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多年，很多同学感慨如若留在国内，将是什么样的生活，也许是做了干部，发了财；抑或坐了班房，离了婚，娶了２８岁的美眉。对我而言，多年前的离开故国故乡，沧桑，沉浮，欢笑，悲伤，奋进，收获，都是过眼云烟。只有一点是实在的－再也没有冻疮了。
想必淮河以北的同学是没有体会的，你们虽然外面数九寒天，屋内却温暖如春，当年早春二月出差东北沈阳，外面零下１８度，会议室和旅馆里大家穿单件毛衣。我上面两件厚毛衣外加羽绒服，下面两条羊毛裤，开会时我楞是没脱羽绒服（因为没这进屋脱外套的习惯呀），当然在外面逛小故宫三四个小时，我也没觉得什么大不了的，所谓反应迟钝，就是我这样的；南方的同学应该也是没有体会的，虽然也有阴晴圆缺，但毕竟结冰的机会太罕见了。
可苦了我们这些江苏（徐州除外），浙江，上海一带的的老百姓了。因了父母的缘故，我从小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但长大后知道这个淮河为界供暖的决定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很是神伤了一阵，似乎被信任的人背叛了的感觉；又似家中老二，夹在长子与老幺之间，爹不亲娘不爱的。
话说冻疮，一点不比牙痛的痛苦少，先小小的，红红的，到了晚上，钻进被窝，要很久才会慢慢暖和起来。电热毯是后来的玩意，我上小学时只有热水瓶或橡胶的热水捂子。等慢慢躺暖和了，冻疮就开始痒了，真痒啊，挠啊挠，直挠得皮红不堪，才昏昏睡去。日复一日，手背脚底的冻疮就溃烂了，有些人的冻疮是肿得像馒头一样。也有所谓的冻疮膏，从药店到医院到祖传秘方，反正对我是没用。还有数不清的偏方，什么棉花烧焦了敷在创口，什么蛇油或其它恶心的动物油，不一而足。
我妈妈多少次拉着我的手发愁地说：“宝贝，真对不起啊，我没把你生好！” 现在闭上眼，妈妈的内疚神情就在脑海中。谢谢妈妈，您老的恩情女儿这辈子永记心中，我们日后天上见！
说实话，我还不是最惨的，我的几个朋友，好几个脸上长冻疮，而且每年在固定的地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家打趣你是烂苹果，他是香肠片，谁也没亏着。
其实，还是寒冷的天气，潮湿的居住环境造成的。这两年回国，据说江浙两省许多地方自己可以集资供暖气，还需等中央比准，切，什么逻辑。
我读小学经历了春季改秋季入学，有一年读了三个学期。小学期间打预防针是件有趣的事。
什么时间打，打什么疫苗，都是不知道的。防疫站或医院的医生还是护士或工作人员总是如天兵天将，空投教室，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就像带着皇帝的免死金牌，披荆斩棘，战无不胜。
他们的到来，让胆大的孩子欣喜若狂，可以不用回答老师的问题而且可以满教室乱串了；胆小但肆无忌惮的孩子直接开始嚎啕大哭，呼天抢地。顿时，教室里，泪花滔滔，胳膊翻滚。
我属于胆小而爱面子的，不到黄河心不死，没有冤屈不随便哭，这等小小的考验是难不倒本小姐的，坚决不哭，金玉其外，败絮其内，镇定坚强的外表下心脏怦怦跳到嗓子眼，每分钟１５０下，直到医生给我酒精消毒皮肤，心跳唰地恢复正常，别过头去，反正针头已到，害怕管个鬼用。如今，我去体检抽血，一定要看着护士抽才踏实，所谓眼见为实。
有个姑娘是人民医院医生的女儿，真想不明白为何她父母身为医生，女儿难道就一点没有耳濡目染到他们的素质，她是哭时最长的姑娘，医生们走了，她还会呜咽好一会儿，记得我会去安慰她一下，真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因为我从不哭，所以她不知道我是那个五十步。
一直觉得那时的预防接种工作做的挺不错的，左上臂的”井“字卡介苗现在已经很淡了。当年申请绿卡，我们都是要拍X光胸片的，因为许多人的PPD Test 因了儿时的卡介苗而呈强阳性反应，但最终大多数人都是非常干净的胸片，得益于我们出国时还干净的空气和接种过的疫苗。
话说前面提过，跟同学朋友学了很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打毛线。我妈妈属于文科脑子的人，她可以几分钟画出一个故事书里的女葫芦娃或是一匹马给孙辈的孩子，但让她打一件毛衣，却是颇费章程。
记得幼时的一件红毛线大衣，线的质量很优质，拆洗了给我打一件毛衣，因为不够，妈妈带着我去商场配毛线，大家知道，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两种完全没有色差的线，妈妈是美术很好的人，对颜色很有感觉。我们买了两种不同的红色，计划将新的毛线按条纹状打在两条袖子上。她打的叫元宝针，很厚实。妈妈有空就打，打打拆拆，打一点，我试一试，再拆掉一些，再打，再试，那种期盼和等待的感觉记忆犹新，恍如昨日。断断续续打了一年多，成衣就是我们母女共同设计的样子，衣身是旧线的大红色，衣袖是深一些的两种红拼成条纹，我很喜欢。缺点是太长了，有很长时间，我把下摆向里折进去。
放到今天，我可能会咔嚓把长的部分剪掉，再向下续个边就解决问题了。但妈妈哪辈子的人，经历了文革的折腾，哪有我辈的潇洒。后来弟弟需要一件新毛衫，妈妈买了土黄色的羊毛线，请了院子里陆老师家的陆师母帮弟弟打了毛衣。陆师母虽是工人，但极其能干，至少在我们看的到家务方面是快手快脚，利索非凡。一周不到，七八岁的弟弟穿着姜黄菠萝花的新毛衣满院子舞红缨枪，滚铁环玩呐。
现在想来，后来搬进插入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甚或解放前毕业大学生家庭生活环境的本地人也不容易，他们一般是工农兵大学生或是什么调干生（已经忘了那些名词），通常家中另一人是工人，如陆师母在纺织厂上班；记得还有一个钱老师，她丈夫在农药厂工作。每次在厕所遇到钱老师，她总是以飞快的语速问一句：吃过了吗？正如现在老美们见面的How are you doing! 那时真是生产力不够有力啊，物资不足。他们这样的家庭收入就少多了，好像陆老师，钱老师都是每月３６块，他们必定是有父母要照料的，也许还要管弟弟妹妹，有陆师母这样能干的媳妇真的是陆老师的福气了。不过我认为陆师母一定也很得意，能找到陆老师这样的大学生（或调干生）在纺织厂的姐妹中是多么扬眉吐气。
大学毕业时，我给当时的男朋友如今的ＬＤ和弟弟以及自己各人打了一件棒针衫，线粗针大，太过瘾了，一周一件。给妈妈打了中粗毛线的毛裤，妈妈总夸我太能干了！哈哈。但妈妈的艺术基因我只遗传了大概三分之一，唉！
要把记忆的碎片用时间的胶水粘起来真不是件易事，所以颠颠倒倒的，不过希望我能把以前的岁月像滚铁环一样滚回来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