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工人新村生活--籍贯与方言

居美国华盛顿, 就职政府部门, 花甲年岁,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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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于工人新村的我, 从来没有那种上海市民很容易有的"嫌避", 上海市民对于自己的居住地段十分的敏感, 正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天壤之别, 还算好, 我们家不在意.
按说我们家在上海的这种"地域"(包括居住和原籍)成见极深的环境下, 占了两条不利因素, 居住在位于下只角的工人新村, 父母都是那种不会说上海话的"外地人"(虽然他们的户口在上海已经很多很多年), 去淮海路买东西老是不招营业员待见.
父母对这倒是很不解意, 母亲呢, 还多少能说点四川口音的上海话, 因为她的接触范围居多是讲上海话的, 让听着一下就能明白这是来上海很久的四川人, 可老爸则始终一口成都话, 他说在抗战刚胜利刚来上海时,一次坐电车他觉得应该学着用上海话买票, 开口后, 售票员倒不是挖苦, 不过呢说了他"你还是讲你的四川话我能听得懂, 抗战我也去了四川好几年嘛", 老爸很不好意思, 从这天起, 决心不学上海话了, 好在他的工作环境不至于使他不懂上海话而尴尬, 他的同龄技术人员真的很多还会说四川话, 因为到四川抗战了八年.
不过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兄弟姐妹都双声道, 在家与父母相互之间说四川话, 出门就当然是上海话了, 加之, 我们家虽然是在江南新村, 但这几栋房子则是另一个研究所的, 居多的转业军官干部是北方人, 技术人员可就是天南地北嘛地方的人都有了, 相互之间的交流, 则是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的确很有必要, 我们的普通话, 就比一般上海市民好那么一些.
离开这几栋研究所的宿舍, 清一色江南厂的职工, 如果按籍贯来排列, 应该是宁波广东为一二名, 上海的宁波人多是大家都知道也很容易理解, 隔得近呗, 可老广之多也许只能用广东靠香港而"改革开放"比较早来解释, 问题是老广甚至比上海什么川沙青浦南汇等本地人还多呢, 而广东人家里广东人之间是那么的喜欢用广东话, 所以在我们江南新村里除了宁波话, 经常听到谁家老妈在窗口用广东话吼叫"XX 回来食饭啦", 搞得我们从小就知道用广东话骂人.
江南新村还有一个小圈子, 一部分福建人, 因为国民党海军是福建人当家, 清朝时江南厂就是海军江南制造局, 厂门口那条路就叫制造局路, 所以该厂职员福建人之多远超过福建人在上海的比例, 他们相互之间说福建话, 估计是福州话, 大人对孩子是福州话, 小孩对父母是上海话, 所以那么难懂的福州话, 在我们家附近, 也是经常可以听到的, 不过我们都是一句不懂, 连福建话骂人都没学会.
前面说了, 宁波人多得很, 大人们只管讲他们的宁波上海话, 好在有差别也不算太大, 小孩子们自然是上海话, 由于宁波人实在太多, 宁波话实在太过流行, 所以上海人多多少少都会讲些宁波话.
还有就是苏北话, 上海的苏北人, 其实是很多的, 由于种种原因, 很多苏北人从事的职业被认为不是那么体面, 所以上海的世面上对苏北人不是那么正常, 因此但凡苏北人, 一般都会尽最大努力消除被人认出是苏北人的因素, 口音是最重要的, 但是上海的苏北人口相当的大, 而且居住相当的集中, 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却不会说上海话或上海话带浓厚的苏北口音现象非常普遍, 所以我们也都会说几句苏北话, 比如苏北大妈叫儿子回家吃饭是" 小三子, 家去吃饭喽". 这里并不涉及对苏北人苏被话的歧视, 只是说明一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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