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真相

题记

西安事变对我一直是个谜。张学良为何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蒋倒底在西安答应了什么条件? 中共在事变中起了什么作用? 蒋介石与中共可谓血海深仇, 为何中共要说服张学良放蒋? 斯大林为何反对西安事变?……过去公布的资料不能解释。 于是决心自己去找资料, 在大陆和美国阅读了很多资料。本文的写作前后历三年, 由于新资料不断出现(例如九十年代张学良对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的十一卷口述录音, 宋子文日记(英文) 等), 曾三易其稿。

看了这么多资料, 总的感觉是西安事变实在太精彩了,许多场面不必加工就可作为影视作品的精彩镜头, 例如收到第三国际电报前后中共领导人的反应,宋美龄与蒋的见面, 周恩耒与蒋的谈话, 张学良在饯行宴会上三掷酒杯等, 可惜大陆的影视作品未能包括这些情节, 我很期望将来大陆以外的导演能拍摄一部西安事变全景式的作品。 本文由于篇幅不能太长, 也略去了很多精彩的细节,是个遗憾。

本文不是一篇历史研究, 只是一个读书小结。 各位对文中观点或史实有质疑者,欢迎提出讨论。 

            张学良第一个通知中共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四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在此前的零点，张在一切布置妥善后，通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他将发动兵谏,

拘捕蒋和随蒋到西安的将领, 请刘电告中共 。五点，张又亲自致电中共，接着，张杨联名致电请中共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中午，中共诸领导在毛的窑洞内阅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群情激奋。据张国焘的侍卫罗学蓬回忆，张“像救火一样冲出窑洞，奔向毛的窑洞”。平时态度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毛也狂笑不止，但对杀蒋，则主张“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12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致张学良的电报中称赞张为“全国抗日领袖”, “一举手便扭转乾坤”, “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毛向其他常委解释, 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耒,只能暗示张学良这样做。电文中还建议把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 西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并告之“恩耒兄拟耒处协商大计” 。13日毛在300多名干部参加的干部会上说, 应当把蒋介石押到保安耒,清算血债, 博得满场欢呼。当天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毛作主要发言,主张“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领导全国, 控制南京”，得到大多数人赞成，周委婉地表示反对，只有张闻天明确主张不应在西安建立事实上的政权而与南京公开对立。张作为中共总书记和会议主持人,力劝大家“慎重考虑”, “不要急躁”, 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联合非蒋系队伍”, 会上张闻天与毛发生激烈争论, 毛对张大声说: “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会议决定向莫斯科请示，同时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赴西安摸清张杨意图,电上海潘汉年与国民党接触。向莫斯科请示的电报由毛亲自起草, 说明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中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一直在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 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但14日中共致张杨的电报中, 由于张闻天的坚持, 中共态度已有变化, 电报中说：“我们不应该将我们放在南京政府的对立面上，我们将仍然团结并促使南京政府抗日派和中间派来采取抗日政策。”周恩耒一行22人14日动身,16日抵西安。周括去了自长征开始后即蓄起的长须, 说是“在西安要会见各方面人士,比较有礼貌些” 。 这样，关键问题是莫斯科的回电了。 

         张杨中共三角联盟的形成

    这里应回叙的是张学良如何同中共结成同盟的。1936年的张学良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呢？张一接他老子的班，便杀掉了虎父手下的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几个老臣，以巩固权力。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班子，更令东北军军心不稳。1922年他贸然收回中长铁路，同苏联打了一仗，东北军大败，不但没有收回中长铁路，还丢了黑瞎子岛。“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九一八不抵抗的耻辱! 张学良在中国已是声名狼藉，千夫所指。全国报纸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他被免去军职，得了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虚职。后来蒋介石调东北军到西北去打红军，又连吃败仗。蒋也对他很不满意。张学良不甘心他这样的现状，盘算要在西北自成一股势力，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先做“西北王”，再进而控制全中国。张学良杨虎城早就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广东陈济棠联络，和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渠、山西阎锡山联络，意图共同反蒋。但想要有外国势力当后台，只有靠苏联。而1922年他同苏联打过一仗，苏联对他印象很坏。他很想拉拢中共，进一步再同苏联拉关系。而中共刚经过长征，只有两万军队，情势岌岌可危，很害怕蒋介石又来围剿，也很想拉拢张学良。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周恩来自长征抵达陕北后，即已过问不了军事，毛泽东派他向张学良开展统战。经过1936年2月李克农与张的洛川会谈及4月周恩耒与张的肤施(延安) 会谈, 以及以后在西安的的多次会谈,在中共极力策动下，张欣然接受中共“建立西北抗日局面” 的方案，其内容包括建立以张为首的张、杨、中共三角联盟(当时称为“三位一体”), 准备成立西北国防政府, 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出兵绥远等。甚至对将来西北国防政府的某些政策也作了讨论。周恩来当面答应张“我们绝对服从你指挥”。八月九日，中共领导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径直以“同志”亲切称呼之。在信中不但讨论了红军和东北军九、十月间在西北发动抗日局面，“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的基本战略方针，还特别提到：你我“西北发动后，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经济政策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1936年9月中共与东北军达成全面合作的抗日协定。10月阎锡山也表示联合红军和东北军共同抗日, 并愿把绥远的包头, 五原等五县给红军作根据地。两广方面也表示“乐观其成”。

张同情, 拥护共产党, 对反蒋前景十分乐观，还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学良曾先后两次提出加入中共，一九三六年六月底张学良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连夜举行会议，一致认为，中共当时与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整个东北军，而不是一部分，当时若接收张学良入党，势必造成东北军分裂，不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共向张说明此意，张表示理解。七月二日，中共向共产国际通报此事, 共产国际八月十五日覆电说：“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报。” 此后不久，张学良再次提出要求参加中共，中共中央同意了，但经中共向共产国际请示，再次遭到反对。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答覆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有史家认为中共当时仍秘密发展张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特别党员”,并给张学良一个“李宜” 的代号!   据说1936年8月9日，中共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和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合致信给张学良，开头便称“李宜同志……”，而张学良的回电则是自称“毅”。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东北军出身的吕正操上将，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这是一个历史之谜，还有待史家进一步的研究。 

             一边倒的舆论

 

张杨扣蒋后，中共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 正在制订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听到消息把手中钢笔一扔,兴奋地说: “天公开眼, 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但当时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谴责张杨。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连张杨控制下的西安，也有市民学生几万人大游行抗议。一些一贯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也一致指责张杨，要求释蒋，例如闻一多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闻一多还在课堂上怒斥：“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后来蒋回南京时，各地普遍燃放鞭炮庆祝，虽然有些是政府组织的，但也可见当时民意之一斑。阎锡山也变脸耒电指责。 国际舆论也一致指责张杨。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着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12月17日，《真理报》的第二篇社论中甚至说：“据我们从中国收到的最新消息来看，张学良的叛变是日本反对中国的又一个阴谋，它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阴谋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一边倒的舆论对张学良带耒沉重的心理压力, 张学良秘书、中共党员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我救了共产党，他们就这样对待我?”他还两次不满地问秘书、中共党员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中共也感到共产国际可能不支持西安事变，着急地等着共产国际来电。 

            第三国际回电

 

莫斯科回电何时收到，说法不一。张国焘说是13日，而据当时负责密电工作的童小鹏回忆，16日曾收到复电，但是乱码，18日复电请重发,20日才收到正式回电。莫斯科回电的严厉程度己较真理报社论大为缓和, 但仍使中共领导人大吃一惊。共产国际回电由季米特洛夫签署，实际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电文说:

“根据你们的电报，我们建议你们采取下列立场：1.不论张学良的动机如何，他的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损害全国反日战线上所有力量的团结。2.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共应该充分考虑到上述因素而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此次事变”。斯大林并召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解释说张学良做全国抗日领袖份量不够，中共目前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共产国际显然要求中共抛弃张学良这个盟友,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中共领导收到回电，一个个都陷入沈思，毛踱来踱去，连呼“反了!天翻地复了! 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 现在又要反过耒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会议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只能散会, 当天深晚继续开会, 最后大家还是表示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意见。这个指示立即由博古亲自带到西安给周恩来，当张学良得知苏联的态度时，十分愤慨，说中共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势成骑虎，中共却不兑现允诺。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对唐德纲口述历史时,

还愤愤地说: “我对他们这么好, 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我!” 经过周的大力说服, 张同意释蒋, 他说: “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向是很尊重的,既然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 那我还有什么话说!” 

                宋子文赴西安谈判

南京方面, 南京政府不了解张的意图, 意见分歧. 何应钦等主张出兵讨伐并轰炸西安, 并已出动部队。宋美龄及其他宋氏家族成员坚决反对, 并拟派与张私交甚笃的宋子文去西安摸清张的意图,但何应钦等以不与“叛徒” 谈判为由, 反对宋前往。宋说: “我不是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前行, 而是以家属的身份去” 。宋20日到西安,张同他作了长谈, 使他了解到张并不想杀蒋, 而是逼蒋停止剿共, 一致抗日。 张并说17日蒋已答应四点条件, 后又反悔。当日宋去见蒋, 蒋介石一见他即痛哭。 当时蒋认为自己被扣受辱, 要军事解决, 宋劝他说, 即使政府军占领西安, 张可以退入中共地区,你仍然难保性命, 而国家却会陷入内战, 只能有利于日本人, 终于说服蒋接受政治谈判。 宋同时也同周恩耒会面, 知道张杨和中共已同意放蒋, 心中也有了底。21日宋飞回南京与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商量,22日与宋美龄等再飞西安。宋美龄被领进了蒋介石的房间,正面壁冥思的蒋介石见到妻子突然出现在跟前 , 大惊失色 , 高声嚷道“你何苦到这里来 , 这是步入虎口啊 ! ”随即又说: “尽管我叫你无论如何不要来西安 , 但我感到是无法阻止你来的。今天早晨我打开《圣经》 , 眼睛便停留在这段文字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 , 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大令 , 此时此刻 , 我不来陪你 , 又有谁来呢 ? ”言未毕 ,宋美龄已是满眶泪水。这是西安事变中颇富戏剧性的一幕.

    宋氏兄妹一到 , 蒋介石立即委托他们为代表, 与张、杨、周恩来进行谈判,并提出“以领导人格保证, 回到南京后将分条逐步执行, 不公布或不对外有什么公开表示”。此时, 张杨也面临巨大军事压力, 南京四个师由于东北军炮兵第8旅及西北军42师的倒戈, 己迫近渭南,威胁西安。 23日正式达成十点协议, 包括改组政府接纳抗日人士, 中央军撤离西北, 废止何梅协定, 释放“七君子”并逐步释放政治犯, 停止剿共, 共同抗日, 苏维埃和红军名称照旧, 联俄等。 

             周恩耒会见蒋介石

 周恩耒24日由张学良引见蒋.一开始局面颇尴尬, 周首先开口致意: “蒋校长, 您好!……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 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了”,蒋说: “恩耒, 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解释中共立场, 并说: “只要蒋先生能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最后表示: “我肯定不会打内战了,” 宋美龄在一旁也说: “以后不剿共了。 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耒斡旋,实在是感激得很。” 周还主动提出: “经国现在在苏联生活很好,学习也有长进……如果委员长有意思让经国回来, 我可以通过有关方面, 让他尽快回到你身边。” 蒋介石一直板着的脸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那好, 那好, 谢谢恩来, 我回南京以后, 在适当的时候,再请恩来到那边去谈谈”(蒋经国于次年回国) 。次日周致电中共中央说,蒋作了三点表示: “子, 停止剿共,

联红抗日, 统一中国, 受他指挥,丑, 由宋, 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 他回南京后, 我可直接去谈判。”

至此,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过去教科书只讲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靠周恩耒的努力,实际上宋子文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放蒋的风波

达成协议后, 张学良即决定放蒋, 宋美龄等也一再催促。 24日晚张杨设宴招待蒋, 周等各方面人士, 张心中已把这次宴会看成为蒋饯行,在会上心情激动, 举止失态, 三次举杯祝酒, 一饮而尽, 又三次把酒杯掷地摔得粉碎,最后伏身餐桌, 恸哭失声。

 张学良没有料到 ,杨虎城坚决反对立即释放蒋介石: “放虎归山 , 日后伤人。没有担保就放人 , 一到南京他就会翻脸。” 张鉴于西安城门都由杨虎城部队守卫, 遂提出先送宋美龄出城上飞机,然后蒋化装到张的部队, 再设法上飞机, 但此法遭宋美龄反对。25日晨张向杨谈了自己亲送蒋回南京的打算,未能说服杨虎城, 两人几乎翻脸。张学良又去找周恩耒,请周再去开导杨虎城, 周听说张打算亲自送蒋回南京, 大吃一惊, 他严肃地说道: “汉卿,我们是朋友了,我送你两句话, “政治是无情的”, “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你三思而行。” 11时宋子文匆匆耒见张, 将东北军及西北军部份将领反对放蒋的联名信张看, 说: “汉卿, 事情宜早不宜迟啊”, 张学良也觉事态严重, 于是立即决定下午三时亲自送蒋回南京。 当时随行的宋子文秘书甚至连大衣都未及穿上, 可见当时行动之仓促。张陪蒋上飞机时，周并不知道，得张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通知赶到机场时，飞机已起飞 。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周当时在机场, 是张抢先一步跨上了蒋的飞机, 并非事实。 

张学良为什么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张自己也有一些说法, 如他曾对部下说: “我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 比你们想得高”, “(要给蒋)撑面子, 恢复威信, 好做人”,“也有讨债的意思, 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 此外也可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 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 而周恩耒则认为张看武侠小说多,

想学黄天霸的义气, 也有人认为是张不满苏联和中共的出尔反尔, 愤而不告而别。 笔者认为, 还有一个因素也要考虑在内。 据宋子文日记, 张当时行为有些异常, 有时语无伦次, 有几次痛哭流涕。22日甚至请求宋子文和宋美龄照顾他尚滞留在英国的妻子儿女,并将他个人的经济状况告诉宋子文, 与他商量如何才能安全地把这笔钱财转入宋之手, 以用于日后瞻养家眷。显然,这些天来, 来自外界各方面的压力与内心巨大的焦虑,加之日以继夜的忙碌,已把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帅搞得精疲力尽,神智恍惚。 他已不能冷静地思考权衡亲自送蒋回南京的利弊得失了, 以致草率地做出了决定。 

         张学良帮了中共的大忙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应张杨要求把红军主力移向西安与张杨部衔接，这样延安, 洛川, 三原等地就在中共势力范围内，12月26日，得知张已护送蒋还南京后，中共即将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从此成为“红都”。当时中共最怕的是张学良把与中共的密商经过告蒋，甚至把一切推到中共头上，从而引起蒋向中共报复，又来一次围剿。毛曾说“大不了无非再打游击”，可见当时的心情 。毛指示周恩来销毁一切与张杨来往的资料，断绝与张杨两方关系，并要周向蒋介石在西安的亲信解释，中共并未参与西安事变。 张的部下王以哲要求继续与中共联络，也遭拒绝。但张学良很讲义气，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独自承担责任，在回答审判长李烈钧 “你是否受外党拨弄, 不然何以糊涂至此”的问话时,昂然回答“这次事件皆由我一人负责”, “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主意,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张学良完全没有透露他与中共密商的内容。而毛泽东在当时形势下, 在公开场合也不得不指责张“破坏国家纲纪” ，“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如果我事先知道的话, 一定要加以阻拦”。在1937年1月7日，中共发出了一个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其要点为：“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和平解决”,“本党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1937年1月中旬蒋介石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说中共及其军队若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则可与中共合作。中共这才松了一口气。2月周恩耒去杭州, 后又两次上庐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谈判, 中共终于取得合法地位。

   总的来讲，经过西安事变,中共可谓起死回生。不但得到“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美誉，获得合法地位, 不再害怕蒋来围剿，而且得到大量物质利益，包括名城延安及其周围地盘，以及张学良给的大量军火和生活物资。张在与李克农谈判后即送给红军七九步枪2500支, 子弹6万发, 与周恩耒会谈后, 张又送私款2万光洋,20万元法币, 以后又应周恩耒要求陆续送红军无线电器材, 药品, 医疗器械, 地图等,10月张又送5万元及1万套棉衣,以及一批食品。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 从军需帐上查明接济红军所用款项达76万元。这些地盘和军火物资对立足未稳的中共无疑是雪中送炭。据邓小平女儿邓榕回忆, 当时邓小平得副伤寒，生命垂危,“当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把张学良送耒的一些罐装牛奶全给了邓小平, 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我父亲的命”。特别要指出的是, 中共原耒的“红都”保安只是一个只有一条商业街的小县城,其范围不及长江下游一个镇, 而且经过历年的天灾人祸, 在中共进驻时房屋都已倒塌,  人烟稀少, 财政是个大难题; 而延安地居陕北中心,是个历史名城, 房屋众多, 交通方便,还有一个小型飞机场, 中共以延安为“红都”, 可谓如鱼得水。

   被公认是研究长征和毛泽东革命思想的英文权威之作“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一书中说“(西安)事变的整个剧目从头到尾却都是由共产党人导演的。毛泽东的政治才干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张学良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相对于张学良对中共的真心结盟,慷慨援助和被审时极力为中共摆脱干系的义气, 中共在张学良赴南京后的言行实在有点不够仗义,虽然面对蒋介石的围剿前景, 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 当时这些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周恩耒生前在谈话中常对张学良有歉疚之感。据说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曾经感慨地对周恩来等人说：“没有张汉卿当年发动西安事变，我们哪有今日……”，周恩来接口道：“如果汉卿在，得给他一个副主席的位子。”毛泽东笑道：“你也太小气了吧，给汉卿国家主席的位子，都不为过!”这可能只是人家编的一个段子，付之一笑可也。  

 

             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八年抗战吗?

   应该指出，西安事变确实促进了国共和解、提早实现了全面抗战，但在这之前，1935年底, 国民党鉴于当时的形势, 己决定与苏结盟,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 周恩耒曾回忆道: “这时(在与张学良谈判的同时)蒋介石也派人耒秘密接洽, 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 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 以便削弱红军, 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蒋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谈判，1936年1月, 邓先后与潘汉年和王明会谈。另一方面,

蒋介石又在南京和上海找中共组织谈判。 当时中共派张子华与国民党代表谌小岑在沪会谈。 蒋又派宋子文去找宋庆龄, 传达他的意图。 宋庆龄派董健吾(对外称王牧师, 实际为中共特科成员) 与张子华同赴陕北汇报。 此后经几轮谈判, 9月国民党正式提出希与周恩来在香港谈判, 并为周办了护照， 此事后来因西安事变而中止。 在当时形势下,国共合作, 全面抗战己是大势所趋, 说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八年抗战，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