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近现代史无甚光彩，看人也哭笑不得。
据一些学者研究，先秦时的“士”是在巫和史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从神学演化出来的理想主义与从史官发展出来的现实主义，形成了春秋战国时的士文化与思想学派。孔子也承认这一点，“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马王堆帛书《易传》中的《要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由此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知识界与学者的特性。至今有些学者喜欢做预言式的推论，应该是巫的胎记未褪。而知识分子每每带理想主义色彩，也是巫的本色。至于忧国忧民，爱议政事，则是史官传统。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多地理解一些文人学者的怪癖异行。
一
章太炎可算是民国第一怪人，人们熟悉他的革命家与学者的身份，熟悉他义正辞严的犀利文章，熟悉他的一群英才弟子，然而当听到他的许多幼稚行为，真的很难与大名鼎鼎的老先生联系起来。当年被袁世凯软禁时，太炎先生不但在室内遍书“袁贼”二字，还在院里挖洞，写了很多诅咒老袁的字条，扔进洞，一边烧，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袁贼，烧死了，烧死了！一个天真的老小孩。
章先生一半天性，一半故意。他曾自称“神经病”，认为“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于是人们也以“疯子”称之。称“疯”，表示他思想行为与众不同，常常出格，让人意想不到。一般人不傻，但不疯，也就不能理解大才，成就不了大学问大事业。有些人也疯了，但依旧大事小事都做不来，那是真疯。做大事大学问者，必得半疯，才能独树一帜。
太炎先生把袁世凯送来的钱扔到来人的脸上，怒骂“袁奴滚走”的故事，流传甚广。然而胡适也谈过另一桩事，章老曾要求袁世凯批准他向熊希龄内阁借款六百万。人要他送计划书来，他答曰没空。问他为什么借，老人家一点不隐瞒，回答让人忍俊不禁：老实说，可得六十万回扣。任凭人家怎样耐心解释都不听（当然也不敢不耐心），说，为什么黄兴、孙文能弄到那么多钱，我为什么不行？气鼓鼓地走了。第二天，又来了，人家干脆问他需要多少钱，这回他说要十万。财长梁士诒只答应给两万，老爷子又大怒，“我不要你们的狗钱！”第三天，人不来了，写了封信，只说要一万。梁像得了便宜似的赶紧送去了事。说老人家贪财吧，分明又有底线；说他不爱钱吧，又会仗着自己的名望声势理直气壮强索。也就是他能干这种事，人们不觉得无耻反而觉得自然好笑。换了别人，或能腆脸张口，却一定被当作真的有病当场拿下送进精神病院。
人们大多钦羡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而无人敢治其罪，但这是以其很早投身革命，“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者，并世亦无第二人”换来的，是当时的社会认可的。
统治者喜欢内心充满敬畏的人。章老先生无所畏惧，所以袁世凯、北洋、国民政府都不待见他，但是基本上能保持礼让三分。有一次在杭州楼外楼，遇到蒋介石。蒋主动上前问好，章却大咧咧地端着架子，不咸不淡地说，在靠一支笔骗饭吃。蒋提出用自己的车送章太炎回家，他一口回绝。蒋在尴尬之余又提出把自己的手杖送给章，谁也没料到，老先生一见便舍不得丢手，拿了就走，什么客套都没有。假若太炎先生长寿，活到49年后，也在楼外楼遇到毛泽东、、、、、、这个假想其实根本不成立，试想，省委书记江华连靠近毛住处的烈士坟都迁移了，8341怎么可能让个邋遢（章的邋遢不卫生很有程度）老头出现在主席散步的两里之内？章太炎生逢其时，死得其所，大有福之人。
二
严复是武人出身，海军前辈，与邓世昌同级，是萨镇冰师兄，留英学的还是军事。不过，那时的海军是抹在大清脸上的一道黑，是中国的耻辱，被人嘲笑为“欲御侮而适以召侮”的桃木剑。
武曲无望，那就在文曲上发光吧。旧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没有下海经商的兴趣，要下海就去开军舰。严复的内心很苦闷，弄文就翻《天演论》，自己畅快了不说，把鲁迅一代人闹得都带着一点猴气，想安静下来都难。严复自己也是一个多面矛盾体。曾经上书光绪，主张变法革新，也曾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抬轿。曾经疾呼禁止鸦片烟，却染上了毒瘾，李鸿章训诫也不顶用，终身吸食。他饱受西学熏陶，却要求国会在宪法中明确将孔教定为国教。他在家乡上的是新学堂，出国又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取得优异成绩，归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校长，属于正四品的道员，偏偏鬼迷心窍，跑去参加科举，失败，冲击，再失败，再冲击，每次连乡试都通不过，举人也拿不到，事不过三，他竟考了四次，可见历经风雨痴心不改对传统科举出身的迷恋。何苦来哉！我为老人家不值！从严复可以看出那一代学人的心中纠结成啥样了！不过换个角度看，科举在羞辱了严复的同时，也嘲笑了自己，有眼无珠。或者说格局太小，容不下大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