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老丁回忆起那个“书呆子”时，总会发出感叹：“这个城里的孩子跟我们农村的就是不一样。”
老丁是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东陵村的村民。1974年3月，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年仅19岁的李克强与其他同学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开始了四年多的知青生活。
78岁的路家友，是当年凤阳县大庙区大庙乡东陵村的生产队长，就是他把李克强和其他知青领到村里。
路家友向本报回忆说，公社提前已把名单分好，各生产队长根据单子招呼分到自己村的知青，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当时东陵分到了两个知青，一个是李克强，一个是来自蚌埠的陈平。
李克强被安排在村里的知青点，和陈平一起住，离路家友的家不远。路家友负责教导他们农作生产。
知青岁月
从城市来到凤阳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由于水土不服，李克强一度全身皮肤溃烂。“那娃娃坚强得很，愣是咬着牙下地干活。”老丁说。李克强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但只要一有空，就会拿着书看。“在村里两年，除了他姐姐来送过一次书外，没有人来看过他。”路家友说，这个孩子没有任何架子，特别爱读书，放牛的时候都不会忘记手里那本书，话不多，但如果一开口说，就让人觉得很深奥。
农民夜里总是睡得早，而知青点上的煤油灯总要亮到午夜12点。凤阳县东陵村村委会主任路文军回忆说，他问过李克强，每天要读几个小时的书？李克强回答：4个小时。
老丁说，在农村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孩子老喜欢看书，当时觉得农活干好就行了，看书没什么前途，最后还不是要接受再教育。
在路家友眼里，这个孩子并没有因为家庭背景而要求任何特殊化，吃的也是高粱饼、红薯面，跟农民一块下地干活放牛，还十分听话，叫干啥就干啥。
李克强出身于官员家庭，青少年时代受父亲李奉三的影响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
幼年时期，他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进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步入中学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一时间，学校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久，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也被取消。
但父亲李奉三常带着他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李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李诚视其为门生。虽然外面在“停课闹革命”，但他的学业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所长进。20世纪70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插队劳动并已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克强获悉噩耗后，悲伤不已。
1997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李克强对李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先生有着“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为学原则。“他在插队期间更是牢记李诚教诲，时刻学习，好学与谦逊使他很受大队器重。”路家友说，当时大队领导很多讲话稿都由他来撰写起草，跟人说话十分有水平，一下就切入要点，善于归纳总结提出新的观点。两年后，表现良好的李克强被提拔为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当书记期间，他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谁的饭票不够了，他就拿出自己的饭票分给大家吃，还说自己吃得不多，心眼特别好。”路家友感叹道。
在“文革”期间，凤阳是安徽最穷的一个县。而计划经济年代，所有物资都需要凭票供应，当时村里和乡里都会托有能力或有背景的知青帮忙搞点福利。路文军说，当时村里唯一修的路，就是托李克强的父亲弄来水泥票修的。
在大庙，李克强带着乡亲们兴修水利时，由于石料不够，需要进山抬石头。大庙离山里还有十里路。路文军提出用拖拉机拉，被李克强拒绝了。他说不搞特殊化，和村民乡亲们一起用肩挑，十多里地就这么一步一歇地来来回回。
1976年5月，在时任大队文书潘金山的介绍下，他终于站在了绣有金锤银镰的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这一刻起，李克强开始在一个新起点上起跑。
从凤阳到北大
李克强堂哥李克武说，我这个堂弟就是喜欢读书，从小书不离手，在生活上对吃穿没什么讲究，他在堂兄弟中威望很高。
给李克武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时任蚌埠市中院副院长的李奉三几次想把李克强从凤阳调回城里，让他少吃点苦，都被李克强拒绝了。李克强对父亲说道，他不想搞特殊化，想靠自己的实力回去。
当时李克强的话在家族里产生很大震撼，谁也不理解，但却又十分相信李克强肯定可以凭自己实力办到。
“小时候在堂兄弟当中他就显得特别聪明，我们在地里摘南瓜的时候，他就跑到水库上游利用水流把南瓜一个个冲到下游，省得大家去搬运。”李克武说，李克强十分有主见，而且喜欢讲道理，他认定的事情最终都会把大家说服。
1977年8月，邓小平宣布恢复高考。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后，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加紧自学。同年12月的那场考试，成为李克强一个划时代命运的转折点。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据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也只敢作为第二志愿备选。
1977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北大“七七级”的一员。
后来，李克强在回忆中写道：“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有知识的象牙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权，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当时他都准备接任大庙区区委书记了，”李克武说，“后来成绩下来了，他便去了心仪已久的北京大学学习。”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一年的3月，李克强也带着憧憬告别了4年的插队生活，离开了日后有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之誉的凤阳，走进北京大学，开始人生新的篇章。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李克强仕途一帆风顺，不管官多大都没有任何架子，十分平易近人，唯一的要求就是家族里不许经商、不许搞特殊化。多年来，李克强的十几个堂兄弟一直都在定远老家，没有人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和需求，他们都是脚踏实地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