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中国教会“三巨人之最”
王明道（1900-7-25——1991-7-28，北京人士，原住北京甘雨胡同29号，北京基督徒会堂负责人。1955年8月7日午夜被捕，1980年获释后，先住上海市平江路13号，后迁至上海武康路69弄1号301室，1991年上午约九时在该寓所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中国著名基督教传道人，对圣经的真理具有独特的阐释能力，并对中国基督教会具有微妙、深远的和不可替代的影响，他对耶稣基督具有矢志如一的忠心。对王明道的圣经观、教会观的深入研究，越发证明王明道的信仰符合中国文化和传统，对建设中国教会是有前瞻意义的，他是先知型的人物。1955年对王明道的打压显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需求和必然性。但它造成的后果是远超过当时对他的打压，直到今天，各届政府都为这个后果付出代价。若现政府不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以高屋建瓴的大无畏气概，承担起纠正错误的责任，就背离时代需求 。无异于继续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既对当代人不利，也必为后人所诟病，因为这是历史。可喜的是本届政府强调司法的公正和公平，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必定会还王明道的清白和无辜。
原内地会宣教士英国人Leslie Lyall 在他的《中国教会三巨人》一书中说“像大卫三勇士一样这三位中国的勇士也各有所长，但在人格的高洁和耐力方面，以及影响的范围和建设性上，铁人王明道应被认为是三勇士之最。”
原中国神学院院长滕近辉说王明道是“一位具有先知型性格和分量的人。他注重灵性与品德,常常针对教会内部各种腐化的倾向大声疾呼。择善而固执,笃信圣经,竭力为基本信仰辩护,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是个肯为原则付代价之人,将生命完全置之度外,因此他在一般的基督徒心目中，铸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而对整个华人教会产生巨大之影响。”
中国内地会创始人的曾孙戴绍曾说：“王明道爱传扬神的话,在北京,在全国各地,他真正地传扬了神的话。他知道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他用文字事工来激励其他的信徒,他用文字事工来护教,帮助那些在信仰中有挣扎的信徒。这是一位属神的人!”
王明道笃信圣经，惟有圣经，凡圣经中的真理都坚守，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都拒绝。王明道所侍奉的基督徒会堂，不与任何教会有组织上的联合。他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中如是说：“我在这儿要郑重的说：我们不但不和这般‘不信派’有任何的联合，或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就是和一切真实信主、忠诚事奉神的人也只能有灵里的合一，而不应当有任何组织形式的联合，因为我们从圣经里找不着这样的真理和教训。大哉斯言，六十年来，中国教会频频地出现一些异端，并因此而形成邪教，对人民造成危害，这与政府打压以王明道为代表的正统教会有着必然的直接的原因，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充分证明了王明道先生的圣经观和教会观具有敏锐的、深刻的前瞻性。
王明道恪守信仰与政治分离的原则。1941年太平洋战争以后，当时驻守北京的日本占领军要消除英美的影响，所有基督教会都要参加日本组织的“教团”，王明道在占领军恐吓和威逼下，铿锵有力地说：“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绝对办不到的。”后来，参加这一日伪组织的王梓仲、单乐天等人都成为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重要人员，单乐天甚至为洗刷他日伪的身份，捏造事实栽赃王明道，这真是颠倒是非，真假不明。
1945年日本战败，战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当时的北平市长熊斌亲自致函王明道邀请他以社会贤达参政。王明道以“本人数十年传道，向不过问政治为由”，婉拒市长的盛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初夏，中央政府要在北京召开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并派人亲自将请柬送到王明道手中。王明道秉承他素来所奉行的政治与教会分离的原则，更何况基督徒会堂是本堂弟兄姊妹日积月累奉献的金钱所建，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帝国主义的任何帮助，参加这次会议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故而王明道以“敝会堂创办迄今，从未接受任何外国津贴，因此自不便参加此项会议”为由，没有参加此次会议。政府视王明道的行为，是与政府不合作。当时，刘良模就说：“王明道不参加会议，是反共、反苏。”随着政府对教会的控制增强，王明道为持守信仰与当局在教会中的代表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也渐渐增大，当广大基督徒退出“三自”运动，争论的天平渐渐地向王明道倾斜，真理在王明道一边时，最终“图穷匕首见”。王明道于1955年8月7日午夜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同工和学生等人。
午夜，月黑风高，王明道在被翻墙进入基督徒会堂的武装人员枪口下被捕，在审讯和羁押期间又受到威逼恐吓，精神彻底崩溃，承认了后来被定罪的三项罪名：
第一条是个伪命题，“三自爱国运动”并非政府机构，其领导人既非中共党员又非政府官员，没有身体之间的伤害和人格的侵犯、侮辱，罪名不能成立。
第二条空泛毫无实质内容，基督教或其它宗教都是不杀生，崇尚道德，即或与当时的政策有不同之处，也仅仅是认识问题，当时是新政府成立之初，观念不同也是理所当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认知。在徐州基督教“三自”所召开的对王明道控诉大会上，主持人受命高喊：“王明道该不该枪毙？”底下回应“该！”，台上的人继续问：“同意枪毙王明道的请举手！”主持人看了看早已组织好的人，接着便说：“好！一致通过！”当时有家住徐州关家庄的名叫关品鹤的人，站起来说：“这儿有个人没有举手，怎么能说一致通过呢？”结果，这个人为这句话付出了七年牢狱生活的代价。在这样政治环境下对王明道的取证，怎么会有公正和公平呢？
第三条更是不顾历史，是非不分，王明道和刘景文不仅没有丝毫过错，而恰恰证明王明道和刘景文不但是守法公民，而且是深明大义的人，理所应当受到尊敬的。
梁立志是抗战期间，在国统区加入国民党的，系国共合作期间，是个革命者。抗战结束，被委任河北昌黎县国民党书记长，内战尚未爆发，也不是反动分子。未报到，即被新任命的书记长排挤，没有履职。在北京基督徒会堂停留，在王明道夫妇劝导下退出国民党，烧毁国民党党证，符合中国教会的传统。
新政府成立三个月后，基督徒会堂作为社会法人团体，接通知凡有旧政府反动党团关系的，应予以登记。王明道在会众中传达政府通知，于是梁立志回昌黎履行反动党团登记手续，结果被正法。梁立志在北京基督徒会堂居住，依法履行居住登记，依法回昌黎进行反动党团登记，自始至终都是依照当时法律行事。所以，判决王明道窝藏反革命罪，实属莫须有。
1956年9月30日在王明道答应参加“三自”的前提下，他在北京青年会礼堂宣读了一份，后来被他称为字是他所亲笔所写，内容并非本意的“既愤且愧”的自白书后获释。夫人刘景文仍以人质被扣，直至1956年10月2日被释放。
在以苏联为师的年代里，王明道没有被处死，他是“幸运”的。政府耐心地在等待王明道的转变，但是王明道明白他所信的神并非是虚无缥缈的神，他所信的神乃是又真又活，不可轻慢的神。他告诉受理他案子的李处长，他真的已无法讲道，李处长告诉他你可以像演戏一样地讲道，王明道明白了政府的意图。后来他们向李处长要求让他们离开基督徒会堂，回甘雨胡同自己的家居住。李处长说：“你们要为你们所做的选择负责！”
1957年4月7日王明道夫妇搬离北京基督徒会堂，回到王明道自幼生活的甘雨胡同。虽然离开基督徒会堂，搬离了是非之处，王明道的身体和心灵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宁，危机四伏，形影不离。政府的“宽容”和“耐心”是有限的，等待他的命运是显而易见的，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终于第二次被捕。
1963年7月18日北京市法院判处王明道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鉴于王明道在中国教会和国际上的声望，政府并没有放弃争取王明道的合作。组织他外出参观，冀图改变他，1965年政府有意释放他。王明道知道如果他出离监狱回到北京仍然要他参加“三自”，那是他“万万做不到”，他放弃了。而后，王明道开始了他长期的牢狱生涯。
在监狱中他受到的精神和肉体苦楚是不堪承受的。他被捕以后，所能得到关于社会的资讯既少且又真伪难辨。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身为国家“民选”主席、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夫人，说废即废，毫无民主；说王光美在万隆卖尽风骚，无异说王光美是“妓女”，士可杀而不可辱。王明道写文章反对。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结果王明道遭到关押、殴打。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1979年11月关押王明道的山西监狱接到山西省高等法院的判决：“押犯王明道……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改为有期徒刑一年，免去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予以提前释放”。王明道拒绝签字出狱，并称：“……我没有犯罪，是政府逮捕错了，也判错刑，并关错了。政府必须将我的事情弄清楚，不然我不出去，就在这里一直住下去。”
此刻，已经年近八十岁的王明道，受尽摧残，已经衰弱不堪，在监狱方面连骗带哄的情况下，被骗出了监狱，住在孤零零的山腰上，吃饭和上厕所都需走很长的路，他无法生活，最终由他儿子王天铎接回上海。
王明道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在他出生前一个月父亲亡故，14岁清楚重生，15岁确切感知神的呼召，起初抗拒神的呼召，读亚伯拉罕 林肯的传记，立志要做中国的林肯 。三年中，经无数次争战，内心苦不堪言，终于顺服。1919年9月去离家约三百公里外的保定的内地会小学任教，在教学中带领学生真心归向基督，事工颇有进展。后因受浸之事有违学校规定，离开学校。
1921年至1924年在家中攻读圣经，得益良多，后来被他称为是家庭神学院。其间也应邀在一些教会短期工作。1924年出版他撰写的《一件极重要的事》、《恶世中的呼声》、《基督徒与偶像》、《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他的文字工作的开始。
1921年7月3日应河北沧县陈子诰邀请，在沧县教会讲道。因信徒受益颇多，同年9月30日再赴沧县讲道至1922年1月21日返京。在沧县、盐山县和献县乡间做工三个多月。这三个多月做工经验使王明道知道神不但宣召了他，而且给他恩赐和能力为神做工。从那年起王明道就开始了他外出宣教和讲道的使命，在将近三十年时间，全国各地除新疆、西藏外，有很多教会请他讲道，有以万计的信徒听他讲道。王明道是个极具演讲能力的人，他的讲道如铎如柝，振聋发聩，使多人悔改信主。他语言流畅、主旨分明、逻辑性强，蜚声大江南北。
1925年开始在家中聚会，同时每月被请至北京全市妇女联合会上讲道。此时，他向贾玉铭创办的南京灵光报上投稿。次年，写《基督的新妇》、《受苦有益》、《基督徒处世常识》等书。
1927年开始创办《灵食季刊》社，自己撰稿、自己编辑校对送印刷厂、自己发行，名符其实的是“一个人的出版社”。不久，《灵食季刊》就成为一种广受读者欢迎的属灵刊物，时间长达29年，帮助了整整一代人。1955年夏天，因王明道被捕入狱《灵食季刊》停刊。
自1925年开始在家中聚会，聚会人数渐渐增多，场地不敷使用。在1933年借北京炒面胡同一家房屋聚会，每次约有三百余人，因房子简陋，每至冬天屋中温度过低，王明道就起意筹备建堂，1934年8月开始为建堂献金，不久购得一块地，开始办理建堂申请事宜，斟酌多时，得堂名为“基督徒会堂”，译成英文是The Christian Tabernacle。
1937年8月1日。北京基督徒会堂献堂，堂内有座位704只，遇到特别聚会，人数增多时在院子里加添椅子，这时就有约有千余人聚会。王明道注重重生的真理，对入会的信徒抱着“宁缺毋滥”。所以自1933年开始为信徒施浸，直至1955年，王明道一生中为人施浸不足800人。
王明道一生著作都发表在他创办的《灵食季刊》中，自1927年至1955年夏天发行28年半共114册。
1980年1月，王明道离开山西阳泉荫营监狱，与先期到达上海的妻子刘景文会合，住其子王天铎在上海平江路13号的寓所。王明道到上海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就在海内外广传，于是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看望王明道夫妇的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其中多数为教会中人，有各国各宗派的主教、会督和牧师，也有如《时代周刊》名记者大卫-艾克敏等新闻媒体和各界人士。
美国前总统的弟弟，州参议员派人与王明道联系，他想访问王明道，王明道因他与女秘书有绯闻而拒绝。
出生在中国江苏的葛培理夫人来访很有戏剧性：
“你好！我是Dr.Bell的女儿！”
1980年代初的某一天，正陷在沉思中的王明道，突然听到一位来访者一进门就这样自我介绍，王明道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说：“清江浦！”，来客也紧跟着说：“清江浦！”
“清江浦！清江浦！”顿时，主人和客人一来一往的叫着，口气兴奋而惊喜。这位女客则疾步走近两位老人家身旁亲切的握着他们的手，并深深地拥抱他们。早在1930年代初，王明道就认识这位女子的父亲，淮阴当地人称之为钟医生，并书信互答，馈赠属灵刊物，因此这位异国女子，敬重王明道如同父母。眾所周知，这位出生在中国江苏省淮阴县（清江浦）的女子，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的夫人。她成长于中国信徒中间，直到十七岁才返回美国接受教育。她视中国为第二故乡，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葛培理夫妇在推动中美建交，具有重大影响，赢得中国人民和广大信徒的尊敬和爱戴。
在那次见面以后，路得曾几次带领她的女儿们一起来看望王明道夫妇。
1988年4月，葛培理博士终于有机会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受邀在北京崇文堂、上海沐恩堂、广州东山堂，以及林献羔弟兄的大马站聚会点讲道。
1988年4月24日星期六上午，葛培理夫妇在到达上海的次日早晨，在拜会邀请方之前由滕近辉牧师陪同访问了王明道，以示对他的尊重和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友好。这位在美国是家喻户晓，并主持自尼克松至克林顿九任总统宣誓仪式的伟大人物，对王明道也是尊敬有加。在亲切友好的谈话之后，彼此赠送圣经章节互勉，王明道以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赠送给葛氏夫妇和滕近辉牧师，而葛培理夫妇和滕近辉牧师也将各自所选的圣经经文回赠给王明道夫妇。
在1988年4月，葛培理初访中国时，在北京由李鹏总理接见，在上海由朱镕基市委书记接见，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葛培理携其子东门国际总裁葛内顺拜会江泽民。
可惜的是，葛培理自传《Just as I am》,中文简体字版因有葛培理访问王明道事而不能出版。葛培理自传英文版畅销全球，葛培理出于对中国的友情，先在中国大陆出简体字版，尔后再在港澳台出繁体字版。葛氏家族鉴于中国国情也允许可以有些删节，但希望能保留葛培理与王明道在上海的会见。结果，由于简体字出版受阻，繁体字版在没有任何删节的情况下先于简体字版出版。国家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被打了折扣，从善如登，好不容易改变的形象，却为这些小事而大大受损，孰重孰轻，执法者当自审察！
王明道是1980年元月来到上海的，葛培理夫妇在同年8月19日就托人辗转送来大字本英文新约附诗篇圣经。有了这本圣经，真是为这两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他们每天周而复始读两篇诗篇，优美的诗篇英文颂词朗朗上口，意境美妙无比，连周边的人也感染到他们灵里的满足和喜乐。
综上所述，王明道案件是既错且冤，而且王明道是“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纠错王明道，天下欢呼雀跃，影响深远。荀子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行，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本届政府厉精图治，当以司法的公正和公平纠错王明道的案件为契机，建和谐社会，树新风，对国家、对政府、对平民百姓功若丘山，望当政者权衡利弊，勿失良机！
张桂炎 2014年元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