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仇官文化

在中国，自古官就很难作，名声也不好。从称呼官吏的词汇上就看得出来，民间对官吏不仅评价不高，甚至普遍仇视。虽有“青天大老爷”的之说，表露的意思显然是民众的梦想和对官员的托付。要是官员大都清廉公正，就不必用这么夸张的词汇来称呼我们的公仆了。

 

日常所见对官员的称呼多半是贬义的。如：“庸吏”指平庸、保守、混日子、没责任心、没有作为的政府官员。他们里面也分等级，最差的称“昏官”，“颟顸昏聩”一词好像专门用来形容糊涂马虎、头脑糊涂、不明是非官员，别处很少用。

 

然后就是“贪官污吏”了。顾名思义，无人不恨。这些人里的甚者是“腐吏”。当代中国人很有幽默感，善用嘲讽表达无奈。网上有人用仿元曲越调里的麻郎儿调形容他们买官卖官：“不要将那招牌挂，也不要明码来标价，要买乌纱帽独俺开一家。只要银子够量、茅台烟酒不管它。啊呀啦，我在位子随便动嘴磨磨牙，真他妈！千儿百十万也不在眼皮子下。趁大权在握只管狠狠捞一把。咦，只要不查胆子比天还要大。”过去，如元代“一应贪官污吏，准许先斩后闻。”现在呢，“双规”一下就从轻发落了。

 

当然，古代还有“循吏”族。《史记》有《循吏列传》，记载的都是好官。司马迁给他们的标准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意为尊重法治、讲究理性，所谋在于长远、不追求当下的效果，不作浅薄的政治秀，所以没有耸动视听的效果。这些人，基本是大醇小疵，不避祸咎、不阿谀奉上、不饰伪欺君。为官实在不尚空谈。但是细考他们的作为，对社会造福有限。这种人有时候，把处事结果放在第一位，不顾法律、道德、民情的约束。与娴于吏道，善解棘手疑难问题的“干吏能臣”，多有相似之处。

 

政治学中的“干吏”多半信奉“例外政治”：为实现当下目的罔顾将来，基本不懂处理公众事务的技巧和艺术，所用手段“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以为典则”。这样做事，往往需要国家社会和民间付出巨大人力物力的代价。因此他们难免严苛，从而就与“酷吏”接近了。

 

“酷吏”也者，除了他的上司，无人不怕。例如唐武则天任用的周兴、来俊臣就是典型的酷吏，特别残暴。酷吏的最大功能是强化皇权，他们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使各阶层特别是普通百姓极易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

 

酷吏中名声最好的是可能就是明朝的海瑞了。但他也是一名严酷的父亲，把灾难带给家庭。《见只编》等书记载：一天，海瑞看见他5岁的女儿在吃糕饼，就问糕饼是谁给的？女儿说是某仆人给的。海瑞大怒，训斥道：女子哪能随便接受男仆的糕饼？你不是我的女儿！你如果能饿死，才算我的女儿！那个小女孩从此啼哭不止、不吃不喝，直到饿死。酷吏对于“男女大防”等礼教和父权应用到极端，有如此。当然，人们也说：只有海瑞能生出这样的女儿。

 

不仅如此，官场文化还很虚伪。大臣们在君主面前自称“微臣”，甚至“奴才”、“罪臣”；下级在上级面前说自己是“卑职”、“下官”；下级将领在统帅面前称自己“末将”。中共也和苏共一样，喜欢用古代最低级别的公务员自称，如“书记”。看似是官府中抄抄写写的文员，实则高高在上、目无法纪，转过脸来就把民众称作：刁民、草民、愚民、顽民、乱民……。这样的公务员阶层、这样的干部队伍，还能让人说出什么别的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