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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姐接到的电话后,十万火急往回赶,当天傍晚,就到了家。
母子之间,不可避免地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甚至争吵——这种事,以前已发生过好几次,只是赵大姐为大维着想,连对慧敏这么亲近的朋友,都从没提起过。
大维这次把话说得更加彻底:“告诉你,我不会再按你的指挥棒来行事!你以为你智商很高,做的事都是对的吗?你少在我面前再提什么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哼!说到底,还不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心!你要我上重点高中,上名牌大学,是想争口气给我爸爸、给周围那些曾经看你笑话的人看看,你一个弱女子,离开了婚姻,照样能单枪匹马把我培养出来,对吧?你想通过我来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对吧?很遗憾,我不会让你如愿了!我不想再读书,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成为一个象我爸爸那么虚假、象你这么虚荣的人!你还是把你那份逞强好胜用在你自己身上吧!”
这番话,犹如一把利剑,直捅赵大姐心窝。她感到痛不欲生,万念俱灭。她倾其所有、苦苦努力,为了什么?她做出了崇高牺牲,换来的却是儿子的轻视和藐视!
长期的焦虑劳累加上旅途的奔波以及争吵后的急火攻心,赵大姐只觉得眼前一黑,一阵天昏地旋。她一头倒在地上,晕厥了过去。
眼见着母亲一头栽倒在自己面前,大维顿时吓坏了。惊慌之中,他忘了叫救护车,却把电话打到了慧敏家。
一接到电话,慧敏立刻放掉手中的事,心急如焚地催丈夫立刻开车送她过去。
林建伟夫妇赶到赵大姐家时,赵大姐已躺在客厅沙发上了。
她神志已清醒过来,满脸苍白,薄毯覆盖下的身躯,显得更加瘦小,象个未发育的小女孩。
亏得大维体育课上学了点儿急救常识,知道怎样掐人中、掐虎口,怎样抢救昏厥中的人。他把母亲救醒之后,抱上沙发,便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慧敏忙冲了杯热糖水,端到赵大姐面前。
赵大姐没有接水杯,却抬起身,一把抓住了慧敏的手,仿佛溺水的人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她的手剧烈颤抖着,泪水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悲呛的声音从胸腔里喷出:“慧敏啊!我不想活了!我还不如死了好啊!”
林建伟夫妇并不知道之前发生在母子之间的争吵。他们原以为,这种昏厥只是身体的一时虚弱。赵大姐的悲呛,让他们既意外又震惊。
“赵大姐,你先冷静冷静!”慧敏轻声劝道,“先喝了这杯糖水吧!其他事情,过后再说,好吗?”
赵大姐松开手,陡然躺下,闭上眼睛,说:“慧敏,我想单独跟你说说话,好吗?”
慧敏回过头,见两个一米八的男人并排杵在一旁,便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俩出去。
林建伟立刻领会:“这样吧,我跟大维先回去。你们俩好好聊聊。”说着,带着大维出了门。
“大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出门之后,林建伟问大维。
“没什么。我们只是争吵了几句。她就昏过去了。”大维又是那副恹恹的表情。
林建伟看着大维,等着下文。但大维显然情绪极差,根本不想再说什么。
男人之间是没有太多废话的。上车之后,两人一路沉默着,到了家。
赵大姐喝下那杯糖水之后,慢慢打开了话闸。
她说,年轻的时候,大维的父亲曾热烈地追求过她。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感情很单纯,爱情很真挚。大维的父亲处处呵护她宠让她,让她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们恋爱了八年,才走进婚姻。那时,他们是一对让周围人羡慕的恩爱眷侣。结婚四年后,生了大维。生产的过程异常艰辛,差点儿要了她的命。生孩子之后,她患上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常常胡思乱想,情绪起伏很大。可悲的是,当时他们对产后忧郁症都缺乏基本认识,并不知道这是病。大维父亲不但没有给予她应有的关心和呵护,反倒认为她变得不可理喻,俗气多疑,对她非常不耐烦,甚至冷漠。这反过来更加重了她的忧郁症。她睡眠不好,浑身倦怠,觉得根本就无力抚养自己的孩子,严重的时候,甚至想到了轻生。她脸上至今去不掉的黄褐斑,就是那时留下的印记。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她几乎是独自一人在忧郁的黑暗里挣扎着。直到有一天,一位有经验的中医诊断出她的病并对症下药。病虽基本治好,但夫妻间留下的隔阂却没法前嫌尽释。她无法面对和忍受丈夫的冷漠。为了逃避家庭,她选择了工作。她把大维送全托幼儿园、送寄宿学校,找各种出差的机会尽可能多地离开家。她无数次地想到了离婚,但恋爱八年、婚后四年的甜蜜和恩爱让她无法割舍,痛下决心。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丈夫跟所带女研究生的恋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感情无法挽留。她并不后悔自己失去了婚姻,她最后悔的是,不该在回避丈夫的同时,疏远了与儿子的关系。她为什么要把大维送全托、送寄宿而不时时带在自己身边?为什么不在儿子需要她的时候尽可能多地陪伴在儿子身边?她常常为此自责不已。离婚之后,儿子判给了她,但此时她发现,母子之间应有的亲密关系早已荡然无存。尤其是到德国之后,大维对她几乎是形同陌路之人,一天跟她说不上三句话。无论她怎么弥补,都无济于事。大维对她所做的一切,统统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这让她内心非常受伤。
“那你为什么不把大维一块儿带到南部去?为什么还要造成这种分离,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你以为我愿意让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大维没走,一方面是因为怕转学影响成绩,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死活不肯跟我一起去南部。他反对我去开餐馆。我放弃公职,留在德国,为了什么?不就是想不再跟大维分离吗?当然,我也不愿再回原单位,重新面对过去的一切。我想让大维懂得我的一片苦心。为了他,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慧敏想起昨天大维的那番话,心里一阵叹息。
赵大姐从沙发上坐起,盲然无助地看着慧敏,问:“慧敏,你说,我做的一切是不是都错了?是我错了,对吗?是我错了吗?”她颠来倒去地反复问着,象一个还没确立是非观的孩子,急切地等待着成人的肯定。
慧敏安慰她:“赵大姐,你没错。我相信,天底下的母亲都会这么做。只是大维现在还看不到这些,没有理解你。”
她劝赵大姐好好休息。抽空,她争取跟大维好好谈谈。
第二天,慧敏把大维约到了家里。两人在小薇的房间,谈了很长时间——不用“谈”而用“说”或许更确切些,因为从头到尾,大维没说话,都是慧敏一个人在那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本来,她想了一整天,怎样把问题讲深讲透,好让大维理解他母亲。可面对大维,她发现自己这套说辞顿时变得苍白无力。大维主意已定,一副“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巍然不动”的坚定。他用沉默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房间里只响着慧敏空洞单调又迫不及待的声音,仿佛老式留声机无聊地转了一圈又一圈。到后来,连她自己都觉得,那些说出的话,无力且无聊。
不管那些话如何苍白,如何缺乏说服力,有一点,慧敏很明确,而且认为必须表达出来:“大维,不管你爱听还是不爱听,我都要告诉你,你妈妈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你不能对你妈妈这么没良心。要知道,你妈妈真的很爱你!”
“爱?!” 听到这句话,大维终于开了口,脸上又显出那副万事不以为意的表情,“阿姨,你知道什么叫爱吗?”
问得很没礼貌。但慧敏忍了忍,看着大维,没有说话。
大维迎着慧敏的目光,眼里带一丝着嘲弄:“让我告诉你吧:爱,就是犯贱!”
慧敏心里“咯噔”一下,猛地一抽。她万万没想到,大维会说出这么刻毒的话来。在此之前,她只是认为,大维还太年轻,看问题未免有些偏激和轻狂。而现在,她发现,这孩子身上,有种令人胆寒的决绝与冷酷。
赵大姐花了两天时间,把大维开Party留下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急匆匆地又往南部赶。她已没有退路,必须全力以赴。好在餐馆生意近期刚刚有了点儿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