳”让人感到惊异与惊悚
应该说，在“文革”发动前后的几年间，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林彪是比较准确地摸准毛泽东脉搏的一个。毛泽东注重政治、阶级、精神层面，林彪就围绕这些大做文章，提出“政治挂帅”“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毛泽东强调斗争，林彪就狠批彭德怀，别人还在“隔靴搔痒”，林彪就把“野心家”“阴谋家”的帽子扣到了彭德怀头上；别人还在算“七三开”与“三七开”、“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账时，林彪的“学费说”“八九不离十说”……隐然突出了“圣者无责、常人有错”，毛泽东超然世外的形象。
也是在“突出政治”、阶级斗争、个人崇拜的幌子下，当上国防部长前，林彪借力发力，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将萧克、刘伯承、粟裕等批了一通，庐山会议上又将彭德怀痛斥一番；当上国防部长后，哪个在军委、各总部主持工作的人敢不听他的话，不跟他的调，哪个就被以种种罪名遭受打击，撤职查办，谭政、罗瑞卿、杨成武、贺龙莫不如此。
林批彭，而自己“就位”掌军；批谭、罗，而将分掌总参、总政的两位大将扫地出门。于是，林在军内一马平川，再也无人敢“造次”了，“四大金刚”成了林彪的“办事员”。“文革”中，解放军由林彪“直接指挥”的提法，也就“自然”产生了（这种“冒犯”引起毛泽东的不安与不快，埋下了林彪自取灭亡的伏笔）。
不管怎么说，从1958年到1968年的十年间，林彪在军内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清除异己行为，使一大批重要岗位上的军队领导人被撤职、降职，被赶出军队，被批斗关押。林彪连续的几次大动作，对军委、各总部身居要职的领导人，或“旁敲侧击”（1958年对萧克、李达等），或直接猛轰（1959年对彭德怀），或亲自主持批斗（对谭政、罗瑞卿、杨成武、贺龙等）。
“反教条主义”中的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宋时轮等，“军事俱乐部”中彭德怀、黄克诚、邓华、万毅、洪学智、钟伟等，“反党宗派集团”中的谭政、刘其人、姜思毅、白文华、欧阳文（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甘泗淇也被“捎带”批判），还有“孤军奋战”的“大军阀”罗瑞卿，搞“山头、宗派主义”的“杨、余、傅”，被诬“蓄谋‘二月兵变’”的贺龙等等，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批评，被批判，被赶出了军队，不少人还惨遭迫害，身陷囹圄。
在这一连串“组合拳”中，“雷厉风行”的林彪所展现的政治头脑、政治眼光、政治嗅觉、政治手腕，让人惊异与惊悚，真如另一面孔的林彪，完全不是战争年代那个盯着地图、一心专注于作战、只会打仗的“林总”了。林彪的这几次高调亮相，确实非同小可。他的政治仗，打得同样另类。
林彪手持“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两杆大旗，着实在军内刮起了一股“林旋风”，并席卷全国。这一过程，是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