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恶望推动中国飞奔向前
熔岩从地心涌出，构成了中国耙耧山脉“炸裂村”的地貌，然而不论自 然之力如何雄壮，都抵不上这个弹丸之地人的力量——改革开放30年里，这个小村庄从乡镇发展为县再到市，直至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超级都市，并祈望未来变成 一个国家。作家阎连科的最新长篇小说《炸裂志》就是以“地方史志”的结构纪录了这个村庄的急速发展史。在小说中，阎连科“本色出演”，他接受了炸裂市的邀 约开始撰写这部史志，故事徐徐展开又骤然结束，史志却没有获得炸裂市市长孔明亮的认可，这位炸裂背后的幕后推手，一个兼具理想主义色彩和独裁者特征的领导 人，一把火烧掉了史志手稿，并向阎连科宣布：“有我和炸裂在，你就别想在中国出版这本书。”
可以想见，《炸裂志》并不是一本怡人的小说，不仅炸裂市市长孔明亮 对它感到恼火，中文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也难免感到不安。这来自小说叙述中粗糙的速度感，更重要的是来自其中人物势不可挡又极度扭曲的欲望，小说也不断暗 示，这种欲望不仅仅存在于炸裂村，它弥漫于如今的中国，这种欲望也如同燃料，驱动着这高速列车般的国家飞速向前，即便没有人知道它将驶向何处。阎连科在采 访中说，他的确在撰写一部寓言，看上去他在审视和审判一个村庄，实则他在审视和审判一个国家，“炸裂”这个地名也是这个寓言的题眼——炸与裂二字概括的正 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今年55岁的阎连科自创了“神实主义”流派。这种写作风格贯穿于他 超过30年的小说创作生涯，故事往往发生在他的家乡——河南省的某个虚拟乡村，情节也总是荒诞夸张，带有强烈的滑稽剧色彩和黑色幽默卡通画风格，所谓的 “神实”，按照阎连科的解释，即是不论多么可不思议的故事，都来自于内因的驱动。《炸裂志》是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也是“神实主义”的一次集中展示，一个 看似荒诞，实则意图切中中国当下最核心现实的尝试。在采访中阎连科说：“《炸裂志》这个小说完全是虚构的、想象的，但是我想任何一个人读了以后，会发现这 正是我们的中国。”
这不是阎连科第一次意图用文学讲述中国现实，因此他也遭遇麻烦，获 得“禁书作家”的绰号。他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2005年），长篇小说《丁庄梦》（2006年）以及长篇小说《四书》（2011年）都曾引发争议， 在中国大陆禁止出版。2006年他对《南都周刊》谈论《丁庄梦》的禁掉，说小说所言人所共知，也没有伤害政府的任何神经，因而禁令毫无道理。《炸裂志》在 正式出版前已在文学杂志《收获》2013年9月刊发表了删节版，小说大陆版本亦并非全本。
2013年9月，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北京采访了阎连科。他谈论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讲述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更对中国作家在如今纷繁离奇的中国有何作为做出了思考。以下是访谈实录，经过编辑和删节，未经阎连科本人审阅。
阎连科把自己的写作称之为“神实主义”，即以内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来达到真实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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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文网：请问“炸裂”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阎连科：“炸裂”两个字是我三、四年前去韩国时看到 的。当时韩国外国语大学有一个讲座，贴了一个广告，当然是韩语的，但韩语中间突然跳出两个汉字来，就是炸裂。我就问大学的人放到这一堆韩语中间炸裂是什么 意思，韩国人说是指来听讲座的人很多，没有座位，人满为患了。这是韩语的字面意思，但是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捕捉到，之前谁都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形容的中国现状 ——这个国家到底是变成什么样，人变成什么样，我们会说“改革开放”，会说“人心不古”，会说种种其他，但却找不到最简单、最精髓的话把中国目前这30年 所经历的或者今天的现状说出来，就在当时在那一瞬间，我感到“炸裂”二字确实能表达中国这30年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纽约时报中文网：为什么这么说？
阎连科：今天中国所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更多的 是指经济上的成功，全世界都非常关注，因此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城市都像爆炸一样，像爆炸一样迅速出现了交通、公路、通讯、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 这个国家的富裕，城镇的发展种种，仿佛一夜之间完成，绝不是30年，而是一瞬间。因此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相比，中国的速度应该是一种爆炸式的，这 就是“炸”。那什么是“裂”？为什么不说爆炸？其实爆炸是一个单一状态，而炸裂就是一个双向的，既有爆炸的，也一定有分裂的。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极其分裂 的，人心是分裂的，不存在一个没有矛盾的人；很早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单纯的、善良的、古朴的人，这种人是统一的，但是如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对中国现实 有所了解的人，或者读过一点书的人，关心这个社会的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分裂的，都是不统一的，这就是“裂”。
阎连科最新长篇小说《炸裂志》，2013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想，炸与裂，正好可以概括我们30年来社会和人的现实状态，包括 物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我觉得再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了。当我们使用“改革开放”这个词时，这个词其实极其简单，极其没有意义，或者是极其不准确的。我们 3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都说我们改革开放了，但是你仔细去想，是谁在推进改革开放，当然我们说是政治，是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领导人什么的，但是当你 去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推进这个社会往前走的，是人的理想转化成一种欲望——不管以前是什么样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也好，宗教理想也好，情怀理想也 好，道德理想也好，这些种种的理想都转化成一种欲望，使这个社会向前取得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成功。但是继续往前走，人的欲望又转化为一种恶望，罪恶的恶。今 天我们不谈论政治，就说经济和社会，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有如此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人的欲望转化成了恶望。现在中国的千奇百怪，正是欲望、 恶望和理想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炸裂志》概括来讲，说的就是这种欲望，恶望与理想的合力？
阎连科：在《炸裂志》这部小说中，你会觉得所有的人 的脚步是从来没有停息过的，所有人的理想也好、欲望也好、恶望也好都是强烈的。我觉得这个小说，当然也充分地表达了我们这个社会蓬勃的、向前的脚步，但我 觉得真的是无可阻挡的、蓬勃的，却是向前奔跑的那种扭曲的骚动，不论在北京、上海，还是在最偏远的乡村，都能感到这种骚动，而未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人知 道。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驮上了一个飞速向前的高速列车，高速 列车从来不会停息，大家都在车上跟随向前，没有一个人掉下来，掉下来的也迅速再追上列车，但是这个列车往哪里走我们是不知道的。因此这个小说，你读其中的 故事和人物，里面提供的信息量，都是飞奔向前的，你会感觉到阅读的速度是无法停下来的，甚至你会觉得小说某些地方是粗糙的，不如我原来小说细腻，但是它确 实是急速的，非常有节奏的内容，快速、快速、快速。
纽约时报中文网：《炸裂志》中，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有多少来自于真实的现实新闻？
阎连科：今天我们每天都在讨论说，中国的现实远远比 我们文学作品丰富、复杂、荒诞、传奇得多。10年前、15年前中国作家就意识到，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传奇性远远落后于生活，逐渐到今天人人都意识到现 实中发生的事情都比我们小说的故事更离奇，但你又必须得承认它是一个真实的，真实到让你的小说写出来就和假的一样，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把它移植到小说中就 使人感觉很假。
《炸裂志》有它的丰富性，也有它的简约性，简单说，它写了一个村庄 的一瞬间，也许是30年，也许是35年，一瞬之间从一个极小的村庄变成了一个超级的大都市，超级到变成中国一个新的直辖市，它是上海、它是北京、它是广 州、它是深圳、它是重庆。小说也讲述了两个家族的恩恩怨怨，可以讲一个人从村长当上镇长，当上县长，当上市长，当上市委书记，乃至于目前他在心里想着我能 不能让这个超级大都市变成一个国家，已经是非常膨胀的那种。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以往作品中，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病人特别多，比如说《丁庄梦》，《受活》里很多人都有病，我觉得“有病”反而是你抓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特征；不过这次倒是不聚焦“有病”了。
阎连科：当然，我写了很多带有病体的人，《受活》也 好，《丁庄梦》也好，《日光流年》也好，包括一些中短篇也好，但是这些人是肉体上有病的不健全的人。但是在《炸裂志》中，人人肉体是健全的，可人人都是精 神不正常的人。我想如果是要从病体角度去考察这个小说，我之前的小说是写的作为人肉体的不健康，一个病理学的文学依据；这次恰恰所有的肉体都是健康的，非 常强壮的，但是精神却是有问题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关于神实主义，你自称《炸裂志》是神实主义的典型作品，能不能解释一下神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和魔幻现实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有什么差异？
阎连科：我对小说的一种新的认识是从写作《四书》开 始的，写作过程中间忽然发现我完全需要把对文学的理解、认识进行一些梳理，这些梳理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神实主义”。首先到底什么是“现实主义”？我们认 为现实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因果关系，是一个完全对等的因果关系，无论一个人物要讲什么话、做什么行为，他一定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形成这样的性格 一定有他的人生过程，就是一环扣一环，完全是1+1=2，2+2=4的过程，即便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但之前埋下的伏笔必须是和结果在因果上是完全对等 的，否则你就说这个逻辑不合理。
再说到荒诞派。我们会说20世纪文学来自于卡夫卡的影响最大，我们 说他荒诞，是因为格力高尔一夜之间变成甲虫；一个人莫名其妙一次一次被审判、被传票；一个大学生永远进不去的城堡。为什么这是荒诞的？去分析会发现所有的 荒诞中间几乎都有一个零因果，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有这样的结果了，我不管你格力高尔有什么情况，当小说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变成甲虫。零因果给我们留下来一个 黑洞，让我们所有的读者要拿出探照灯去寻找。
之后你会发现，到拉美小说的时候，魔幻现实主义形成了一个半因果关 系，没有零因果，也不是那个全因果，所有我们认为魔幻的地方或者说荒诞的地方都和现实有某种勾连，但是由于三分现实的原因导致七分的结果，或者八分的原因 导致了两分的结果，它是不对等的，所以我称它是半因果，三七开、二八开、四六开都有，但一定不是完全对等的。
说到神实主义，神实主义有个最根本的特征是具有内因果，就是所有这 些因果不像卡夫卡那样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全因果，也不是半因果，它是有一个内在的因果关系。以《炸裂志》为例，小说最开场的一个情节，村长身边有一个秘 书小姑娘本来从来不同意村长动手动脚，但是有一天村长成为镇长了，任命书来的那天，那个小姑娘的扣子它自己解开了；村长办公室那个铁树已经死了三年了，但 是用那个任命书在上面晃悠晃悠，那个铁树就在一个严寒的冬天重新发绿了，开花了。这些不是零因果，也不是半因果，也不是全因果，而是内因果——因为我们中 国人太明白权力的无所不能，金钱的万能，在金钱和权力面前，荒诞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发生在铁树身上正是这个内在原因。因此神实主义中我们看到所 有的荒诞、所有的夸张、所有的幽默、所有的魔幻，其实都是因为内在有个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我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根本不去写河流表面的任何浪花，什么浑浊 的、什么激荡的、什么拍岸的浪花，我所关注的就是河流下的河床和水的摩擦与碰撞，写河床的跌宕起伏。当然我说的神实主义绝不排斥现实主义，不排斥荒诞派， 也不排斥魔幻现实主义，这些都有可能给我营养，最终回到那个最根本，我想就是河床和水面的关系。
纽约时报中文网：现在我们常说中国的现实比虚构更离奇，如今中国这样的现实让你在虚构创作时感到困扰吗？
阎连科：如今所有人对中国作家的写作都不满意，都说 中国的作家想象力不够，因为我们的现实太丰富、太复杂了。我想中国作家不该去抱怨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荒诞性让我们无法去把握，我们要思考的是，作为作 家是否有一个认识现实的新方法？我们惯有的认识现实的方法已经无法抵达今天中国最深层的现实，你可以抵达一个人的灵魂，但无法抵达一个民族、一群人、一个 国家的灵魂。
我想这个东西绝不是现实主义能够把握的，可能需要一种神实的东西， 除了内因，它要汲取很多现实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的东西，汲取各种流派最精华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汇集一处才可能抵达我们说的被遮蔽的真实和 看不见的真实。《炸裂志》这个小说完全是虚构的、想象的，但是我想任何一个人读了以后，会发现这正是我们的中国，我们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在小说 中就像奔跑一样，所以这个小说也表达着无可阻挡的中国，中国是向前的，我们不说它是向上的，而说它是向前的。
当然并不是说阎连科的《炸裂志》就比别人的小说写得好，但至少我认 为我运用了自己的方法去写我们今天丰富而复杂的现实，而不是用大家共有的方法来写。我曾经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讲述自己所经历的拆迁，而这个小说 中，一个城市的发展更是要面临无数拆迁，但我不会象写散文那样写拆迁过程，而会写一栋高楼或者一片垃圾房子要拆，不需要任何东西，军队一来，大家揣着枪， 房子就自然消失了。我想这难道没有真实吗？小说也不需要去写一座立交桥是怎样一镐一锹建起来的，而是非常简单，就是来了很多人，在这里示威、游行，然后把 血淋淋的，断掉的手指头、脚指头往地上一撒，立交桥就建起来了。
今天关注中国现实的作品其实很多，不再像是五六年前，我老讲中国最 优秀的作家不关注现实，最近会发现所有的好作家都在关注现实。我想不管大家怎么样，不管别人关注什么，《炸裂志》写的是生活中没有发生，但是可能会发生的 故事。可能，这个可能仅只是停留在可能的基础上，也许明天果然发生了，但也许100年也不会发生，它的基础完全就是在可能两个字上。我想很多作品写了生活 中已经发生的事，还有一种写的是可能今天不发生但明天一定会发生的事，阎连科写的却是可能100年都不会发生的事，只是有一种可能。这就是这部小说与其他 小说的差别，所有事情都在于那种可能性。
纽约时报中文网：可能在五六年前，你在批评很多中国作家不关注现实的时候，很多读者也在批评，主要一个说法就是作家都变成专业作家了，你何来生活？你如何了解生活？如今作家纷纷关注起现实，我想知道你了解现实的途径是什么？是通过互联网还是什么？
阎连科：我是极其封闭的，是不上网的一个人，也是不 坐到电视机前面看新闻的人。我虽然也有微博，可平均一个月可能也不写一条，以前是因为网站的人不断地讲，写一条吧，阎老师，写一条吧，现在好像微博也没那 么重要，也没人催了，就可以长期不关注它。今天的信息完全不要中国人自己寻找，只要你站在街头上，信息永远都会扑面而来。今天在中国要主动去寻找信息的人 一定是一个极其迟钝、极其笨到不可思议的人，今天中国的信息到处都是，我觉得每一片树叶都挂着一个国家的信息，在北京感受一片树叶，你能够感受这个国家的 受污染程度和环保的情况，为什么要东奔西跑去考察呢？那是社会学家和环保人士的事情，作家最重要是你能从这一片树叶感受到整个国家。
我想，今天的作家要真的粘在网上获取信息，我觉得要么他就是成瘾 了，像抽烟一样，要么就是确实迟钝到不可思议。对一个作家来说，你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站一分钟，你的思考、你的敏感可能带给你一个伟大的作品；对另外一个作 家，你可能在北京跑步跑三年、30年也仍然是那个样子。我想一个人对现实的敏感度，对现实的适应程度和体验生活没有关系，在于他的内心和现实究竟有没有一 些非常扭结的、纠结的关系，他有没有到达一种敏感、焦虑的程度。当一个人面对现实极其敏感的时候，其实他不需要特别多的信息，或许一个信息足以支撑起一部 小说。
纽约时报中文网：如果把你放置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你是觉得乡土文学在中国是不是即将让位于城市文学？
阎连科：短时间内完成不了，我们今天去看中国最活跃 的作家，仍然和中国的乡土密切相关，30年后、50年以后我们就说不准了，但是放心，乡土文学永远不会消失，乡土文学所呈现的复杂性、恒定性，都是城市文 学无法替代的。再反过来说，我经常还说一个伟大的作家一定是一个地域性的作家，这个地域性一定不简单是只来自于乡村，老舍是有非常强的地域性的，老北京； 王安忆有她的地域性，上海弄堂式的。你考察全世界任何伟大的作家，地域性都非常了不得，一个作家一定不要把自己从地域性里剥离开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 一个作家能四通八达，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你放心好了，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特别伟大的作家。
纽约时报中文网：《炸裂志》从村庄写到大都市，它究竟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
阎连科：很难定义。这个小说恰恰审视的不是一个村 庄，它审视乃至审判的是一个国家。那么中国的作家，一个有野心的作家，绝不会简单的把目光盯在一个村庄上，他希望他的村庄是一个世界，当他来歌颂这个村 庄，他在歌颂一个世界，他在审视或者审判一个村庄的时候，他也一定审视、审判的是一个世界。把一个村庄写成一个世界，把一个人变成所有人，这就是一个作家 的理想和野心。
困困是纽约时报中文网文化版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