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看看古今统治术，多半教人如何惩戒、调教乃至欺瞒民众；建设与维持承平社会的方法，只见于这个理论、那种主义。在野的政党团体以类似“为人民服务”为号召夺得政权、组织了政府之后，工作作风立刻改变，当官作起老爷来。而且越作越退化。
一般而言，政府职能有两个方向：创造公平正义或者维持统治阶层的利益。前者早已无人奢求；执政的学问全都在于手法之高明、平庸还是愚蠢。自求多福的老百姓，只能在一届届当权者掌握了多少统驭术中辗转沉浮。比如《论语·泰伯》中的那句名言：“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书没有句读，读这段经书的君王如何断句，关乎民众福祉。如果他们把这句话读作：“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孔夫子教导我们说：至于老百姓，让他们按我的要求去做就行了，切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林语堂则为文道，这话应该读作：“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懂得、同意了，才请他们去做；没有那个基础时，先要向他们解释与他们沟通。”
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帝制时期毫不隐讳：就是主仆。民国成立，特意把管控一方事务的官名从“知县、知府、知州”改称“县知事”等，以示“执行”而非“下令”。到了中共，官员更加美其名曰为“社会公仆、人民勤务员”。此话说说而已，有人当真是要挨批评的，“社会制度五十年不变”的香港也不例如。几天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指责香港公务员的心态是“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去听boss（老板）的，现在自己当了boss，却不知道怎样当boss、怎样当 master（主人）”。
政府是民众的老板，事实俱在无庸置疑。问题在于怎么当老板、当个什么样的老板。老板有天然的优势，权力大、资源广，调度好了能做很多事。创造安宁祥和的社会环境靠老板；主持公道、发挥正义也靠老板。老板当好了，能成为社会冲突的仲裁、民众福利的依靠。善作老板者，不怕出事、不怕批评。出了事，老板出面才能摆平；有失误，最后解决还得老板。聪明的老板，凌驾于社会各界之上，以调停和救难为能事。到头来，越出事，社会对老板的依赖就越大。
遇事笨手笨脚、顾此失彼甚或尸位素餐的，也是一种老板。比如这次发生在温州的火车追尾以及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此类事故，习惯上，政府部门本能地或隐瞒、或推诿、或压制、或欺骗，在资讯通畅的时代，那样做的结果，名誉扫地事小，责任人等下台不就弄巧成拙了吗。以为民众好欺骗、好愚弄，等于引火烧身。
强大的国家机器、无限的社会资源任由政府动用。既可以事业锦上添花，也可以为缺欠文过饰非。《尹文子·大道篇》讲到治理国家时有这么几句：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用“道”用“法”是老板，讲究“术”和“势”，也是老板。道、法、权、术、势，“权力”居中，左支右绌，右支左绌。自古，对内讲究道与法，对外善用术与势的“老板”何曾得见。
因势利导、扬长避短、顺水推舟是做事情的常识。各行各业、某个地方出了什么事故，其实
都是官员和政府部门“当好人、做善事“的机会。拿社会良心、职业道德要求他们，强人所难了；息事宁人、明哲保身不算过分吧？在三天两头的事故处理报导中，人们连这样的事例都难看到。能看得到的，多半是匪夷所思、岂有此理、哭笑不得……，民众情何以堪。
跟随事故频发、处置不当日积月累的惟有民怨。受难的得不到抚慰、旁观者感同身受，不知道哪一天罹此遭遇。所以，民间对于灾难性事故的反应，呈逐次递增之势。除了对“老板之风”的正当抨击，难免猜疑之心有之、挑剔之意有之、甚至有所夸大渲染。就像怨妇，轻信“金屋藏娇”，终被冷落长门，顾影自怜，饮泣不足则号啕之、号啕不足则叫之跳之，诋毁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了。要说这是失态，与老板们失职因果相随；要是说于事无补，与官员之不作为，恰成一对。这样的局面是政府造成的。
尹文子大谈驭国秘诀，也有告诫：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人君”周围的“群下”，大概就是各级官吏吧。今天的官员比起古代长进多了，人君之术、势个个精通。弄得民怨沸腾，他们自己也坐不稳位子。我们并不奢望一个理想主义、为国为民的政府，如果老板们，为了维护个人官爵利禄，在出现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把国家的力量和资源用于尽速厘清事件因果、全力救助受难人员、切实善后灾害影响……，其声誉威信还是能够保全，长治久安也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