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1962年9月19日，已经半身不遂的司徒雷登，悄无声息地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离开人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隔着一个太平洋的中国，许多年轻人在课堂上不断听到他的名字，他几乎成为那个年代里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人。
然而这份熟悉却带着浓浓的偏见。毛泽东1949年在新华社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一代代学生的脑海中就这样被定型了。一九六七年版《毛泽东选集》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奇怪的是，这段文字总被无情删除，不见天日。
但总有热爱真相的人们。二ＯＯ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均出席安葬仪式。六十年来关于他的争议也该尘埃落定，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了。
显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六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又留下遗嘱愿埋骨中国的人来说，这份爱要怎样假装出来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可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
无缘无故的爱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十一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一八八七年他回到美国，一八九三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一八九六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一八九九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
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
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四十五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
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陌生。六年前，我到贵州凯里采访一对夫妇，他们放弃在美国的绿卡，跑到偏远的凯里长期住在那儿，从海外募捐资金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苗族孩子，让他们不至于辍学。我住了一周，看到他们帮助了几十个孩子，有的孩子到广州去当乞丐，被他们找回来继续上学.
这些善举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后来他们被劝退了。面对我的提问，那对夫妇回答：“没有别的原因，基督信仰让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服侍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这样的话同样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一九Ｏ四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一九Ｏ七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一九Ｏ八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一九Ｏ二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一九一九年五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他用不到十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一九二二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一九三七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元。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燕大总预算为三·五万美元，有百分之八十七来自教会捐助。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预算为二十一·五万美元，教会捐助达百分之十四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百分之五十五。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燕大办学仅三十三年，注册的学生达九千九百八十八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十二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十一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一百人。
“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三位记者均出自燕大。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二十一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七人之多。
无处埋骨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就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泾波一九七三和一九八四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一九八六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一九八六年六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一九八八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毕业于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二ＯＯ一年四月在新华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在附录中他呼吁：“过去的燕园曾经培育出无数英才，其中不乏蜚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如今的燕园更成为中国首席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所在地。但是这位燕园的策划者司徒雷登的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着，何时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划经营并曾誉满全球的美丽燕园与他的爱妻长相厮守？”
时光流转，在无限期的“暂缓办理”之中，国人逐渐重新认识传教士“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对他们的贡献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处处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并建议蒋介石退休的提议……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为安。
于是，傅泾波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不仅没有拒绝，反而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沈建中更是出书赞成，他在《司徒雷登与西湖》中认为司徒出生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又是杭州的荣誉公民，家庭成员中，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滨，耶稣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园，杭州当是首选。此书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于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
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试想，若没有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三年半？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到现在还在猜疑他办学的动机，还有人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不放。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边倒要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
既然燕园已无司徒雷登，既然有人认为凡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我决定还是去杭州寻觅一下司徒雷登的踪迹，也凭吊这位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这是燕大校友们给他的评价。
跟几年前比，杭州堵车严重多了。七弯八绕才找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不管从中山北路这边还是银泰百货那边进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边说他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有意抑或无意遗忘了他更是一位教育家。在中国，他贡献最大的还是教育。
他原来的故居占地四千一百三十八亩，他就出生在这儿，现在只剩下一座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里边有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获赠的杭州市“荣誉公民”的金钥匙。还有许多友人在他过生日时赠送的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褒奖令等等。
其实，原来的住宅早被拆掉了，这一座小楼是复建的。二ＯＯ一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二百四十万元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顶着压力修复故居。修复后的住宅为二层，顶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顶，上覆小青瓦，倒也别致。只是墙上配着一幅天主教圣母的画，显然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东北郊安贤陵园，这里苍松翠柏，流水潺潺，飞瀑四溅，风景宜人。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朽，从那不朽的岸边，他回望到这块他回不来但最终还是回来了的土地。
他晚年极钟爱这首诗：“我要这样地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已得酬报的我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从杭州回南京的车上，在吵杂的车厢中，我还在回想他那释然眼神和灿烂笑靥。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有憾，但无悔，因他不是为了果效，而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念和伟大的爱。从一八七六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
文/齐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