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约翰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一听到有人叫这个名字，一片忽忽悠悠的疲倦，悄然爬上脑门，就像听见王大明、张小丽这类没有一点想象力的名字一样，攒眉蹙额，摇头抱怨，为什么那些父母们当初如此草率不动脑子。这名字起的，还真不如乡下人，小孩儿生下来时，爹妈看见周围有什么，小孩儿就叫什么，石头、二狗子、驴蛋儿，充满当下时髦的乡土气息。
那天为了生意上的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刚和一个叫约翰的家伙吵了一架，不记得为什么了，反正摔了他的门，旋风般冲出他的办公室。出门一看，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一群鸟飞得低低的，张惶掠过头顶，箭一样射入黑暗。铜钱那么大的雪花一片片砸在玻璃上，本来寂静的白色世界里，竟然是一片隐隐的沙沙簌簌作响。
开车冲入雪雾中，刚要开上高速公路，忽然穿过雪幕，见到一辆趴窝的车，打着紧急灯正在滑向路边。一只手臂从车窗内伸出，左右摇摆着。我看了看后视镜，后边一辆车都没有跟上来。放慢了车速，和那辆车平行停在一起，按下右侧车窗，问：要帮忙吗？
先生，您有手机吗？我的车坏了，想叫拖车公司，可我的手机没电了。我摇了摇头，说：前边两公里多就是一个购物中心，有投币电话机可用。我可以开你过去。
那人大喜过望，钻进我的车里。原来是个相当绅士味儿的美男子，衣着考究。他看上去四十来岁，一米八几的个子，不胖不瘦，身子挺得板板的，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一副修身有道的样子。运动帽下，金边眼镜后面，一双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两腮偏瘦，一簇小板刷一般灰色的唇须，平添一副绅士的面相。他循规蹈矩，一上来就和我握了一下手。
谢谢！我叫约翰。
“嘎”的一声，下意识猛踩一脚刹车。约翰茫然四顾，公路上前后无人。他显得有点儿纳闷。我重重吐出一口大气，意识到有点儿失礼了，连忙松了刹车，继续前行。
你也叫约翰？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约翰有些莫名其妙：您还认识其他名叫约翰的朋友吗？
不不，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个狗娘养的。
嗯？！
对不起，我刚才跟一个叫约翰的家伙大吵了一场。
约翰大笑起来，很爽的样子。感谢上帝！你刚跟一个约翰吵完架，又对另一个约翰伸出帮助的手，这就是上帝对人类善良的品性的巧妙安排。刚才很可能是上帝在试探你呢。
不由得仰天长叹：既然上帝都这么折腾我，还能说什么？
在购物中心等拖车的时候，他坚持为我买了一杯热咖啡。
约翰，你是干什么工作？
约翰是一家GM汽车组装厂的工程师，住在尼亚加拉市（居然还算得上是我的邻居呢），以前在位于尼亚加拉地区的圣凯瑟琳市的 GM 组装厂工作。十一年前， GM关闭了那个工厂，约翰面临解雇，但作为管理层的技术人员，他多了一个选择：到位于奥沙瓦市的GM工厂去工作。公司撂下一句模棱两可的保证：一旦公司决定重开圣凯瑟琳市的GM组装厂，他会被优先考虑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工作难找，饭碗难得，约翰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份工作。
真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啊！
打开google地图一看就知道了：尼亚加拉到多伦多是120公里，多伦多到奥沙瓦还有60公里！可怜的约翰，每天驾车往返360公里！遥远漫长的征途，让人听了，冒冷汗，起鸡皮疙瘩，浑身发冷，头皮发麻。
约翰，当年我住在多伦多，在离奥沙瓦5公里的威特比镇上班，只有55公里的路程，每天往返110公里，我都受不了，只干了一年，就不干了。你脑子有点儿癫吧……
拖车到了。这些拖车司机，争分抢秒如从天降，明目张胆冲着钱来的，反应速度快得有时令人讨厌。看着约翰高举咖啡杯离去的背影，禁不住大吼一声，说出了闷在心里的一个问题：约翰！你就不能搬到奥沙瓦去吗？他回头笑笑：以后再说吧。
都说洋鬼子脑子里少根弦。我以前曾经在威特比的宝马—加拿大总公司的IT部门工作，小组里七个人，竟然有两个住在横跨多伦多市区的密西沙加市，每天来回，在路上要耗去三个钟头，真是咄咄怪事。听多了这种傻事，心里憋得沉沉闷闷，像是能拧出水来，觉得他们整天喝牛奶吃芝士，把脑子给腻糊住了，老是想找个机会点拨一下他们，可看着他们每天乐呵呵的样子，本想脱口而出的一大车慷慨激昂、循循劝诱之词，全都咽回肚子里。再以后……再以后，我辞职而去，那段黏黏糊糊的故事，也就渐渐淡出了记忆。这下好了，和眼前这个约翰一比，当年我那两个同事的长距离奔波，根本不算个事儿，还差着160公里呢。不知道约翰能不能算世界之最，但可真是堪称一绝啊。
每隔十天半月就认识一个约翰，这个名字泛滥成灾，闹得人有些脑残。这些约翰们，环肥燕瘦，高矮不一，有当医生做律师的，有搞装修换房顶的，也有清厕所倒垃圾扫大街的。 老婆为了记着方便，开始给这些约翰重新命名：红脖子约翰、绿眼睛约翰、瘸子约翰、疤子约翰、裤子老是快要掉下来的约翰…… GM的约翰，在记忆中就像一张又漏光又退色的老照片，融入白泛泛的背景中，渐至无形。
一个夏天的周末，几个摄影发烧友，雄纠纠气昂昂，背着他们的尼康、佳能和500毫米望远镜头，悄然沿着尼亚加拉河上游向南行，要将传闻中在这一带藏身的红鹭和灰鹭收入他们的镜头。
路过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入口时，听到有人直呼我的名字，转过身一看，居然是GM的约翰。这家伙！不注意的话，就是迎面走来，也认不出来了。约翰一身白帽白衣白裤白鞋，肩上潇洒地挂着一个高尔夫球袋，三两根球杆的手柄伸出。好精神！约翰晒黑了不少，依旧是挺拔的身板，整齐的板刷唇须，笑起来一口整齐的白牙，为他的形象得分不少。
不知道他还好这几杆子！
还没聊上几句，摄影发烧友在催了。只好和他道别，约了再见面的时间。
再见面是在一个酒吧里。
约翰喝着啤酒，侃侃而谈。啤酒的反射让他的眼睛闪烁着琥珀色的光泽，天花板上的吸顶灯，细碎星辰一般，点点落在他的镀金的眼镜架上。轻度的酒精燎烤，他的记忆在慢慢发酵，搅拌着浸入酒液中的艰辛和快乐。
这才知道，高尔夫球对于约翰来说，远远不是那几杆子那么简单。他是这个俱乐部的资深会员，最可夸耀的顶级球员之一。这个俱乐部曾经在尼亚加拉地区俱乐部之间的比赛中七次夺冠，几乎都和约翰的参与和策划有关。
当年GM组装厂关门，约翰面临失业，准备搬到奥沙瓦去，俱乐部里上上下下，一片悲鸣。大家说，你一走，这群人就要散伙了。有些六十多岁的会员说，我们本来准备退休以后，和你一起享受高尔夫的快乐，现在，我们马上就要退休了，你却要跑到180公里以外去工作了，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了快乐，没有了老朋友和老球友……他们把俱乐部的墙上贴满约翰的大幅照片，甚至把俱乐部的那些奖杯拿到他家去陈列，说是只有他才有在自己家里陈列集体荣誉的资格，还把约翰的夫人拉进他们的阵营。他太太总是强调搬家的坏处，说如果在奥沙瓦买了房子，轰轰烈烈搬过去了，圣凯瑟琳这边的工厂又恢复了生产，又要再搬回来吗？
一片亲情难舍友谊无价的狂轰滥炸，约翰终于打消了搬家的念头，开始了长途奔袭的征程。他太太计算着突然增加的额外花销——汽油费，也明白这不是长久之计，她轻轻说：你先开车上班吧，咱们看看再说。没想到这一“再说”，就是十一年光阴悠悠逝去，约翰脑门上的几条横纹渐深，终于在自己的耳鬓处揪下来几根白发，浓密黑亮的唇须也变成了银灰色。
那个高尔夫俱乐部，就是个一帮乡下老头消磨余生的地方，风光如画，走着，玩着，聊着，一棍子把那个小白球打的不知去向，输了赢了，有那么重要吗。可对约翰来说，那个高尔夫俱乐部已经融入血液浸入骨质，和他的生活快乐指数水乳交融。那是一种另类的意志的执着，一段和吃饭睡觉无关的有尊严的生命，一种人间仅有的、游离于肉体的精神润泽。
人如果失去自由，蹲上十一年大牢，够长的。可一个大活人，在外边自由自在的，偏偏选择在高速公路上，为了一个生存的企望，奔波十一年，更显得遥遥无期，因为在心态上，完全可以选择海阔天空，不用自己画地为牢。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开过长途，从德国往意大利送货，动不动几千公里，经常是开得迷迷瞪瞪，半睡半醒，手边上又是可乐饮料，又是薄荷糖，烟卷当然是必不可少。和约翰坐在一张桌子上，他身上果然有淡淡的烟草味儿。
约翰站起身，说抱歉，他要出去抽根烟。回来时，烟草味儿更为浓烈。
你抽雪茄？好像是“布拉克船长”的牌子。
这回轮到约翰惊奇了。我模棱两可地指指自己的鼻子：我会闻。
约翰问我：你开车的时候困了怎么办？
嗯……我唱戏。破锣嗓子，拉开了，可着劲唱，那真叫一个声嘶力竭。你别说，文明世界，想找个撒野的地方乱吼乱叫一阵，还真不容易。 开车唱戏过瘾啊，唱上一阵，就不困了。
约翰说，我不懂你的戏是什么，是一种音乐吧。我开车也放音乐，摇滚，我抽烟，想很多事情……
想什么事？想你老婆？
我只要一出门，就不想家里的事。想的最多的是……以前在球场上犯的错误。我挥杆的动作一直有问题……要是能改过来……
哎！等等……你开车的时候想练挥杆？要是你下意识里，忽然比比划划挥上几杆，你那辆车，就让你给挥到高速公路外边去了！
约翰笑了笑没说话，提起挥杆，他淡蓝色的目光穿越了我的身体，投向远方的天空和丘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他的脑子里，大概苍天之下，全都是高尔夫球场。
洋人脑子里真是只有一根筋啊。有人一辈子买赌票不娶老婆，有人不上学，苦练打响指头，每分钟285下，超过吉尼斯记录了。看看吉尼斯世界纪录吧，百分之九十都是脑子里一根筋的洋人干的。
约翰的脑子全让高尔夫给占了，这和烟瘾毒瘾是一回事儿。
其实，我年轻时又何尝不疯狂。足球世界杯老是后半夜开打，家里没有电视，等老婆睡熟，轻手轻脚，像小偷得手，溜出家门，像个幽灵游荡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公交车早已收班，飘乎乎脚不点地，疾行六公里，到老爸那儿去去看足球比赛。
猛然间GM的约翰出现，像一记棒喝，脑子里嗡的一声：是洋人一根筋，还是我的脑子里有太多的拧筋和疙瘩？
看看现今的我都成了什么德行。一听哪有便宜货就拔足欲行；一提到地产投资就热血喷涌。又是统筹策划又是利弊分析，又要住好又要便宜还要投资翻倍，杠杆不能低，利率不能高……一提起挣钱，就严肃，就板脸，就较劲，就摩拳擦掌，要拼命挣上一大笔钱，给未来购买幸福，却从来没想过，人原来可以一边挣钱养家糊口，一边有快乐终身伴随。
刚想说这是生活态度的不同，又觉得太学究，还是离思想家哲学家远点儿为好，天底下的什么事，要是让他们一说，就变得晦涩难懂莫测高深。
其实约翰也就比我高上那么几公分，可看上去比我高了一大截。不同的心境和生活态度，让我们俩看上去截然不同。我常常被钱和事业困扰，云里雾里心力憔悴，又用钱买来胡吃闷睡，弄得身宽体胖；约翰虽然被那条高速公路折磨，生活节奏却是简约明晰，取舍有道，终身有快乐相伴，他健康规律，瘦削挺拔。他说着，我听着，这家伙越发伟岸，我越发渺小。
分手告别时约翰说他还要到那个街角小店去一趟，白天买报纸时，他忘了买雪茄。为了强调他的健忘，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他，风趣地运用了一个斯文扫地的句子：我总是把我的“蛋儿”掉在什么地方（I always lose my balls somewhere），让我窃笑不止。再一想，我哪有资格发笑，我的问题更严重，不止是“蛋儿”，我早就把鲜活的生命遗忘在什么地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