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奥德赛
——家族记事
林岗
一、
我自从略识人间事，记忆里就是一个缺乏独自身份标识的人。出现在社交场合，换了他人可能有种种头衔，如经理、董事长、博士、教授、处长之类，但我不可能。从小到大，叔叔、阿姨或朋友、熟人把我介绍给新认识朋友的时候，一张嘴都是说，“这是林若的儿子。”我则含笑点头，表示默认。初出茅庐，年轻的时候还不打紧，怎料到直到工作、娶妻、生子，头发斑白成二毛，别人都不依不饶称我是某某的儿子。嘴上不说，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可是一念想来，别人也没有错，我确实是某某的儿子。事实俱在，不容抵赖。
这经历对我而言多少有点于心戚戚焉，它使我想起了卡夫卡，与他同病相怜。在他心目中，他的父亲又高又大，衬得他卑微、渺小，必须仰视。尽管他已经非常努力摆脱父亲“成功人士”的遮蔽，卖力证明自己，洗刷人生失败的耻辱，但无论他有多努力，都无法为世俗所接受。我从卡夫卡的命运中得到了安慰，父亲的光芒笼罩了我，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无论我的心里怎样“抵赖”，都不可能改变世人对于我的外部标识的认知。就拿约这篇稿子来说，《花城》看中的并不是我，而是他以及他身边的一切，我的意义在于，因为我是他的附属物。我早早就认命了。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已经是东莞县委书记；我念大学的时候，父亲就是湛江地委书记；而我还在为自己晋升为助理研究员而得意的时候，父亲已是广东省委书记了。在重视事功和人情人脉的中国社会，难怪别人用父亲的所有格来介绍我。
不过我又为我有这样一位受世人敬重、赞誉的父亲而自豪。在我的记忆中，各种场合、数不清的次数，刚相识的前辈和同辈，他们知道我是他儿子的时候，就当面称赞起先父，称赞他的品行、作风，称赞他为广东这片土地做过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真诚的赞美，它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孤立的举动，几乎是只能用有口皆碑来形容。最感动我的一幕出现在父亲刚离世的哀悼期间，海康县北和镇潭葛村的村支书带了七、八位乡亲赶到远在广州的母亲家，吊唁父亲。一众乡亲蹲在院子里，那位我素未谋面的村支书紧紧握着我的手，连说了好几遍：“我们有今天的生活，全靠林书记。”其实，他已经是先父七十年代中期和当时海康县县长陈光保在潭葛村试验“包产到户”的第三代村支书了。我心里清楚，这完全不是先父的英明，如果没有清除“四人帮”，文革结束，思想逐渐解放的大背景，父亲就是吃了豹子胆，他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一段几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依然令相隔一代的乡亲如此动情，他们的淳朴也令我为之动容，我的心里不禁浮现像迷一样的疑问：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过去我从未想过类似的问题，随着先父的远去，我自己想弄明白与他相连在一起的往事的念头，不时浮现出来。我过去忙于自己的专业，从来没有动过念头要了解父亲走过的足迹。即使在他耄耋之年，随时都能见到他，但他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位慈父。我对他依然所知甚少。
古人说，知子莫若父，却从来没有听说过知父莫若子的说法，可见古人对由于世代区隔而造成的子代对亲代的隔膜是有感知的。这对于我的个人经验而言，特别是如此。不仅是因为子代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晚了，心智成熟需要时间，年轻的时候理解不了亲代许多耳闻目睹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我的成长期，找不出一段哪怕连续三个月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记录。整个童年期我甚至建立不起对他形象的清晰记忆。我在东莞生活九年，印象中很少见到父亲。我外公守寡的妹妹，也就是姑婆带着我们三兄弟住在县委大院的一座平房里，父母不和我们同住，他们住在附近一座叫做“书记楼”的二楼或三楼。吃饭也基本不在一起，可能是因为下乡多吧，总也见不着。就算不下乡，那时到一定级别的干部可以吃“中灶”，也就不必回来对着我们这群捣蛋的“小猴子”了。父亲1966年6月调湛江地委任第一副书记，我们于盛夏的八月随迁至湛江，有短暂时间生活在一起。可好事不久，文革浪起，次年一月父母先后被揪回原工作地批斗改造。文革末期，父亲调到广州，一起生活了两年，我就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当知青了。知青结束，我到广州念大学，父亲又奉调湛江。等他从湛江回到广州，我大学毕业去了北京。一去十年，然后是深圳九年。自我有生以来到父亲还有公职在身的四十余年，我和父亲同在屋檐下的生活时间，合起来满打满算也就是三年左右。
三年对了解一个人足够了，可偏偏公职与伦常亲情的清晰界线在父母家的屋檐下同样明显存在，并没有八小时之内和八小时之外的分别。父亲回到家里也是一头扎进他的书房，那里总有批不完的文件，看不完的报告、稿子。连罕有的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是缄默的，从不当我们的面议论公事和他人。他在家里一贯来去匆匆。要是出差下乡，那就几天乃至一周或更长的时间不见面。要是机关上班，到点即走。作为孩子，我们和他仿佛身处不是同一个世界，只是有时偶然相遇而已。我印象中从未收到过来自他的玩具、糖果、礼物之类的东西。因为没有这种儿时快乐的体会，所以自小也就没有这种奢望。他也没有看过我任何一篇作业，或在学业上对我有任何建议、规劝和批评。父亲实在没有时间。事后想来，我降生在父母的家庭在学校时期得到最大的好处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自由。虽然我不可能有成熟的心智自由地追求美好生活，但却没有来自长辈的束缚可以自由自在地做想做的一切。小孩子想做的无非就是玩耍、恶作剧甚至打架斗殴。那时我们三五成群，类似团伙，在县委大院里闲逛，偷甘蔗、挖番薯、打架。只有这一切实在做得太出格的时候，父亲的呵斥声才会在耳边爆响。
大约是1963年左右，刚开始有电视播放，整个县委大院只有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所有的人都趋之若鹜。我们一群不懂事的孩子，晚饭之前就早早搬好椅子，放上石头，以为记号，抢先占了最好的位置。这大大影响了叔叔、阿姨们的对国家大事的了解，霸王行为也引起了众怒。事情传到父亲那里，他怒不可遏，不但训斥，还威胁拿出“家法”——鸡毛掸子——来教训我们。这种时候我们当然畏之如鼠，幸好事不常有。漫长的童年也就仅此一、二例而已。
父亲和我实际上是分属不同的世界。在那个由伦常亲情筑成的世界里，他通常是缺席的，不在场的；而由公职构成的世界里，它是我不能进入的，难以理解的。所以当他在公职的阶梯越升越高、具有了见证社会变迁意义的时候，我仍然对他所属的那个世界，既缺乏了解也没有产生要了解它的冲动。只是在平时耳闻对先父的赞誉累积到一定程度，在治丧期间经历感人至深的一幕，才萌生起要追根溯源父亲生活足迹的冲动，而这个时候父亲已经走进了历史。
对我而言要解开由父亲一生所构成的疑问，其实也有不少挑战。首先是资料不容易获得。父亲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把自己定义为实干家。按照传统的说法，你所做过的一切事实俱在，说也在，不说也在，故不用多说；而到了年事已高，退出社会舞台的时候，再由自己说那些“事实俱在”的东西，那不是多余无趣吗？这可能是父亲对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一切晚年时候所抱有的真实态度。他不愿意说自己。有一回，别人采访他，这是他好不容易答应下来的，刚好我在场。采访刚拉开架势，便由于技术的原因需要改期。父亲顺势就取消了采访。他跟我说，“过去的事情很简单，我其实就是焦裕禄那样的干部，上面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把地方决策看作是中央精神的顺延，个人的作用自然就不值得强调了。尽管别人觉得他的一生有“立传”的必要，而他自己却对这种必要性抱有怀疑。
父亲对语言是有高度警觉的，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声音和文字所夹带的那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完全有可能产生料想不到的结果。我个人觉得，他的缄默一半是性格的，另一半却是出于审慎。我不止一次看到过他把一段时间积攒下来的信函、草稿、油印件之类的东西集中烧掉，直到灰烬完全熄灭他才离开。他没有保存旧物的习惯，灰烬伴随着遗忘，许多俱在的事实，已经永远沉入不可知的世界。父亲不大愿意向我们提起过去的事情，也许他的缄默挫伤了晚辈的好奇，而晚辈的淡漠又加强了他的缄默，让讲述变得不可能。文革时期有首歌唱道，“我们坐在高高的山上，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类似的事情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经验里。连爷爷、奶奶的名字，我也是在父亲离世之后才知晓的。
据此断定父亲对过去没有惦念、怀想，也不符合实情。在他的晚年，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在一起。我观察到，他喜欢吃儿时的食物，如潮州咸菜、鱼饭、鱼皮饺之类。尽管这些都是再简单不过的食物，多食于健康不见得有益，但他也轮番起箸，毫不介意。他喜欢听潮剧，闭目静听，能听很久；喜欢见潮州来的故人，听听乡音。我觉得，这不完全是返老还童现象。而是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情景，包括味觉、听觉、想象所构成的世界，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出现在记忆中，只是他觉得那个世界和目前身边的世界距离遥远，没有必要与那个世界陌生的我们分享罢了。
追寻先父的踪迹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不想用“大历史”的笔法去讲述。父亲多年出任地方公职，他做过的很多事情，地方档案当有存案。他作过的报告、讲话、总结之类，主要的亦以编集出版。若以公事编年连成一气，亦无多大困难。但这并不是我要关注的地方。我关注的是“小历史”，比如父亲家世、童年，又比如他以何种契机投入当年的地下党的活动，献身革命与亲情世界又构成怎样的关系？这些才是我需要关注的。我认为，“小历史”要比“大历史”更能说明问题。“小历史”隐藏在“大历史”的后面，如果表演“大历史”的是演员，那表演“小历史”的则是本色个人。个人比演员更加真实。然而，构成“小历史”的种种细节，需要我去寻找、复原，在断裂的地方要能小心翼翼地根据逻辑、推断和思想将它们拈连起来。这对于我来说是要冒风险的，可是重建先父的“小历史”借以透视他一生的决断、犹豫、冲突和纠结并呈现可能有的历史含义，是值得的。
为此，我走访故乡，访问故人。这个春节，我第三度走访父亲出生的潮州浮洋镇高义村。村子随处可见衰败的迹象，青年人不多，零零落落几个老人坐在各家门槛的外面，吸烟或不吸烟，了无生气，温煦的春日阳光晒照在他们懒洋洋的身上。村支书领着我头一回走进从前的家族祠堂，我头一回看见曾祖父的文字，是一篇关于祠堂建筑已落成多年而尚未能修建大门的说明文字，石刻于正门楣上内侧。文字的前段充满对祖灵的愧疚之感，临末又深觉安慰和幸运。祠堂从前是村子里最显赫的建筑，解放后一直被征用为村子的办公用地，改革开放后转用为缝纫厂的车间，正堂的墙面是一幅已经斑驳陆离的毛去安源的彩绘。彩绘意图传达意气风发的信息一目了然，可是车间早已停工废弃，尚且剩下未曾清拆完毕的生锈机器和横七竖八的电线，恍若废墟。
祖父生活的房子就在家族祠堂的旁边，是一个一进的院落。跨过门槛就是个天井，正堂悬着一块鎏金匾，上书“瑞德堂”三个大字。正堂的梁栋上有潮州木雕，木雕组件中左右两边分别有一公一母的镂通木雕螃蟹，如书册般大小。其中一只蟹的蟹螯夹着一只大笔，另一只夹着元宝，两边的蟹腿各夹满了小蟹。大概是官运财运亨通，子孙满堂的寓意吧。木雕上色，精美生动。正堂左边的厢房，据闻就是祖父母的居处。厢房通一侧门，侧门外是过道，过道的对面是一排低矮的小平房，其中一间据说就是父亲出生和童年居住的地方。那个房子也就六平方米左右。
我在一个叫我“叔公”的人引领下，对着祖宗牌位，上香跪拜如仪，再与乡亲寒暄几句，交足了功课就离开了。对我了解祖父、祖母、父亲这段“小历史”最有帮助的人，是我的叔叔和叔婆，还有就是父亲初婚妻子洪茵烈士的弟弟洪钢舅。我记得小时候，大人曾让我叫他舅舅，可是我那时完全不知道舅舅一词的含义，它背后的故事也就无从知晓。对我了解过去大有帮助的还有我姑姑的养女陈茵，我叫她三姐。借助他们的回忆和走访故地，我一点一点地接近历史，仿佛看见了尘封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