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中国有些地方像，很多地方不像。甘地这样坐三等车厢的人在印度的土壤上能应者云集，在中国的土壤上应者云集的是毛泽东这样坐龙辇和专列的人。毛泽东坐起他的江山据说用了三千万人头，但这在大量中国人看来算不得什么特别不寻常的事，因为中国历史从来如此。我们用暴力和被暴力都完全得心应手，且不觉得那是暴力。我们出门便知道如何夹着尾巴做人，进门便知道如何让别人夹着尾巴做人。最软弱没有势力的人对自己的孩子用暴力也不用过脑子。这都是拜五千年“文明”潜移默化所赐。用非暴力来改变中国社会是迂腐书呆子的妄想。
没有敌人的甘地让我想起那句“我没有敌人”。于是找来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在成长：当年指点江山四下开骂的轻薄才子变成了知道检视自己的人，眼睛里也开始有了温厚之光。成长是普通人变成英雄的不二之途。
也感觉晓波在从普通人到英雄的长路上还有向上的余地。他在普通人里当属优秀，在英雄当中火候尚缺。他当年指点江山、粪土各路豪杰，现在也涉猎极广，从西方哲学、古诗散文到农民生计和世界政治都有话说。但跟甘地做的事相比，不免让我想到那句英文谚语 “Talk is cheap”。他看来已经不再与人为敌 - 这不简单 - 但还是四面出击与各种各样的理念和主义为敌。理念相争算是非暴力，却不免有继承共产党遗风、以真理代言人自居之嫌。
甘地的触角没那么长，也没把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他不做他的同胞不需要他做的事，也不抱怨民众的觉悟低下。他完全陶醉于他的各种真理实验：祷告、纺线、维权。他发起的纺线运动便是个大获成功的真理实验：
- 连文盲都能懂能操作，让最多的人能参与民族独立运动，且为此骄傲；
- 给了大量底层群众一个赚钱谋生的机会；
- 帮助印度摆脱对英国的经济依赖；
- 运动参加者都穿上土布衣服的视觉效应大振印度人的士气。
这就是政治家的政治天才该用在的地方。
当然中国需要批评家，但中国也不缺批评家。当然中国也需要理论家，但诺贝尔和平奖不是颁给理论家的。当然刘晓波远没有甘地在殖民地印度的生存空间，但中国已经不是北朝鲜，愿意做实事的总能找到机会。英雄不抱怨他的环境恶劣，也不逞无谓之勇。
甘地小小的真理实验最终感召起全印度数亿人，最遥远的村落和目不识丁的底层群众都参与了不合作运动。刘晓波的“没有敌人”还只是他自己脑子里一个半熟的想法。从一个人脑子里的半熟想法到上亿人可操作、能受惠的真理就是刘晓波该走还没走的路。
印度没有中国那样几千年的中央集权恐怖统治，中国没有印度那样深厚的宗教传统和一个苦苦追寻人生意义的人群，所以既不必期望中国有甘地那样的人出来，也不必期望甘地那样的人在中国的土壤上会应者云集。但“我没有敌人”这五个字毕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一个新鲜的异数。
想起中学鲁迅课文里的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上学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去问老师。老师讲了，还是不明白。现在绕了这么一大圈回来终于有点明白了。鲁迅写这话时中国的土壤上没有路，现在也还是没有路，但分明是有走的人了。也许慢慢就有路的痕迹踏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