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有两件大事正在我身边发生。一个是移民，一个是离婚。老熟人老同学老朋友，还有旧同事，忙活或忙完这两件事儿的，实在不少。偶尔一场酒会，一次家宴，甚至街头巷尾，也都能听到相关讨论。
难道它们已经是普遍现象了？我不确定。毕竟，个人的经验，不具统计学的意义。不过，和缺少权威数据的移民相比，离婚的全貌倒是看得到。民政部公报显示，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高增长，2012年的增幅首度超过结婚。因此相对而言，讨论离婚似乎比讨论移民更靠谱一些。
就本质而言，离婚是和一夫一妻制紧密相关的自由，不能跟传统社会的休妻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英国哲学家休谟这个苏格兰老光棍有过妙评。此人自诩“好与女子调情，而绝不使未婚姑娘的母亲发急，或令已嫁女子的丈夫吃醋。”孰料经历了好几场无疾而终的爱情，到死也没娶上老婆。他说，离婚绝不是解决家庭冲突的良策，却是保障婚姻的良药，“更是保持爱情鲜活的惟一秘密”。
时过境迁，如今的经济学家听到休谟的话，多半会耸耸肩说：“什么爱情婚姻家庭？一切都是为了效率。”在他们眼中，婚姻不过是一种劳动力组合，用来生产其它方式很难生产的东西。比如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就认为，婚姻主要生产一类很特别的耐用消费品——子女。在此之外，才生产爱情、声望、健康等副产品。这套经济学说辞令人道德上不悦，却非毫无道理。离婚的原因千奇百怪，但多数调查表明，没有子女的家庭更容易分崩离析。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讲：“当婚姻这种劳动力组合缺乏效率时，它就不大有存在的理由。”
然而经济学家犯起错误来也相当可怕。当他们说一夫一妻制是典型的婚姻形式时，笑话就闹大了。像贝克尔那样把它称为“最有效率的婚姻形式”，更是满嘴跑火车。事实上，现代人的婚姻方式，也就是一夫一妻制，信史以来纯属特例。人类学家对有案可稽的社会做过一个统计，大大小小1154个人类社会，980个都实行一夫多妻制，占了总数的85%。可见效率这个标准，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看。
一般情况下，最重要的历史条件莫过于经济环境。当整个社会都在生存线上挣扎，一个人拥有多个配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这叫做“经济强制型”的一夫一妻制。然而贫富总会分化，社会迟早出现等级，这种婚姻形式很早就崩坏了。《圣经》所记，3000多年前的所罗门王已拥有“妃七百，嫔三百”。据说他宣布：“I had all the women a man could want. ”意思是，凡男人欲得之女人我都得到了。显然，他的“高效”是以大多数人的“低效”为代价的。
任何一个肉体凡胎的男人，要实现所罗门那样的宏愿，都少不了血淋淋的争斗。人类学家劳拉•贝茨（Laura Betzig）发现，大约在八九千年前，当人类从采集狩猎时代转向农业时代时，一夫多妻制就诞生了。而这种制度的施行，离不开两个要素：极端的等级政治以及绵绵不绝的暴力杀戮。
在如此制度下，印加国王可以把他的官员划分为四个等级，规定他们迎娶女人的标准为7个、8个、15个和30个；祖鲁国王可以独占一百多个女人——这些“妻子”随时可能会因为在饭桌前咳嗽喷嚏被“丈夫”下令处死。越是暴君，通常子嗣越多。而这些后代肯定不会出自三两个妻妾之腹。在学者的研究里，埃及的拉美西斯法老，中国的隋炀帝，还有纵横亚欧的成吉思汗，都是践行一夫多妻制的典范。还有人做过基因测定，估算出全世界约有1700万人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懂得，在这个骇人的数字背后，掩藏了多少草原变坟场的悲惨故事。
少数统治者慢慢意识到，一夫多妻制跟其它等级制度一样，有着重大的缺陷——它摆脱不了以暴易暴的特性，江山往往坐不稳。于是他们发明了“社会强制型”的一夫一妻制，用来掩饰赢家通吃的特权。奇妙的是，这往往能够迎合社会中下层的心理需求。他们以为，这里面包含着某种道德上的价值：平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基督教的伦理观帮了不小的忙。
然而事实是，这种社会强制型的婚姻形式从未真正彻底地实施过。在中世纪的西欧，一夫一妻制与“初夜权”（ Droit du seigneur，直译过来就是“领主的权利”）并行不悖；差不多同时期，宋朝人把自己的妻妾出租给光棍或和尚的事情时有发生。它更像是一夫多妻制的修订版，只是打上了好几个“补丁”。
重大的补丁有二，一个叫爱情，另一个与之匹配的，就是离婚。而它们的普及，距今不超过400年，和现代政治的出现大约同步。这正是休谟把婚姻制度与离婚问题放在《论政治与经济》一书里讨论的深层原因。
当“补丁”本身不再稳定，这套程序就会露出原初的轮廓。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产生的正是这个效果。它使现代社会已经没有单纯的一夫一妻制，而是由一系列不同形式的婚姻所组成。坦率的讲，至少对于居于社会等级上层的人士而言，这就是一夫多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