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的鲁迅

                
                                       偏执的鲁迅


对于中国的左派而言，有几个人是碰不得的。别说平静地批评他们，即便向他们眨下眼睛也不被允许。其中鲁迅就是一个特大号神人。无他，只因为毛一再对鲁迅大加推崇，鲁迅也就变成中国的一种所谓鲁迅精神了。可是，鲁迅的精神又是一种什么精神呢？

鲁迅精神大约就是他的一些思想吧。其一，是鲁迅贩卖的“吃人论”。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他只发现了两个字：“吃人”。而“吃人论”，是鲁迅对中国文化彻底否定的一个形象注解。

其二，中国人的劣根性论。这是鲁迅彻底中国文化的佐论。他认为，中庸、苟安、妥协、忍让、愚昧、迷信、麻木、无聊、奴性、散漫、懒惰、幸灾乐祸、等级观念、 自欺欺人、安于命运、崇拜权利、精神胜利、欺弱怕强、盲目自大、排斥外来、害怕变革、拟古仿古、逆来顺受、喜欢团圆、“差不多”论、趋同心理、惟上是从、 惟众是从等，都是国人劣根性的表现。

中国人的劣根性，是中国文化给害的。

其三，是全盘西化论。虽然鲁迅并未像其他一些人 明确宣布他是全盘西化论者，但却是一位全盘西化的实践者。既然中国的东西都不行，那就依照西方来改造中国好了。他要年轻人不读中国书，也即在根上断绝炎黄 子孙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 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一句话，外国的东西再怎么烂也是好的。

不仅年轻人不要读中国书，而且汉字也要消灭。鲁迅甚至曾经这样说过：“汉字 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 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进步的文字。”

至于对孔子的仇恨，则更无以复加了。当时鲁迅一伙人正是把妖魔化孔子，当着推行他们新理念的一种工具。只不知道没有了中国书，没有了汉字，中国还是中国吗？

其四，痛打落水狗论。痛打落水狗论也是反人道主义。鲁迅虽然曾经学过医，可不知为何，在他眼里找不到仁义、慈悲之心。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后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是一回事。

鲁迅的有名言论是“一个也不宽恕”。因为不需要宽恕，所以即使做错了事也可以心安理得。他在北京教书时，有一天清早，有一位自称“杨树达”的年轻学生，闯进 鲁迅的家里胡闹，还向鲁迅要钱，并声称：“不给钱是不走的！”因为此事，鲁迅便写了一篇杂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刊在1924年11月《语丝》周刊 上，对这学生大加嘲讽。别的学生告诉他，那学生真名是杨鄂清，是精神病患者，来找鲁迅时正发病。鲁迅并未像别人所称的那样，对此深感不安，故又写一篇《关 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为自己辩护：“因为我对神经病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

其五，废中医论。 鲁迅废中医论，自是附和1879年俞樾等人废中医论者。这也是鲁迅要埋葬中国文化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理据是他 中医曾经“治死”他的父亲，令他终身愤恨。《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一文中，鲁迅叙述说，父亲患水肿，绍兴的一中用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对、败鼓皮丸 之类稀奇古怪的中药，终将父亲治死。其实此事只有孤证，也即鲁迅一人自说自话。

当然，鲁迅还有其他一些思想，但要以上述几点备受世人的重 视。如果我们未读几本书或者仅读了些食之不化的书，不知道思考，缺少起码的批判意思，那么，我们必然被鲁迅的这些言论或所谓思想所迷惑。事实上，我们很多 人都曾被鲁迅迷惑过。依照鲁迅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方式简单一些，可却也粗暴了一些，鄙陋了一些。

这首先是由于鲁迅的偏执思 维所决定的。鲁迅的思维，是典型的泼妇骂街式的思维模式，非此即彼，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彻底否定。如果当真通读了《二十四史》，只能从中国的历史中看到 “吃人”文化，那就太容易看清历史真相了。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的人文发现，大唐文学艺术成就，宋朝建立的君臣共治政体，都无法以“吃 人”二字所概括得了的。

就是鲁迅所鄙视的一些我们的国民性，比如中庸、妥协、忍让、喜欢团圆等，也不完全是有害的。凡事没有妥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才是要命的东西。

偏执，让思维简单化，线性化。这也是鲁迅在文革中受到热捧并升格为特大号神人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打倒孔家店开始而消灭中国传统文化，从消灭中国传统文化到 全盘西化，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中国开错了药方，却成了最具煽动性的“革命思想”。与鲁迅不一样的是胡适等人在发现自己错了之后会自省，而鲁迅却是最 不愿意自省的一个人。于是，在胡适支持整理国故时，鲁迅非常生气。气极了，思维更加偏执，便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整理国故”。后来，鲁迅这种意气用事的思 维，确实让很多人习惯了不去认真思考。于是，中国的古城墙、名人故居、传统风物街及其他文化古迹，说拆就拆，根本不去考虑这样的行动有什么危害，什么恶 果。对一些观点不一致的人物，我们可以用群众运动一棍子将其打死，而不在乎他究竟在说什么，提倡什么。

上世纪，中国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当真实现了鲁迅的全盘西化主张。城市不论大小，中国传统建筑基本通过“城市改造”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水泥森林，玻璃马赛克装饰。最令人诟病的西方的环境污染，我们为了经济增长加快引进。结果，全国各地大江小河，全都出现水危机。

不尊重别人，特别是不尊重真正的大师，是鲁迅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鲁迅极力反对过的人，主要有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人，另外还有顾颉刚、章士钊、周作 人、徐志摩、林语堂、成仿吾、沈从文、李四光、杜衡、吴宓、杨村人、张资平、高长虹等长长的名单。同时，鲁迅也曾与郭沫若、周扬那些“左派”时分时合，纠 缠不清。鲁迅与自己同胞弟弟周作人的交恶，又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由于周作人曾做过汉奸，让人误以为鲁迅站在“正确”的一面。

其实鲁迅反对的，常常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在五四开始的时候，鲁迅并不具备最大的影响力。其时，真正的旗手是胡适、陈独秀等人。胡适不断对鲁迅和周作人的推崇，为鲁 迅声名鹊起起了很大作用。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兄弟与陈源（西滢）闹起了大矛盾，在《晨报》展开笔战。徐志摩《晨报》副刊的主编，烦了他们的争 吵，劝他们停止。然而双方斗得起劲，劝阻无效。徐志摩自作主张，停上登载双方文章。这时，鲁迅兄弟俩大为光火，不仅继续生陈源的气，也迁怒于徐志摩。胡适 得知此事，做和事佬，给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写信劝和。可是，鲁迅兄弟俩连胡适也仇恨上了，并从此与胡适绝交。1929年，周作人有些悔悟，主动与胡适和解， 鲁迅却是一竿子撸到底，终生不悟。

胡适在抗战期间，对日本侵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为了抗日，作为文人他接受民国政府“征调”，以北京大 学文学院长、中国驻美大使等身份到美国为中国抗日进行宣传和游说。美国珍珠港战争之前，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而胡适告诉美国人：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 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不能保障列位希望的和平。鲁迅弟弟周作人当汉奸前，胡适也劝过他不要作错误的选择。

可是，这位坚定抗日知识分子，鲁迅曾经的朋友，却受到鲁迅的重大诬蔑。鲁迅的用来攻击胡适是《申报·北平通讯》1933年3月18日刊载一篇文章，胡适回答记者说：日本“只有一个 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经后来考证，胡适这句话，很有可能是新闻记者自己制造的假新闻。即便不是假 的，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胡适卖国。可鲁迅不管，只要抓住一个话柄，他就要无情攻击。他把这句话简化为“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并由此推论：“胡适博士不愧 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幸好胡适没有落在后来的红卫兵手中，否则就凭鲁迅的这句话，胡适就该千 刀万剐了。

这又要提提胡适对鲁迅的姿态。1936年鲁迅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对鲁迅猛批了一顿。胡适给苏雪林的回 信却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人们哧然 发现，尽管鲁迅不断攻击胡适，可无论鲁迅生前还是死后，胡适都未说什么鲁迅的坏话。鲁迅与胡适的高下，由此也可立判。

鲁迅的简单化思维令追随他的人很难成为大师，而胡适等人正好相反。比如胡适的弟子就有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罗家伦、毛子水、罗尔纲、吴晗、周汝昌、唐德刚等，他们都成为大师。

有人或以为鲁迅只是文学家，他不可以与胡适那样的大学问家相比。的确，鲁迅的小说、杂文有些特别的味道，这也是他曾被世人推崇的原因。可是，仔细研读鲁迅的文学作品，我们又不得不得出遗憾的结论：鲁迅可以被称为一流的作家，但却不是一位超一流的文学大师。

鲁迅最高的文学成就在于他的小说，《阿Q正传》、《药》、《祝福》等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但也留下了永远的硬伤。主题先行，图解自己的政治观念，使鲁迅小说成 为公式化、概念化写作的重要源头之一。因此，《阿Q正传》可以用于政治运动中，却不可以成为很好的小说范本。相反，沈从文的小说，才真正有世界文学大师的 味道。读鲁迅小说，只能看到几根骨头，那与沈从文小说展示的那种精神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鲁迅的杂文，虽然有不少俏皮话，但却是鲁迅文学成就的一个噩梦。诅咒、谩骂，不断诅咒，继续谩骂，这是鲁迅杂文的基本特征。可是，那些骂文又只是为那个时代所写的。过了几十年，年轻人便无法理解那些骂文的意指。这 使得鲁迅杂文的阅读，成为年轻人痛苦的一件事。文学不具有时代的超越性，就不具有传承性。在鲁迅被抬得很高的时候，一定要青少年读鲁迅的杂文，孩子除了学 到鲁迅的骂语和骂式思维之外，又能学到什么？

还有重要的一点，鲁迅绝不是别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子。鲁迅骂过国民党，骂 过与国民党政权妥协的知识分子，可后来人检视鲁迅全集，却未见到他对国民党的头子蒋介石有过直接的不敬之语。鲁迅所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没有多大权势的知识分 子和笼统的政治组织“国民党”，而不是当权派。相反，被鲁迅宣布为国民党“走狗”的胡适，却是敢指着鼻子骂老蒋的：“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 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1929年）在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胡适又说：“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 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 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

台湾作家李敖颇有些看不起鲁迅，是他经过大量考证，发现鲁迅一边领着国民党的薪 水，一边其实是不痛不痒地骂着国民党。李敖通过他的证据证明，鲁迅在1928年-1931年这四年之间，每个月向国民党的政府领薪水。那期间，他一年竟得 490黄金。李敖还揭露说， 1932年陈独秀因为“反日反国民党”，被国民党逮捕，蔡元培、胡适、章士钊等人主动展开营救，但另一个老朋友鲁迅不但不参加营救，反而以何干之的笔名， 在《申报》上讽刺陈独秀是《红楼梦》中的焦大。

鲁迅不是硬汉子，但较会讨巧。在与左联联合时，很快产生了矛盾。当时左联组织的文人有一些 不过是投机分子，鲁迅与他们一会吵一会和，道不清说不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是很欣赏左联这个组织封他作精神领袖那种感觉。又因为有了左联的这个关 系，使得鲁迅后来被封圣有了合法的基础。

鲁迅的偏执，必然演变为文化的坠落。

如今，中国的一些全盘西化信徒，仍是以鲁迅 为其精神导引的。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曾是这一主张的有力推动者，但惟有鲁迅变成一个特殊的无需自省的西化符号，所以对中国文化的损害也最甚。除了与文 革那种反文化的运动结合之外，鲁迅最大的反文化“贡献”就是为中国培养出更多的“左奴”。左奴与极左派不同，他们自觉地承认了极左思想的绝对权威而不允许 自己和别人对极左思想有任何怀疑。而在大多数左奴眼里，文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们可以为现代化而现代化，可以轻易地毁灭民族的一切而没有任何惋 惜。

很多人看到中国的毁灭是古建筑、风俗、民间艺术、中医正在走向灭绝，却未从人伦方面予以高度的警惕。没有了民族性，即没有了人性，没 有了任何禁忌或敬畏，于是，中国变成了无道德、无信仰、无根性的精神荒漠化社会。这样，任何不可想象的邪恶，都可以随时在我们身边出现。若再进一步，这地 球那个曾经补称为中国的东西，将不复存在。

中国的一个重要精神问题，是不仅要把鲁迅拉下神坛，而是要将鲁迅所代表的寻种偏执思维予以根除。然而，这是很难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左奴已经有了很大的社会群体，一方面，文化的坠落使得中国再难创造善于自省的社会环境。

当然，中国也不是绝然无望的。只要真正的大师，能够自由地发声，他们的思想，能够被自由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