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1882年4月19日，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C.R.Darwin，1809年—1882年）逝世，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文/王怡牧师(笔名：王书亚)
去年是达尔文200周年诞辰。美国没引进这部英国片，因为他们看到盖洛普2009年2月的民意调查，只有39%的美国人，相信进化论是一种可接受的关于世界与人类起源的科学理论。相同比例的美国人摇头说，没听过这位大人物。
这世界也真荒诞，我们花了100年让每个小学生都相信人是猴子变的。结果大半美国人，竟像桃花源的乡巴佬，说自己不知有汉，也不知道达尔文。
导演说，拍的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纠缠，拍的就是在爱与痛的边缘挣扎的达尔文。他的焦点不在进化论，但有许多汲取天地精华的画面——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各样活物。惊人而无言的美，可触摸的动作、存留，镜头充满了《创世纪》的气质，而非《物种起源》的冰冷滋味。
大 女儿安妮夭折后，达尔文出现幻觉，在精神疾病中梦游。牧师诵读《创世纪》时，他起身，离开了教堂。他与敬虔的妻子艾玛，开始陷入形而上的婚姻危机。艾玛坐 在床边，对丈夫说，“你要和上帝作战，我们都知道失败的是你。你难道真不在乎，我和你可能会永生永世分离吗？”艾玛的忧伤，比一切青春恋人的忧伤更深入骨 髓，碰痛了与灵魂最接近的那个细胞。
最 悲惨的婚姻，是两具肉体缠绕的时候，两个灵魂互不相识。我给一位独立导演讲一个天堂相认的构思：两个陌生灵魂在天堂见面，似曾相识，一路同行，直到最后才 认出他们原本是夫妻。那一刻的惊诧、激动，与羞耻、悔恨的糅合，达到他们一生爱与痛的巅峰。那位导演沉默了一会说，你说得我毛骨悚然，真的把我吓到了。
因 为最形而上的危机，也是最具体生动的危机。达尔文在数年的犹豫和争战中，隐忍自己的观点，一半也出于对艾玛的爱。托马斯·赫胥黎盛气凌人来找他，说，“快 动笔吧，你已经杀死了上帝。”达尔文痛苦得瘫倒在地。他最在乎的不是进化论对整个世界的冲击，而是对艾玛的伤害。他在日记中写道：假设全世界都不再相信恩 典、爱和荣耀，不再相信上帝为我们安排了命运，艾玛将陷入怎样的痛苦，去承受这世界千年未有的绝望呢？
最打动我的就在这里。好像海子绝唱般的句子，“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我 也不操心进化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只关切这种摒弃了设计论和目的论的世界观，对这个家庭的打击。事实上，达尔文的理论等于否定了他和安妮当初的婚姻盟约及 其誓言。这个家，如果放大看，就是整个人类。曾经，对上帝的信仰犹如灵魂的婚姻，把欧洲结合起来。如今，从他们一家开始，人类同居一床，却一半是达尔文， 一半是艾玛。
如 果生命只是一切意外的总和，达尔文一家，就是这理论的第一个受害者。尽管每个孩子出生后，他都详细记录和观察他们的生长。但安妮的夭折，对一个父亲而不是 科学家而言，只能是生命事件，而不是科学事件。因着女儿的死亡，父母的结合在灵魂深处被撕裂了。伟大的科学家心中长满了草，堵在里面，叫他无法呼吸。医治 了他精神疾病的水疗医生把他堵在门口追问：宗教不能给你慰藉，那么你有任何信仰吗，达尔文先生？若没有，世上所有的水都不能医治你。
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主要辩护士。他发明了一个词，叫不可知论。这个词从《新约·使徒行传》来。保罗在雅典讲道，说我看见城中敬拜的神明，其中有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他说，“你们不认识却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这也是荒诞。西方思想经过基督教2000年的浸润，却在达尔文和赫胥黎那一代，重新回到了“未识之神”的希腊传承。耶路撒冷有话对雅典说，2000年后，雅典终于捂住了耳朵。
只 是达尔文的理论，全然不顾它主人的痛苦。在达尔文的幻觉中，安妮不断缠着爸爸，讲英国从非洲贩来第一只猿猴的故事。安妮临死前，蒙太奇镜头，将猿猴死在管 理员怀中松开手的场面，和安妮在父亲面前闭目撒手的一幕，交错起来。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哀，从150年前的达尔文，传染给后现代的观众。在达尔文的世界观 中，他的女儿，就像一只猿猴那样死了。
如果人的来源，与猿猴相同，人的死，也不能比猿猴的死多出任何价值。
这是最残忍的镜头。之后，达尔文决心动笔。100年后，达尔文的曾曾孙凯恩斯，写了一本传记《安妮的盒子：达尔文、他的女儿和进化论》，这部电影的原著。
导演很有想法，尽管达尔文在书中把人称为“客体”，他却用“被造物”来为这部传记命名。他还模仿米开朗基罗的湿壁画《创世纪》，将达尔文伸出去的手，和猿猴的手遥遥相连。意思是说，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着神的形象的亚当，达尔文也创造了一只后来会变成人的猿猴。
罗素是达尔文的信徒，他说人的一切盼望、信仰和喜乐，都是无数原子意外碰撞的产物。他欣赏达尔文，有一种不投降的绝望。问题是，在这骄傲的绝望背后，投降是向着谁举手，胜利又要在谁面前显耀呢？
就像没有父亲的人一辈子都在与假想的父亲作对。最后，艾玛亲自写好包裹，把书稿递给丈夫，说，“去吧，你有权利出版。愿上帝饶恕我们。”她继续和他生活，继续每天祷告，直到达尔文也死了，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墓地。
本文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