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我出生在河北区水臯妇产科医院。其实，我本不该降临到这个世上，只是因为我的姐姐（小名：庆庆）在1岁多时因出麻疹并发肺炎而夭折了。尽管我有两个哥哥，但望女心切的母亲还是决定再生一个，希望上天能再赐给她一个女孩。然而，她失望了。不过，父亲很高兴，三代单传的他，有了仨儿子，大可不必再为能否延续冯家的香火而犯愁了。
1958年5月，大跃进的风暴开始席卷中华大地。我母亲休完56天的产假后就恢复工作了，而我也就随着母亲进了学校的托儿所。起初，母亲的奶水还比较充足，后来随着母亲白天上课，晚上参加大炼钢铁的运动，劳累过渡，奶水就渐渐不足了，虽然，家境还能买得起牛奶，可是，带到托儿所的牛奶却被杨阿姨横加克扣（这是在文革批斗会上她自供的），导致我深度的营养不良。随后而至的3年自然灾害，诱发了全国性的食物短缺和饥荒，我家当然也不能幸免。在这艰难的环境中，我虽然没有什么病患，身高却一直没能窜起来。
熬过了困苦的3年，国家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上天也在62年的8月，又给我家送来了一个男丁。父亲当然是最高兴的，没想到3代单传（他有两个姐姐）的冯家到了他这一代，香火如此旺盛。母亲很是无奈，自叹到底是没有女儿命。我也很高兴，因为只要去医院看妈妈，就能吃到那时的稀罕物---槽子糕。远在广西梧州的奶奶也非常高兴，来信问我父亲，既然你现在已经有四个儿子了，能否送一个到梧州来也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父母商讨再三：老幺刚出生，不在考虑之列，老三太小，到奶奶那里给奶奶造成的负担太重，按说应该让老大去，但是，他毕竟能帮着父母带两个幼小的弟弟，那么，只能是将老二送到奶奶那里为宜了。于是，决定籍我二姑妈家的大表哥因大学毕业（中山大学数学力系，师从华罗庚）旅行路过天津之际，假说要带我二哥去北京玩为由，将他带回了梧州。二哥因此致死也没能原谅母亲。后来，二哥对我说，他刚到梧州时才8岁，语言不通，饮食不惯，心情极其沮丧，学说的第一句白话就是骂街：“丢你老拿发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邻居小孩拳脚相交。由于天津的教育水准比梧州高出许多，尽管二哥他尚未通过语言关，却跳级上了三年级。父母每月都定时地给奶奶汇去二哥的生活费，因此，他是衣食无忧。
