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伴随成功而来
无庸置疑，我在挣脱了地理环境的限制和束缚，表面上似乎赢得了更广阔的空间时，心理上变得不自由、不平衡甚至失落、沮丧。回想在大学的小天地里，看到许多人对书本知识的追求不如我那样热衷，于是就在潜意识里滋生出自诩的优越感和孤芳自赏的清高。可如今，在地处北京的研究生院里，在百里挑一的“举人”堆里，个个意气风发，人人胸怀大志。相比之下，我忽然间看不到自己的存在，顿感自惭形秽。原来的自大、自傲忽然转变成了自卑、自怜。这对一个曾经竭尽全力要改变卑微身份和窘迫处境，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现实。事实上，从庄稼汉到硕士研究生的一连三级跳已将“惟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信念融入我的骨髓。
如同满园春色一样，生命的特征之一就是绽放，追求者的本性是探究。语言交流方面的缺乏让我有更多坚持己见的机会和冥思苦想的时间去寻找新的出路，注定了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求索，在不甘忍受平庸的路上越滑越远。
我首先耿耿于怀的是英语。几年来费尽心机、苦心经营的东西居然派不上用场，尤其是在“重大场合”无用武之地，使我不得不全面检讨自己所学的东西。诸如政治课，无须实践证明，明摆着的是虚学。最令人揪心的要算是自己的专业，那些用汉字写成的教科书，老师不用讲解也能读懂。但若不亲自动手做实验，就不能真正掌握。可是做实验就是干实事，与读书不一样。我在大学毕业的生产实习中，根本没有机会和条件在实验室里认认真真地做过科研工作。这不是我的懒惰，而是当时教学制度和体制的不健全以及教师的责任不到位。读了研究生，看到其它教研组同年级的人相继进入了实验室一试身手，我却迟迟得不到登堂入室的机会，不免有些着急、心慌。但又苦于见不到导师的面，不能反映自身的情况和表达跃跃欲试的雄心。在一段时间的自抱自怨之后，不免反省当初选择导师的时候，难说不是带着投机的目的和功利的动机慕名而来。导师固然在他的研究领域中卓有建树，但更主要的是担当校长一职。在“官本位”的中国，对读书人来讲，行政职位加上专业职称，就成为一个象征，一个集特权、利益、学术甚至文化于一身的象征。对每日送往迎来把客陪的导师来说，实在无暇顾及研究生们的课题。因此，尽管实验室和导师就在眼前，但研究和学问却是那样的遥远。
我从等待、观望到放弃，最终选择阅读来潇洒度时光。当时能够坐下来如饥似渴地阅读，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应该与我的经历有关。一般人都接受了正规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的十几年里，一直在督促之中学习，有的甚至是在强迫与催逼中苦读。由于急功近利的教育使他们读得太早、读得太多、读得太狠，因而读书变成了一种负担和累赘，招致不少人对读书失去兴趣，甚至厌烦。而我的一笔“财富”就是小学和初中基本没有读书，也无书可读。真正读书应该是从十五岁开始，那还是经过冒险和奋斗得来的赏赐。由于研究生可以领取一定的工资，这样一来，读书需要的内在因素──兴趣和心志，与外部条件──时间和物力我都同时具备了。于是，我开始博览群书、广泛涉猎。记得当时流行的《悲剧的诞生》、《第三次浪潮》、《寂静的春天》、《君主论》、《梦的解析》以及《走向未来》丛书等都在阅读范围内。其中一些给了我非常深远的影响，比如说：
《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 L'art)，由法国的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所著。这显然不是一本可以利用如厕的时间就能看懂的书。读罢头一遍，仿佛是在雾里观花。反复阅读此书后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只不过是临摹家或工匠而已，而真正的艺术家就是各行各业的大师，比如屠户行业中的庖丁。他们的天赋在于能够深入事物内部，把握其本质，辨别和抓住种种细微的层次和关系。从那以后，我开始对不少艺术品，诸如小说、电影、戏剧等的鉴赏，逐渐从看热闹转为看门道。
《忏悔录》(Les Confessions)，由瑞士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著，是一部直逼灵魂深处的力作。作者像“疯子”一样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剥去，与其说是将自己，不如说是把所有人的隐私暴露无余。这本书在昭告世人：一个人如果能够自愿坦白、承认、继而悔改自己的丑陋、过犯，就可以求得容忍宽恕，名垂青史。而那些穷其一生隐藏败坏、掩盖罪恶的人，一旦东窗事发，就会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主动的忏悔与被动的揭露所带来的差别是何等的大！
《领导者》(Leaders)，由美国的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所著。我惊讶于作者在描写和自己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中国领导人时，依然锋利尖锐但却不失偏颇，其才华和襟怀都让人觉得卓越不凡。至今还记得的书中引用管理大师沃伦·本尼斯(Warren G. Bennis)的名言：“做正确事情的是领袖，把事情做正确的是经理。”(Leaders are people who do the right thing；managers are people who do things right.)
这些书籍与教科书的不同在于：第一，在阅读它们时，你不会处于被动和消极的局面，而是在轻松和参与的氛围之中，成为积极的知识探究者。因此，许多时候会觉得心潮澎湃，兴趣盎然，让你知道那才是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第二，它们除了提供给人一些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让人产生创造性的思维。书中那些经过加工、提炼，充满哲理，富有思想的话语，常常令人拍案称奇、击掌叫绝，进而会让读者对周围的人与事有一种“一览众山小”之感。这种将人“拔高”的东西或许就是所谓的“思想”。
如果说以上普及西方的新思潮、启蒙中国读书人的丛书是在对我晓之以理的话，那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则是在对我动之以情。重上红楼，再逛三国，西游天竺，夜访聊斋。当我在这些伟大的作品里畅游的时候，不仅摘其花朵、采其果实，同时发现它们成了我的朋友。就如同音乐的音符一样，融入了情感的文字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比如说，当读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时候，难道我们能在这直抒胸意的激扬文字面前，漠然处之、无动于衷吗？还有那柔情似水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不知道令多少天涯过客九曲回肠、魂牵梦绕。这些创作者们，以其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独具一格的匠心，用巧夺天工的神来之笔，将芸芸众生长久以来只能意会，不可言状的想法和感受，言简意赅地一语道破、合盘托出。
与此同时，校园里各式各样的海报令人应接不暇，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纷纷被邀请来畅谈文学、艺术、哲学、音乐、教育等。和食堂里味同嚼蜡的饭菜相比，那些讲座实在是脍炙人口，令人耳目一新。我置身在座无虚席的阶梯教室里，一方面为有机会在京城的高等学府中大开眼界而暗自幸庆，同时也为在大学里没有享受到如此丰盛的精神食粮而遗憾万千。这环境的巨大变化让我觉得，自己好比一只青蛙突然从井底到了大海，虽然豁然开朗了，但同时也有点头晕目眩。由此，在兴奋之中开始思索、琢磨两个问题。第一，根据“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说法，有理由认为，进京这件事本身似乎要比读研还要重要。第二，也是大学里的同学李奎曾经琢磨过的问题：就我们这个专业来说，究竟在学术上能有多大的前途？如果和文学、哲学或教育这些科目相比，总觉得有点像把自己兜里揣的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相比一样。
就在我开始对现状和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产生怀疑时，一首“信天游”吹来了西北风，让人站立不住，开始了摇滚。那个其貌不扬，在舞台上声嘶力竭、放荡不羁的摇滚乐手──崔健，以摧古拉朽、推陈出新之势，给了无数人听觉和心灵的强烈震撼。一些年轻而苦闷的心开始渴望自由、追求激情，并逐渐产生了叛逆的性格和怀疑的精神。比如说，我们曾经笃信自己已经失去了锁链而获得了整个世界，可是他却告诉我们竟然还是“一无所有”。这异类的声音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宁静与和谐，暴露出了内心世界的不安与紊乱。如同五年前潘晓那篇“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将我从理想的梦中唤醒回到了现实里来一样，崔健的呐喊令我思绪难安、心浮气躁，似乎真的感到“脚下的地在抖，心里的泪在流”。我自然而然地鉴查自己，真正所拥有的究竟是什么呢？物质的财富和享受显然没有，那么精神上的呢？对一个求知、治学的人来说，最应该具备的是开拓性的思维和独创性的理念。但搜肠刮肚，丝毫发现不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内涵和实质，由此根本就看不到和周围人的区别在哪里。
我经过数年不懈的努力和锐意的进取，在体验了尘世道路的坎坷、承受了物质生活的艰辛后，按理说应该为之欢欣鼓舞才是。但对一颗充满不安，追求外界的肯定，缺乏沉着和深邃的心来说，失落总是伴随成功而来。因为在一些更优秀的人面前，自愿放弃了自己的独特和尊贵。由此而来，发现比原来还要穷蹙，进而感到无形、巨大的压力和形势逼人的紧迫，不免变得忧心忡忡起来。这是我们的教育的一大特色，我们在“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的传统观念驱使下，通过“头悬梁，锥刺股”的努力，取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成了人上之人。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越是努力、越是出人头地，越是感到没有安宁。我们习惯了在急躁与焦虑中追求更高、更远、更多，却学不会在平静与安稳中欣赏自身已具备的天赋、才华和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倾注了无限的心血和精力所取得的一个个耀眼的辉煌，没有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和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