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写下了小文《也谈文革促进历史进步》，无意中对部分网友在情感上造成了伤害，在此我表示真诚的歉意。
个人的伤痛难以抚平，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在整体上不能理性地看待过去，跳不出历史的积怨，那么这个民族就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纳粹的暴行固然使犹太人至今无法从二战的噩梦中醒来，但是犹太人不能超越自我，不能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加沙地区的战火就延绵不断，阿拉伯人也就遭受着当年犹太人相同的灾难。
理性反思文革，其实不是我一人的心血来潮，许许多多学者早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今年早些时候因参加有关六四的讨论，呼吁释放刘晓波而被当局拘押的著名文革研究专家徐有渔。《认识文革，反思文革——共识网专访徐友渔》值得关注。
或许，文革对于中国人心理的创伤更重，这个坎也就更难迈过，所以现在要理性看待文革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欢迎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这些天，我在等待一篇，哪怕是一篇严肃、理性的探讨文章来反驳拙文，可是没有，一篇都没有。有的，只是对人不对事的声讨、断章取义的歪曲、轻佻的讽刺和莫须有的“专业潜伏”的揣测、或是愤怒讨伐的“檄文”加之随后赶来声援的同伙们的叫好与欢呼。
说实话，这样的战斗“檄文”里没有多少严肃理性的东西，倒是透露出一股似曾相识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豪情。
更叫人失望的是，将他人称之为“小丑”竟然被美化成了不过份且名正言顺的“幽默”。
是啊，既然可以骂“小丑”，那么“叛徒”，“内奸”、“工贼”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让我想起一段文革往事。
我所居住的那个文革重灾区里面，一位经济学老教授在教研室讨论时说：包产到户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被一位同事告密，老教授被打成反革命。
在批斗会上，一位红卫兵小将跳出来，不，是跳到桌子上指着老教授的鼻子说：“你这个老东西，你和刘少奇是穿一条裤子的小丑！”
老先生平静的答道：“孩子，不要出口伤人，我们就事论事……”
小将毫不示弱：“出口伤人？包产到户明明是走回头路，是倒退，回到万恶的旧社会，骂你是小丑难道过分了？老子不但骂你，打你又咋了？”
说着小将跳下桌子就给了老先生一个耳光，老先生本能地用手挡了一下，小将更来劲了，一把揪住老先生的头发就往桌角上撞，顿时满嘴的鲜血……，小将一把扯下拖把上肮脏的布条塞在老先生嘴里……。
将一个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定了罪，骂你甚至打你过份了吗？
50年过去了，老先生早已作古，如果他老人家九泉之下知道今天还有因观点“错误”被骂成“小丑”且振振有词底气十足的，怕是死不瞑目了。
正是这位老先生，文革之后不计前嫌，大力提拔过去为难过他的人。老先生说：文革是一场浩劫，但是通过文革孩子们长大了，明白了，社会进步了。
这样能将个人恩怨放置一边，理性面对历史的人是值得尊敬的。我有幸接触了不少这样的前辈。
回忆往事，看看今天，我忽然发现老先生错了，我也错了！文革之后，哪里进步了？文革思维毒害的岂止是一代人啊？更可悲的是这余毒竟发扬光大到了海外！
公平的说，这种占领了政治高地和道德制高点而将不同观点视为异端邪说，将对方恨之入骨，觉得任何不同意见背后都有一个阴谋，阴谋者就成了“小丑”、“潜伏”的做法也不是中国专利。
1961年，美国犹太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采访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之后，写了《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罪恶的报告》。本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了激烈的声讨和批判，阿伦特被指责为纳粹辩护，对犹太人缺乏同情心，甚至有人痛斥阿伦特是“德国的婊。子”、“叛徒”，许多昔日的好友毅然和阿伦特决裂，一生不再来往。
但是，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罪”却成了20世纪伟大的哲学经典。（请参见拙作《“平庸的罪恶”与被误读的汉娜·阿伦特》）
我，一个平庸的人，不想也无力去做阿伦特，我只想在一个平和的氛围里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刻意迎合什么，不拉帮结派，不怕得罪什么人，更不怕朋友因此和我不再来往。
“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我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不*****。
今天，意识到茶坛再也不能给我提供这个氛围了，那么我暂且选择离开。当初我轻快的来，如今沉重的走，不带走一丝的遗憾。我希望，有朝一日当我重返茶坛的时候，这里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春天。
如果还有什么临别赠言的话，那就是：不要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将对方视为敌人。这也是文革中导致众叛亲离家破人亡的惨痛的教训之一。另外，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文革思维。什么是文革思维？徐有渔先生说道：“文革思维，第一条就是斗争哲学，那种不妥协态度，一旦把人树成敌人就恨之入骨，自认为真理在手，一有自己不满意的，任何不同的意见都是对方有一个阴谋，这些就是文革思维。” 我们共勉。
谢谢大家，也谢谢野狼、文革、看客、一郎、野性，我无缘成为你们的盟友，但是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没有敌人。
保重！
或许，文革对于中国人心理的创伤更重，这个坎也就更难迈过，所以现在要理性看待文革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欢迎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这些天，我在等待一篇，哪怕是一篇严肃、理性的探讨文章来反驳拙文，可是没有，一篇都没有。有的，只是对人不对事的声讨、断章取义的歪曲、轻佻的讽刺和莫须有的“专业潜伏”的揣测、或是愤怒讨伐的“檄文”加之随后赶来声援的同伙们的叫好与欢呼。
说实话，这样的战斗“檄文”里没有多少严肃理性的东西，倒是透露出一股似曾相识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豪情。
更叫人失望的是，将他人称之为“小丑”竟然被美化成了不过份且名正言顺的“幽默”。
是啊，既然可以骂“小丑”，那么“叛徒”，“内奸”、“工贼”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让我想起一段文革往事。
我所居住的那个文革重灾区里面，一位经济学老教授在教研室讨论时说：包产到户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被一位同事告密，老教授被打成反革命。
在批斗会上，一位红卫兵小将跳出来，不，是跳到桌子上指着老教授的鼻子说：“你这个老东西，你和刘少奇是穿一条裤子的小丑！”
老先生平静的答道：“孩子，不要出口伤人，我们就事论事……”
小将毫不示弱：“出口伤人？包产到户明明是走回头路，是倒退，回到万恶的旧社会，骂你是小丑难道过分了？老子不但骂你，打你又咋了？”
说着小将跳下桌子就给了老先生一个耳光，老先生本能地用手挡了一下，小将更来劲了，一把揪住老先生的头发就往桌角上撞，顿时满嘴的鲜血……，小将一把扯下拖把上肮脏的布条塞在老先生嘴里……。
将一个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定了罪，骂你甚至打你过份了吗？
50年过去了，老先生早已作古，如果他老人家九泉之下知道今天还有因观点“错误”被骂成“小丑”且振振有词底气十足的，怕是死不瞑目了。
正是这位老先生，文革之后不计前嫌，大力提拔过去为难过他的人。老先生说：文革是一场浩劫，但是通过文革孩子们长大了，明白了，社会进步了。
这样能将个人恩怨放置一边，理性面对历史的人是值得尊敬的。我有幸接触了不少这样的前辈。
回忆往事，看看今天，我忽然发现老先生错了，我也错了！文革之后，哪里进步了？文革思维毒害的岂止是一代人啊？更可悲的是这余毒竟发扬光大到了海外！
公平的说，这种占领了政治高地和道德制高点而将不同观点视为异端邪说，将对方恨之入骨，觉得任何不同意见背后都有一个阴谋，阴谋者就成了“小丑”、“潜伏”的做法也不是中国专利。
1961年，美国犹太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采访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之后，写了《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罪恶的报告》。本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了激烈的声讨和批判，阿伦特被指责为纳粹辩护，对犹太人缺乏同情心，甚至有人痛斥阿伦特是“德国的婊。子”、“叛徒”，许多昔日的好友毅然和阿伦特决裂，一生不再来往。
但是，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罪”却成了20世纪伟大的哲学经典。（请参见拙作《“平庸的罪恶”与被误读的汉娜·阿伦特》）
我，一个平庸的人，不想也无力去做阿伦特，我只想在一个平和的氛围里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刻意迎合什么，不拉帮结派，不怕得罪什么人，更不怕朋友因此和我不再来往。
“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我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不*****。
今天，意识到茶坛再也不能给我提供这个氛围了，那么我暂且选择离开。当初我轻快的来，如今沉重的走，不带走一丝的遗憾。我希望，有朝一日当我重返茶坛的时候，这里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春天。
如果还有什么临别赠言的话，那就是：不要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将对方视为敌人。这也是文革中导致众叛亲离家破人亡的惨痛的教训之一。另外，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文革思维。什么是文革思维？徐有渔先生说道：“文革思维，第一条就是斗争哲学，那种不妥协态度，一旦把人树成敌人就恨之入骨，自认为真理在手，一有自己不满意的，任何不同的意见都是对方有一个阴谋，这些就是文革思维。” 我们共勉。
谢谢大家，也谢谢野狼、文革、看客、一郎、野性，我无缘成为你们的盟友，但是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没有敌人。
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