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为《韩愈诗选》作序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躁急偏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衷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偏狭的表现。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在儿子面前吹嘘自己的交游如何光显，就是热衷的表现。二者结合起来，更是利禄情深，恩仇念重，互为因果，愈扇愈烈。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入骨，永世不忘。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在他的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竟然把谋反罪名硬加到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
舒芜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韩愈比刘禹锡、柳宗元早一年中进士，又自恃才高，到顺宗即位展开改革时，他因上书遭贬，仅官江陵府(湖北江陵)法曹参军(地方政府属员)，而刘禹锡、柳宗元等新进却成为中央政府中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明星。以韩愈的心性，对刘、柳等人怀有强烈的嫉妒心理，是理所当然的。
《永贞行》这首诗较长，内容涉及不同历史阶段，又用了很多偏僻字眼和古代典故，这里不再全文照引。让我们看一看韩愈在相关诗句中怎样评论永贞革新。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太皇指顺宗。韩愈做诗是在顺宗之子李纯登基之后，所以称顺宗为太皇。谅阴，守丧时住的房子。这里上溯说到德宗去世，顺宗刚继位的时候。古俗，帝王去世，不言政事。《论语·宪问》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一句，意思是殷高宗武丁守丧，3年不说话。韩愈说，那个时候德宗刚去世，顺宗守丧，不便发布政令，二王等小人利用这个间隙，耍弄手段窃取了国家大权。
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韩愈说，二王刘柳是个谋私利的小集团，一旦窃取大权，正直的朝官就无计可施了。
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这是讽刺改革者升官过快。夜里诏书下来，早晨已经当上官了，不管资历够不够，飞速提拔一点障碍也没有。大白天公然接受贿赂，名贵的宝珠堆满了黄金的盘子(“火齐”即宝珠)。韩愈批评改革者谋官神速，有些夸大。另据史料载，除了王收过贿赂外，其他人没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
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
这是说，西汉帅哥董贤因为年轻貌美，被喜欢同性恋的汉哀帝宠爱，才22岁就当上了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哀帝甚至提议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哀帝去世，董贤恐惧地自杀了，现在还有谁为董贤可惜？南北朝时北方武将侯景，率兵投降梁朝之后犯上作乱，杀死梁朝皇帝，通过加九锡等方式，自己即位做了皇帝，最后身死非命，侯景的篡位行径令人哀叹。国家积累了深厚的功德，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岂容此等小人篡夺？
显然，韩愈诬称二王刘柳是董贤、侯景一类篡谋大位的“现行反革命”，巨奸大恶。韩诗如此刻薄，连一些古人都看不过去。清代大学者何焯评论韩愈这首诗时说：王叔文欲夺宦官兵权，这件事不能因为讨厌王叔文这个人而否定。“九锡”、“天位”等用语，实在太过分，简直要把“谋反”的帽子扣到二王刘柳头上。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唐顺宗”一节中说：“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二王八司马”惨败，韩愈墙倒众人推一通之后，多少找回了平衡，再加上宪宗即位，韩愈受重视，心里好过多了。所以，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写了一篇《柳子厚墓志铭》，虽然文中对永贞革新仍然语含讥刺，但对柳宗元的人品、才学和成就作出了比较实际的评价。
相比之下，刘禹锡的另一位朋友白居易态度则不同。他目睹韦执谊从宰相高位贬为崖州司马，觉得当大臣的一点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禁悲从中来，写了一首非常伤感的诗《寄隐者》：
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
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
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住。
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
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
禄厚食万钱，恩深三日顾。
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
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
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
诗的开篇假借一个卖药者的目光，描写韦执谊贬官离开都城，家族亲友一路相送，想挽留又不敢留的凄惨情景。卖药者向旁人打听，知道这就是宰相韦执谊。韦执谊昨天还以宰相身份在延英殿和皇上问答，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今天却一下子贬到那么远的边陲生死未卜。从古至今，当大臣的受宠与倒霉，就在早晚一瞬间。看看这些悲剧，不如早早到山里隐居，与白云相伴，倒是能够保全身家性命。
白居易和韩愈都反对朝廷弊政，但是对于力图改变弊政的永贞革新，却持有相反立场。
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歌看到了诗人对改革者的同情与哀悼。这首诗虽然态度消极了一点，但映射出人性的光辉，蕴含着批评皇权的进步思想。这样的内容，在韩愈杀气腾腾的《永贞行》里是找不到的。另外，韩愈还写了《顺宗实录》，添油加醋，捏造事实，对永贞革新横加诬蔑，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都据此立说，使“二王八司马”成了千古罪人。
柳宗元被贬之后，曾写《行路难》一诗反驳韩愈等人的不实之词。刘禹锡临终前也曾撰写《子刘子自传》，为永贞革新进行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他们都认为自己立身行事，问心无愧。（作者：马立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