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民企老板为什么怀念汪洋？
姜维平
从1月15至26日，笔者放下手里的稿件，围着地球绕了大半圈，乘机飞越了太平洋，去了一趟澳大利亚，原本是休假，想彻底地放松一下心情，但事与愿违，因为在墨尔本和悉尼，我参加了几个华人旅游团，接触的全是来自中国各地的游客，其中大多数是民企老板，言谈中的主题还是重庆“唱红打黑”，没人知道我是谁，我一张名片也未送，所以他们的观点应当是可信和中立的。我发现，薄熙来入狱了，周永康倒台了，但他们自2008年搞的“打黑抢钱”运动的余波还在震撼，只是过去发韧在现实生活里，现在却遗留在惊恐的噩梦里，他们无一不是这样规划的：赶快把后代送出国，留学或定居，把钱和房子放在海外，自己先来看看，因为钱好赚，企业还得暂时放在大陆，一旦社会动荡就快跑。我也巧遇重庆一位千万富翁，他说他怀念汪洋，汪书记不整人，但体制不改，还会出现新的薄熙来，我沉默思索了很久，原来，游山玩水也不轻松啊。
回到多伦多，又收到另一位重庆民企老板转来的一篇文章，现在，网上信息浩如烟海，瞬息万变，像这样的旧闻，已不多见，却有新意，大概可以解读上述那位千万富豪的心结，文章来自 2006-12-21 16:20:21的“金羊网”，报道表示，对于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不规范”，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近日在当地一个公开会议上说，当地各级党委、政府要给予宽容。在12月17日举行的“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汪洋对当地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和700多位民营企业家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当地各级党委、政府作为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和经济发展的引导者，在发展民营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重庆民企老板怀念汪洋的原因就在这里：第一，他主张对中国民企“宽容”；第二，他强调社会的大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他定位领导干部是管理者和引导者。要知道，宽容来自于无私，汪洋领先薄熙来任职于山城，在他当政期间，重庆民营企业大发展，人心顺，事业成，因为一是他不想利用民企捞钱，二是他无意利用民企篡权，所以，他对重庆民企特别宽容，那时的所谓640个“黑社会”就是一般的民企，有问题，但主流是好的，一切都平安无事。显然，在以往相当漫长的年代里，“市场经济”是无法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密不可分，就会使企业家卷入政治，不得不处于官员内斗的夹缝，赶上汪洋这样的好官就平安无事，碰上薄熙来这样“吃生米”的恶吏就家破人亡。所谓“企业的管理者和引导者”，一夜间就变成了任意宰割民企的“屠夫”和疯子，继汪洋之后染指重庆的薄王就演出了一场腥风血雨的闹剧。这叫“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查查唐代陆象先的故事就恍然大悟了。世界竟如此地不同：杨某抵制政府强拆态度坚决，遇上汪洋，成了“最牛钉子户”，而面对薄熙来，就变成了倒地求饶的“黑老大”。前者生得轰轰烈烈，后者死得无声无息。
原来，由于体制所滋生，中共地方官员，就是其管辖范围内的“土皇帝”，个人的喜怒哀乐，举足轻重，他们不仅可以呼风唤雨，而且可以决定百姓的死活，假如人品相对好一点，就会像汪洋在上述报道里表述的那样，他说，当地党政机构的这种责任表现在“努力创造一种务实高效的发展环境，努力创造一种敢闯敢干的创业环境，创造一种宽容、鼓劲的和谐环境”上。“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是在与传统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管理模式的撞击过程中成长的，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汪洋还表示，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失败。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努力营造一种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
由此，我想起古人的名言：水至清则无鱼，要做生意赚钱，在商言商，岂能不按照中国官场和商场的人情规矩办事？而一旦有把柄留在政敌手里，待到四年一换的任期届满，新的官员顶替旧的官员，而新旧又有矛盾，就会使反腐的利剑首先指向民企老板，明知新官未必不比旧官廉洁，明知自身成了内斗的牺牲品，也得打碎牙往肚里咽啊，总之，可以这样讲，几乎没有一个民企不存在请客送礼的问题，只要不动“大钱”就是奇迹，这大概就是“原罪”说吧。所以，文章披露，汪洋的此番讲话引起了当地民营企业家的强烈反响，在场民营企业家对其报以热烈掌声。目前国内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的不规范被外界视作是民营企业的“原罪”，一些内地富豪近年来被指多年前有不法操作而被监管及司法机构关注。我想，与薄熙来召开的会议不同，这些掌声是发之内心的。
因此，在汪洋的宽容对待下，重庆民企飞速发展，一日千里，流亡海外的民企老板李俊说，他当年受到了汪洋宽容政策的优惠，曾任区工商联副主席，彭治民，陈明亮，黎强，马当，曾智强等人无一例外，都受过恩宠，为什么2007年之前，他们属于“红社会”的受益者，而此后一夜间就成了“黑老大”？我遇到的许多来自重庆的老板都想不明白，但不论如何，现在，黄奇帆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所谓成绩，就是那时由汪洋做的，上述报道有文字为证：目前，重庆民营经济约占当地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但是当地国有资本依旧在水、电、气等公用事业占据绝对垄断地位。重庆市总商会会长尹明善此前曾称，当地的民营经济基本上都是在国有资本不愿意介入的“边角料”领域里发展，发展得很辛苦，但很成功。目前，重庆部分国有垄断项目已有逐步放开迹象。当地媒体报道，广州一家公交企业重组了重庆市公交一公司，来自法国的一家企业也与重庆市的国有水务企业合资组建了一家污水处理公司。18日重庆市经济工作会透露的信息显示，5年内重庆将开工建设323个重大项目，涉及总投资为5853亿元，主要涉及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结构调整及工业项目、社会事业项目四部分。这些重大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外来资金、证券融资和业主自筹。经测算，目前尚存在1650亿元的资金缺口。
由此可见，汪洋主导下的官媒也有谎言，但在这篇文字中体现得不多，它既讲到了成绩，也涉及到问题，这叫“准事实求是”。在悉尼随团的一位民企老板对我说，“唱红打黑”运动说明，官员不找茬，我们民企就发展，问题就这么简单。但是，我再有钱也是一介“草民”，彭治民和李俊的故事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目前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草民”不知道一觉醒来，你遇上的官员姓薄还是姓汪，虽然，两人的“姓”都带“三点水”，但薄熙来是“草头王”，是太子党啊，我们重庆民企叫他这个贪官害苦了。所以，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还是传给孩子，并且早些转出国外。他是2008年初叫儿子来澳洲读书的，也给他买了豪宅，存了一笔大钱，这财产永远都是自己的了，而放在国内的，则永远是“当官的”，如何处置，全看他们的心情。他神秘地告诉我，薄熙来一来山城，他在政府里的朋友就通知他，薄是强势官员，你千万小心，早做打算吧。
由于我在澳洲参加的多是“一日游”，大家互无利害冲突，又萍水相逢于异国它乡，故很容易开怀倾谈，他说，一开始他就烦“唱红打黑”，但知道自已有钱又是“草民”，为了保护自己，必须对王立军等官员装出笑脸，口口声声赞扬他们，这是违背良心的最好的“马甲”啊。但没办法，谁叫我是“土豪”啊！他大笑起来，在较长的行车途中，他这种没有设防的倾谈，解除了我旅途的寂寞。我发现，随着网络和手机微信的普及，大陆的民企老板与以前大不相同了。既使不会“翻墙”，也经常会有人把关于重庆的外网文字转发给他，所以，对我的文章，对彭治民，对李俊，对常亮等人的名字，他们并不陌生，他所讲的“内幕”，有的就是我率先披露的。
可是，他们不知道作者近在咫尺，令我忍俊不禁。对我来说，最惊讶和失望的是，他们怀念汪洋，对汪洋讲话点燃的动力却并不认同持久性；他们赞同习李反腐，但对未来民企的命运还是喜忧参半。几乎所有的人，知道李俊却不敢公开为他呐喊，只是选择了逃亡，企业和生意困在大陆，心思和后代已转移到了海外。有一个来自深圳的民企老板说，如果下一届，汪洋入常就好啦，反之呢，不好说啊，薄熙来说不定卷土重来呢。总之，中国不民主化，像人家澳大利亚这样的，就很难用法制确保民企的生存。他举例说，你看“十二门徒”景点有什么好的，就是资源原汁原味保护得好嘛，因为有法律制约一切人，首先是官员，谁也不敢破坏，才美丽如画，我们乘机飞行9个小时来看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毁坏了空气，水源和土地，现在变稀奇啦，我们是来看大自然的，但没几个国人找到根源，更无力改变。
2014年1月24日初稿于悉尼，1月31日修改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2月1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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