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十年文革动乱，导致中国国民经济至崩溃边缘，科学技术远落后于西方世界。当时终结文革的中国领袖们知道，只有内部改革，方能改变极左意识形态及其官僚结构；只有对外开放，方能引进资金和技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之目标。故当年“改革开放”之启，已是强国富民之必然选择。
观中国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多年之发展，成就斐然，如经济腾飞，太空漫步，奥运生辉，诸多成就令世人瞩目，此得也。于此视而不见，无异于有目无珠。而与此同时，弊端兼生，如环境污染，贫富不公，贪吏肆行，信仰丧失，此失也。于此矢口否认，无异于良心泯灭。
然则总评改革开放之举，得也？失也？是也？非也？近代文人鲁迅先生作为一位深刻的观察家如是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言下之意，此类是非得失之评判并无意义，不过利益之争罢了。以此观之，则不难理解在改革开发中失落者何以怀念过去，他们将诸多现时弊端归咎于邓小平不守“永不翻案”之诺言，而几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得益而发达者，自然诚心拥护赞颂改革；尚未如愿者，则呼吁更大改革，激进者更嚣然叫喊全盘西化。故若从个人或团体自身利益出发，则改革开放之是非得失之论，无非各说其理，是是非非，莫若以明。
古人云：发达者而失德失义，虽得必失，虽盛必衰；贫困者积德累行，虽弱必强，虽穷必达。个人事业如此，国家发展亦然。一个国家之国德，乃民族之信仰与精神及其与之相应的民族心理特征及固有行为方式。中国乃大国，大国若无大德大义，纵有暂时之“崛起”，也若海滨沙塔，遇雨则坍。故吾不谈“得失”，而论“德”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自有“德”得，而似乎更多“德”失。
“德”失之一，乃失之于“共产主义道德”。现在不少年龄稍大的中国人，颇为怀念文革以前的毛泽东时代。不可否认，那时的政府较为廉洁，在“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下，人民的道德素质普遍较高，社会一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雷锋即是当时的典范。随着否定文革，改革开放和前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运动的式微已不可逆转，“共产主义道德”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法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中国当权者虽不断有以文革前之“革命传统”来教育民众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下，此举若改帆船而行于高速公路，必不胜任矣。故此“德”之失不可避免，倒也甚合马氏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理。于是中国出现了信仰真空，而政府几乎无能为力。记得当年各种气功（包括所谓特异功能）流行甚广，其实是民间人士对这一真空的弥补。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邓小平在理论上也是实用主义者，从“白猫黑猫”论发展到“摸石论”、“先富论”、“不争论”和“向前看”，无一对中国人新的信仰和道德有所建树，以至最后形成全民“向钱看”的庸俗主流意识。当他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时，已为时晚矣。
“德”失之二，乃失之于中国传统道德。十年文革浩劫，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其宗教信仰产生巨大破坏，但以作者的观察，此破坏之程度物质方面大于精神方面。在思想上，知识分子并未心服，普通群众未必领情。故庙宇虽毁，精神尚存。比如，底层民众对学问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并无大损。七七年恢复高考时，一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马上吃香，师道尊严立即恢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度出现“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科研人士和教师的社会地位大为下降。后来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虽明显提高，但大多已堕落为市场经济的挣钱“精英”或政府的帮闲，而失去了孔孟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道德楷模作用。在信仰层次方面，中国政府虽逐步恢复和扩大传统宗教的自由和活动以适当弥补道德真空，但又恐其坐大失控，而不敢大力提倡。历史上强盛之朝代必有品德大成之宗教家，如唐朝有玄奘，宋朝有陈抟，明朝有张三丰，等等。而近年来媒体上热闹的，有善于经营的和尚，贩卖养生的道士，空谈老庄的教授，不知政府之道德导向何指？“共产主义道德”既不能再令人信服，又惧于传统道德之“封建思想死灰复燃”，则政府进退失据矣。
“德”失之三，乃失之于吸收西方之精神文明。此失与上述二失紧密相关。畏惧呼吸室外新鲜空气者，必是中气不足，故不能吐故纳新。中国历史上汉唐盛朝，无不兼学兼容外邦文化。此并非只涉物质技术，亦含精神道德。作者不赞同所谓“全盘西化”，事实上也不可能。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大量引进资金技术之时，对西方精神文明基本采取防范态度，以防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基于一种误解，以为西方精神文明主要是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于是令中国传统文化和现有制度的卫道士们不胜惶恐。但大量西方物质文化的涌入，民众自然受其影响，而这种影响必然涉及精神道德方面。令人遗憾的是，因缺乏政府的理性甄别与导向，民众所自然接受的，似乎负面东西多于正面。其实西方可学之精神文明范围甚广，包括与市场经济想适应的道德观念，如尊重个人、商业诚信、服务客户、反馈社会、敬业守法等等。只引进市场经济而不建立与之相适应之道德意识，犹如买一高科技产品而忽视其使用与维护规则，必不能发挥产品之应有功效而多生弊端。中国人有受西方侵略、割地赔款的历史心节，所以有民族主义的“大国崛起”之梦。但以此拒外过甚，则恐蹈清朝覆辙。
“德”失之四，乃失之于官员之道德修养。“德”失有四，唯此为大。大国者，当有大国之国民素质，而领导大国者，必要有大能大德之人。儒家与道家都强调圣人之治。老子曰：“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故一个社会风气若严重不正，必有从上至下的原因。圣人之治并非排斥法治，两者皆为国家治理之手段，如阴阳之并存。若中国法治未健，圣人之治又衰，则是阴阳皆虚也。管理现代国家之“君”，非指一人，应是领导一层，尤其是所谓“高级干部”与“党和国家领导者”们。圣人之道德，细而例举，当有过人之精力，卓越之智慧，博爱之胸怀，深邃之思想，淡寡之私欲，决断之明智，外圆而内方等等。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初期官员尚能自律，后则放任，于是乎多有利用职权而与民争利者。官与民争利，则民心必失。天下无道，谓居要位之人无大能大德，其必致佞臣当朝，小人为吏，于是上下相瞒，愚智相欺，似此而望民风清淳，如居炉室内而求凉风。封建官员尚有“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精神，西方官员多有服务选民之责任感，共产党官员曾有“为人民服务”之品行。现代中国官员或能居其一，或能兼而有之乎？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骤增而其分配机制紊乱。于是曾几何时，中国社会物欲横流，笑贫睸娼，唯利是图，诚信荡然，朝野上下之道德积累如江河日下，泥石滑坡。胡温执政后，始倡“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又宣“八耻八荣”，力图挽狂澜于既倒，虽未有根本改观，但不失为良好之开端。中国若要大国崛起，中华民族必要上承古圣之智，外纳西方之成，重塑道德信仰，方能再现汉唐辉煌。
若退／2011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