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北京猿人 — People's Peking Man

如今的北京据说人口已经三千万都往北去了，到处乌央乌央都是人！但是如果你想找人烟稀少的公共场所总还是有的。我就可以给你指点一个去处 — 坐落在北京动物园旁边的古动物馆。离开人群拥来挤去的西外大街走进博物馆大门，你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空漠冷寂立刻从四面八方包抄上来，走过世界各处的自然博物馆还从没见过如此冷落的景象。大门旁一张桌子后面的售票员呆呆地看着我。＂现在有什么展览？＂我问。＂骨头！＂他把对这份工作的全部厌烦用两个字简练地表达了出来。我忍不住笑起来，交给他二十块钱买了门票，转身交到收票员手里。大厅里一共三个人，售票员，收票员，我。

世纪之初，Sigrid Schmalzer在加州大学读博期间到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来进修了一年。那时她注意到这个博物馆的展览自七十年代后基本没有什么变动，她很可能也和我一样体会到中国人对这些'骨头'的极端冷漠态度。但她的第一本著作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却用了'人民的北京猿人'这样一种说法，真是很有深意。这让人联想起'人民艺术家'、'人民解放军'、'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好总理'，这些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说法。Schmalzer最初一定觉得这些说法十分怪诞，后来她终于明白'人民'的真实涵义其实是'朝廷'，人民艺术家是被御用的、人民解放军是皇家军、人民公仆是朝廷官员。所以当她了解了Peking Man的御用猿人身份时，'人民的猿人'就成了恰如其分的形容词了。People's，这真是绵延了一个多甲子并且还在继续着的黑色幽默！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通常都可以加上这个前缀，比如说，人民的科学家，我在后面会提到他们。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点像坦桑尼亚或埃塞俄比亚，正在无休止的战乱和贫困中挣扎。但它对世界还是开放的，吸引着欧美各国的地质地理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古人类学家们。大家千方百计找点资助到亚非拉这些未开垦的处女地淘宝。Louis Leakey在Olduvai谷地扎下根来，在那里发现了能人智人化石。他成了一个传奇和古人类学界的教父级人物，也同时给东非打造了古人类研究圣地的名声，晚生后辈们没有去过那里翻土疙瘩的经历简直会在同行面前抬不起头来。东非几个国家的古人类学研究也渐渐开始有了点规模，走上了正轨。而到中国去翻土疙瘩的那些人可就没有Leakey的运气，虽然当年也找到个六七十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不幸后来又给整丢了。再往后它又成了政府的御用猿人，变成了伪科学和反科学的一个代名词。搞得大家宁可不提它也罢。基督徒们有时候倒还提提这个茬儿，把Peking Man和Piltdown Man相提并论，当作科学家们假造人类进化证据欺世盗名的铁证 — 谁让你拿不出真东西来！人类演化史在中国越来越成了一笔糊涂帐。

北京猿人刚刚被挖出来的时候，也曾有过不大不小的轰动，但那是在中国之外。中国人当然完全不关心它。中国人的祖宗都在宗祠牌位上一清二楚的写着呢，只有洋鬼子才会满世界刨地找祖宗。中国人认为，一切他们搞不懂的东西都一定有着谁也搞不懂的神奇疗效，没人认得的骨头化石自然也就是。那是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材，据说可以治疗遺精早泄、帶下崩漏什么的中国人搞不懂的毛病。关于北京猿人头骨的去向就有一个特别中国的说法，说是有人把它偷走磨成了粉，当药吃了。这个故事如果当真，绝对能把达尔文老先生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再死一回。（上回老先生在棺材里又撞死一回是因为严复那本选择性创造性翻译加借题发挥塞私货再创作的《天演论》。 大清朝那时候正让列强挤兑得彻底找不着北。中国人民本是很物质的民族，深刻反省一番认定是自己拳头不够大。严复《天演论》就代表了中国文人的这种思维水平。一个少思想无信仰的群体实在不应当知道自然演化理论，这和不该让无知的小孩子接触电是一个道理。达尔文的学说一旦传进中国，立刻蜕变成义无反顾和不知羞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对社会的破坏力是难以估量的。对照中国的情况，宗教信仰在美国则有效地起到了拖后腿的积极作用。对此我们实在应当给宗教的制衡效用以足够正面的评价。）

Peking Man终于受到人民的青睐当上'人民猿人'只可能是在49年以后的人民共和国时代。我好奇的是最初是它自己卖身投靠上的贼船呢，还是受的招募。我倾向于它是不得已自动卖身投靠的。因为当时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早已随手给解决了，简简单单一句话，＂劳动创造了人类＂。那以后研究人类演化的除了印证他老人家，基本上毫无用处。不幸要靠干这一行挣饭钱的人们为保饭碗确实也就无法可想，只有卖身投靠一途。结果他们就把北京猿人给卖了。从此北京猿人被塑造成一个劳动人民的形象，那真是'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它'，越下苦力干活儿就越聪明，勤劳勇敢加智慧，和谐地生活在马克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它从此参加了革命，不再和古人类学发生关系。

布拉格之春后，一批捷克知识分子决定，为尊严计他们不能用'不得已'作为理由接受招安，结果他们被罚分配去做小工，不得再从事他们自己的专业。中国的人民科学家们把北京猿人出卖以后倒是确实保住了他们自己的饭碗，但世上的下坡路似乎从来都无止境，无几，文革的鞭子又抽上来了。用猿人做挡箭牌去和人民勾搭这时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还要毕恭毕敬老老实实地去给劳动人民当小学生，接受再教育。如果说，对于像火箭这样的专业所谓'再教育'主要是嘴上说说而已，因为劳动人民对火箭的知识仅止于二踢脚冲天炮这些玩意儿。但对考古专业这实实在在就是一场灾难了：研究中至关重要的田野工作是挖土筛土，工具是铲子和土筛。而刨土这件事绝对是劳动人民的一项专长，他们也很乐意来当当老师。问题是刨土的具体细节上有些要命的不同，可是谁又敢指出来呀！这关系到谁教育谁的大是大非问题，小学生怎么敢教育老师？所以这时候田野工作简直的没法做了。无奈的人类学家们只好退缩到他们仅有的一亩三分地上制作制作展品，美其名曰'科普'。这就是Schmalzer在相隔二十来年以后在古生物馆看到的那些展品。

那么这二十来年中又发生了什么呢？你我都知道的，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彻底破了产，不得不改弦易辙，改革开放时代开始。全体中国人民，包括人民科学家们都走出研究室，一起向钱看，再也不用去关心劳动人民和'劳动创造人类'了。那些展品也就停留在了七十年代时候的模样。

但是人民的猿人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它从被人民无视，到被逼婚，然后不得已做了婊子。是的，再下来该是树碑立传的时候了。Schmalzer注意到，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猿人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强烈的种族色彩。尽管现代基因学研究无一例外地指向单一非洲起源，它仍然义无反顾地被当作中国人当之无愧的祖先而受到膜拜，传达着中国人别于世界大家庭、异于他族的信息。它原来负责划分阶级，现在主管弘扬种族，换了工种，但仍旧是人民的猿人。人民要做'大国崛起'的梦，人民的猿人又肩负起了鼓舞种族民族主义（racial nationalism）精神的历史重担。人民科学家们的饭碗看来还可以继续保住，至少在梦断之前。


（这一篇很难算是读后感。Sigrid Schmalzer对'人民科学家'们是充满善意和同情的，而我的评论则刻毒得很，因为比起她来我实在更了解中国人，所以较少同情之故。）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Sigrid Schmalz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