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征文

                 文革时某个八月早晨的操场上

   “复课闹革命”了，同学们争相传告着，在家里逍遥了很久的我们，内心浮现出一丝丝的温暖。啊，谁说社会抛弃了我们，这不,学校又在召唤我们了。

    早晨七点钟，大家三三两两的聚集在学校的操场，等待着久违的上课的铃声。

    我们的生物老师第一个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她是师范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学校分配给她一间黑曲曲的宿舍，有了落脚之地，她迅速的结了婚生了子。这位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姑娘，难耐南方酷热的长夏，夜晚来临，她抱着孩子敞开衣襟的坐在门口喂奶，就像她的家乡里每个母亲那样，透着初为人母的喜悦和自豪感。她手里的芭蕉扇时而急速时而悠长的舞动着，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对路过的学生露出友善的微笑。

    可是一天早晨，一张大字报石破惊天的贴在她家的门上，“打到女流氓某某某”还有很多恶意的语音，单刀直入的羞辱把她吓得魂飞魄散，从那天以后，她家门窗紧闭，小宝宝浑身长满了痱子。这张大字报象一道白色的咒符，贴在她家的门前，她和她的家人每天穿行其中。上苍动了慈悲之心，一场暴雨把那些污言浊语冲刷得干干净净。现在她走了过来，短发飘飘衣领扣的整齐，眼神犹疑似笑非笑的穿越过操场。

    “向红卫兵请罪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原来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家庭出生背景复杂，本人自傲有才，上起课来口若悬河，妙趣横生。公开教学的课堂上，他把“欧阳海之歌”讲解的绘声绘色，激荡着同学们为革命献身的热情，教室里里外外挤满了来听课的人。当然，这一切都成为他被打倒的原因。面对一帮蛮横无知的红卫兵，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他只能疯了，他戴着一顶棉帽，身穿破烂的风衣，出现在八月的操场上。

    他站在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同学面前，哈着腰，一只手攥在胸前，另一只手放在风衣的口袋里，满脸的卑微。 口里念着，我有罪我该死，请告诉我按第几号方案处理我。那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同学叼着香烟，斜着眼睛看着他，不怀好意的反问道：那你有几种准备呢。语文老师两眼警惕的四下看看，抽出插在风衣口袋里的那只手，手心里放着两大两小四根竹子做的水牌。他从中拿出两根长的，郑重的说道，第一个方案我和我的妻子关起来，两个孩子放他们过关；第二个方案，他收回一根长水牌，看着手掌里那根孤零零的水牌，悲悲切切地说道，我拉去枪毙，其他人都放行过关。他的话引来一阵哄笑。其中一人给了他一脚，喝道：滚开，疯子。语文老师满脸困惑走开了，寻找下一个可以请罪的对象。

    多少年之后，我们长大成人，又遇见这位语文老师，他还是那样滔滔不绝，荒誕心酸的往事谁也不曾提起。他用“疯了”为代价，换得自己一点可怜的话语权，对那时的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与疯狂共舞，与野蛮共舞，顽强的活下来。

    上课的铃声始终没有打响，八月的阳光强烈威严，许多东西在阳光下纷纷的融化扭曲。长出野草的操场，破败不堪的校园承载不了失重的青春，大家向四周散去，操场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