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沈从文先生，大概总想到《边城》；提到《边城》，也立即想到沈从文先生。“代表作”有时候也是很恶作剧的，一位文学家，在众人眼中仿佛被自己的某一部作品一下就“代表”了。《边城》成了招牌，沈从文的世界、沈从文的湘西就成了世外桃源、田园牧歌的代名词，其实这似乎大大地简化了沈从文的经历和思想的厚度。在那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神庙”下面的基座，应该不单是对人性的天真的幻想，返璞归真的欲望，而应是一种更深沉、更厚重的体悟，就在“边城”中，也有各种可怖的事，正是在目睹和经历了人性与人世的种种惨烈、残酷、荒诞、诡谲后，那毕生供奉的美的人性才更显得珍贵。
辛亥革命前夕，湘西的清朝反动势力镇压苗民起义，童年的沈从文就亲眼看见被砍下来的“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看着这些“一大堆血淋淋的从人颈脖上砍下来的东西”，沈从文却并不怕，只在想，为什么这些人会让兵士砍他们。他还远远地隔着河，与小伙伴看持续了一月之久的杀戮。那时杀人还需抽签，“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沈从文在回忆散文中写道：“我刚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辛亥革命的一课》）参加军阀部队后，沈从文目睹和经历的杀戮更多，也更加不以为意：“二天路程中我们部队又死去了两个，但到后我们却一共杀了那地方人将近两千。怀化小镇上也杀了近七百人。”沈从文还细细地描摹带着稚气的青年士兵对待尸体的方式：“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一件正经工作，有别的事情的，便散开做事去了。”（《清乡所见》）对暴力和血腥的记忆是如此顽强，以致于到了1980年，已进入老年的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还记忆犹新地说：“我从小就看到这种残暴虐杀无数次，而且印象深刻，永世忘不了。”
这些经历在使年轻的沈从文变得粗砺坚韧的同时变得忧郁和深刻，暴力和死亡开始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一些人在什么情况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份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和城里读‘子曰’的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怀化镇》）沈从文的一生，始终有一种与环境既融合又疏离的体验，混迹军阀部队的生活并不是他的人生追求，因而他的内心是“寂寞”的。而当他到了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里”之后，却又时时觉得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或许，对大量鲜活健壮的生命可以在瞬间被人类的愚蠢和残忍剥夺的亲身体悟，就已经使沈从文对人性与命运中最真实的一面有远比一般的城里读书人更深的认识，从而使他一面特别能够适应，一面又外在于周围的环境。他曾经觉得与大学教授是隔膜的，因为教授们“除了说说书本上学来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说从报纸上得到的他那一份感想，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构成，总似乎缺少一点什么似的。可交换的意见，也就很少很少了”（《常德》）。“边城”中的一个“边”字就把这种疏离感传达出来。
死亡看得多了，写到死亡时笔触便极为冷静。短篇小说《黔小景》写了两个行路的商人在贵州深山的一个客栈中借宿，他们大声地说笑，与店老板聊天，欣赏着黄昏美丽的景致。而年老的客栈老板心里埋藏着自己的儿子已经死去的秘密，却并不说与不熟的住客。第二天，两名商人出门，走在山路上，沈从文写道：
在什么树林子里，还会出人意外发现一个稀奇的东西，悬在迎面的大树枝桠上，这用绳索兜好的人头，为长久雨水所淋，失去一个人头原来的式样，有时非常像一个女人的头。但任何人看看，因为同时想起这人就是先一时在此地抢劫商人的强盗，所以各存戒心，默默的又走开了。
原来商人们是在死与生的间隙中谋生、开玩笑和欣赏黄昏的。生与死仅在一瞬间，生者与死者不过一步之遥，剥夺生命的过程如同一个好玩的戏台。过多的死亡、过强的反差真能让人放弃狂热，在平静和沉默中体味一种巨大而神秘的存在。沈从文在军中的朋友们都“勇敢直爽，十分可爱”，在十余年间，他们一大半做了小军官，但又“在历次小小内战上牺牲腐烂了”（《保靖》）。而沈从文本人，“上次若跟他们去了，现在早腐了烂了。上次碰巧不死，一条命好像是捡来的，这次应为子弹打死也不碍事”（《一个大王》）。当沈从文终于决定离开军队去北京谋求发展的时候，心态是介于听天由命和与命运抗争之间，“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一个转机》）读沈从文的散文，常常在这种平淡的语句中读出一种极强的植根于中国人灵魂中的宿命感，和在充分认识人世艰辛残酷后才达到的彻悟。
乡间淳朴民众的生与死，幸与不幸仿佛都不由自己掌握，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宿命感在田园诗般的《边城》中同样存在。在不多的几个主要人物中，翠翠的父母早已去世，随后又有爷爷的病亡和天保大老的意外死去，在一系列的阴差阳错、犹豫和误会以及相关人物的死亡之后，翠翠原本似乎有了明确前景的人生变得扑朔迷离，故事没有终结，翠翠还是没有归宿，她又重复着母亲的悲剧。《三三》中的小女孩三三，本来已经与城里来的“白脸先生”见过面，而且有了出嫁的可能，但白脸先生的死亡，却像神秘的命运突然伸出手，打碎了一个姻缘，也将一个已经在酝酿的少女的梦想打碎了。但梦破碎的痛苦却是无以言说的，不仅因为翠翠和三三的梦想在庞大的命运面前原本就非常朦胧和脆弱，更因为“真正的痛苦是说不出口的”。黄永玉先生在回忆沈先生的文章《太阳下的风景》中坚信这是一个让他产生“信仰似的尊敬”的规律。因而，沈从文笔下的美，总是带着很淡的感伤，有悲哀和痛苦，但又从不去把它道破。
命运是荒诞的，但其中的一些人们偏偏活得特别认真，所以尤为可爱。一边是改朝换代，留发剪发，军阀内战，烧杀抢掠，一边是日常生活，爱恨情仇。正是在无处不在的贫困与不可预期的死亡的阴影之下，一切存在和进行着的生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人的认真的爱与憎，欢乐与泪水，水手的放荡，妓女的痴情，粗鲁的语言，疯狂的感情……才全部变得特别美好、庄严和温暖起来。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沈从文写一个年轻聪明的妓女夭夭因为他这个陌生人的到来而刺激起来的对生活的渴望，让人想起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情窦初开但又无法改变现实的舞女熏子。沈从文在回忆湘西的散文中甚至还记叙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一个汉子，将一个他所爱慕的女子刚埋的尸体抱到山洞里去睡了三夜才又送回来，这等伤风败俗之事自然为道德和法律不容，可是当这位汉子行将受死刑的时候，竟然还当着行刑士兵的面“柔弱”地微笑，自言自语地说，“美得很，美得很”（《清乡所见》）。这样的事，“城里的教授”和作家恐怕无论如何也虚构不了的。沈从文笔下的普通民众，在暴力的威胁中展示生活中柔美的一面。各人承受自己应得的一份命运，他们也许卑微，但并不懦弱、贫穷，但并不狡诈。他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但是又在以自己有笑有泪的、甚至看似鄙俗不堪荒诞不经的日常生活，凭借不受压抑的欲望爆发来和恐惧、匮乏、生命的短暂相抗争。而沈从文在他人这样的经历中不断地“玩味着‘命运’两个字的意义”，为社会底层认真生活的人们献上一份尊敬：“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在目睹种种惨烈，自身也历经波折后，没有愤激和冷嘲，笔端反而变得温润和淡定，并且尽量在小说中展现善良的人性，呈现出刘心武先生描述的“淡淡的哀愁”，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刘心武说，“淡淡的哀愁之类的情愫是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人性深处都有的，只不过在所有的人里面，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人士最容易自觉地将其释放出来”（见《书屋》2004年第11期）。可是像沈从文这样军阀部队出身的“乡下人”，竟也有这样持续不断的哀愁，我觉得一是的确说明人人内心都有，二是说明沈从文正是在看过了太多残酷之后反过来追求柔美，这里含有中国文化特有的通透和在超越之后的对立统一。
沈从文说，对杀人的记忆让他终生痛恨对权力的滥用。尽管他的小说中大多不涉及政治，他对军阀政治的厌恶和谴责是明显的。其实，政治的本质无非也就是权力，而权力不被滥用的又有几何，沈从文的记忆一定也使他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总体的怀疑和疏离，但决不乏非常清醒的思考。因为《边城》的和谐和恬淡“代表”了沈从文的风格，人们或许误把他也当成全然陶醉于乡土山水人情的陶渊明了。沈从文性格中湘西军人的锐气和野性，思想中深刻的批判性似乎不太为人们注意。事实上，沈从文并不是如鲁迅所说的一些人那样，非要“从奴隶的生活里寻出美来”，也不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沈从文专门撰文反驳战国策派人物陈诠鼓吹的“英雄崇拜”，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文中，沈从文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上升到了对正在面临灭亡的危险的中华民族命运思考：
但这个民族，在这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纯朴的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
而在随笔《中国人的病》中，沈从文直截了当地剖析过旧时代中国社会混乱的根源，表明他完全没有回避人们过着“奴隶的生活”的现实：
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
沈从文自己承认，他是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怀着改造国民性的使命，受进步刊物和新文学引导追求文学的。这一代人纵使有局限和偏激之处，但始终关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人如何成为健康、正常的个体的人，又既而如何成为既有义务又有权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道德主义总是不免要逼着无权的人们去尊孔读经，去学这学那，但国民的权利问题，是泛道德主义者回答不了的。而沈从文说得再明白不过，重要的不是谁比谁缺少了道德，而是缺少权利。对于没有独立性的“臣仆”们来说，圣人的教训是束缚不住人的，一到乱世，其道德会“自然堕落”。在追求“道德”以外的健全人性这一点上，沈从文与鲁迅是相通的。我一直以为，《故乡》中童年的闰土、水生和宏儿，《社戏》中的十多个少年，算是鲁迅笔下少有的受到赞美和肯定的形象，细想起来，会发现他们与翠翠、天保们非常类似，两位文学家恰好都把健康自然的人性寄予在没有受过太多教化和扭曲的孩子身上，这实在是成人的悲哀。当中年闰土恭敬地喊出那一声“老爷”的时候，应该是懂了四维中为首的“礼”吧，可“我”的反应却是“打了一个寒噤”，感到了“可悲的厚障壁”！
但人们并不太容易把上面这样直率深刻的评论文字和心目中的沈从文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沈从文终究没有像其他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关于民族性和阶级问题的政治意识直接放到小说中。他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了小说艺术世界的独立性，让小说只成为供奉人性的“希腊神庙”。可以说，沈从文一生就是在目睹了中国社会的种种盲目和非理性之后，追求一种不受潮流操纵的独立性和理性精神的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沈从文先生访问美国时在圣若望大学的演讲结束的时候，特意强调说他“不懂政治”，但对于古代服饰研究中涉及政治等级的部分，还是“不能不懂一点”。他补充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调侃：幸好只懂得一点点，要是懂得稍多，也许就不会到这里来谈话了。我倒觉得，这句“本人不懂××”的声明与“此地无××”差不多，本身就证明他是极懂政治的。极懂政治的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职业政治家，一种是远离政治去追求更为恒久的东西，也才得保全。那些不幸中途消逝掉的人中，有的倒可能真是属于看似懂得不少其实半通不通的一类呢。这句话也暗示了部分中国文人在现实中与政治和权力的一种未必合乎理想、定义或什么主义，但又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关系，这就是：随遇而安，但尽量不随波逐流，适应的同时在内心保持独立。我甚至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外在的激烈姿态更为有效和长久。有时，对于不少以为自己成了斗士的人，可以引用沈从文在北大亲耳听到辜鸿铭说过且终身难忘的话，“不要笑，头上的辫子剪掉很容易，但精神上的辫子要去掉很不容易”。
在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沈从文曾经这样论述过艺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一个伟大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世界，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极其自然。
沈从文先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文艺观已经彻悟到这样的境界：他明白政治，正如他明白其他的人世种种。相对于他作为大艺术家的心来说，政治原本就是形而下，不难明白的，所以他的艺术世界，乃至他的人生，才更加注意与政治，确切地说是政治风潮，保持距离，以便“游离”出去，超越政治不可避免地带有的时代局限，“随时变动”的不确定性以及“偏见和成见”。当然，手和心能够游离出去，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有人依靠宗教，有人依靠谑浪和游世精神，于沈从文来说，可能正是他自二十世纪初年累积起来的对于死亡的记忆，重要的是他所有关于生、死、暴力，人的宿命的独特体验和不断追问让他的性情变得沉静而不亢奋，变得“从容”，让他的精神境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超越政治而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以寻求最本质的东西，在纷乱的世界中尽可能摆脱外在力量而实现自我的独立。
我想起几年前读到过费孝通回忆潘光旦的一段文字，说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有个“己”字，这个“推己及人”的“己”字“很厉害”。这个“己”当然不是只顾自己的己，而是内心的自尊、独立和对自己的原则、初衷、信仰的忠诚，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他人的尊重。沈从文这个倔强的“乡下人”算是做到了心中始终有个清醒的“己”，尽管也经历了误解和磨难。可是以此来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的波折和迷失，只能让人感叹“己”之难得，而费孝通面对“那一代”人发出这样的感慨，自然也不是无的放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